江怡：“新文科”建設與“新”哲學的誕生

2026年4月20日，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同新名家講堂”第10期在學校“同新樓”舉行，主講人江怡教授圍繞“新文科建設與新哲學的誕生”做主題演講。“同新樓”為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所在地，位于上海財經大學武東路校區。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成立于2000年，致力于為經濟金融領域的教育教學提供人文支撐。2025年，根據國家戰略發展要求和新文科建設目標，人文學院順利完成重組，在優化學科結構的前提下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型人文通識課程體系。

江怡教授

“同新樓的新與新文科的新，共同構成了新人文學院的一大亮點，高度適應了我國新文科建設的時代要求，也是讓上海財經大學在學界引起廣泛關注的重要契機。”江怡教授在人文學院講座的開場中如是說。他進一步指出，這種“新”不僅體現在學科布局的動態調整上，更內化為教學理念的革新、研究范式的轉型與人才培養路徑的重構；人文學科之“新”時代，并不是與傳統人文學科的斷鏈，而是保留其“同”，在“同”中求“新”，在“同”中創“新”。所謂人文同新的時代，體現在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社會結構轉型的加速與推進，傳統人文學科在知識形態、研究方法和社會功能等方面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不斷重塑知識生產方式與社會運行邏輯；另一方面，長期以學科分立和經典闡釋為主要特征的文科體系，在應對高度復雜、跨領域的現實問題時逐漸顯露出解釋力與回應能力的不足。在這一背景下，“新文科”作為一種高等教育改革理念被提出，其目標在于通過重組傳統文科結構，引入文理交叉與跨學科路徑，并將新技術融入文史哲、政經法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以培養具有創新能力與社會責任感的復合型人才。

然而，“新文科”在實踐層面獲得廣泛關注的同時，也在理論層面引發了一系列尚未充分澄清的問題。其中最為核心的問題在于：當人文學科被納入以技術發展和社會需求為導向的改革框架之中，其內在的人文價值、批判精神與反思功能是否會被工具理性所遮蔽？“新文科”究竟意味著對傳統人文學科的更新，還是對其根本精神的消解？這一問題構成了理解“新文科”理論正當性的關鍵。正是圍繞這個問題，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特別邀請了來自山西大學的江怡教授詳細解讀了新文科建設的理論定位和實踐導向。

江怡教授

江怡教授是山西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也是國家級人才項目入選者和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曾擔任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秘書長和副主任委員，深度參與國家新文科建設的推廣工作。在講座中，江怡教授首先從歷史視角分析了“新文科”之“新”的時代背景。他指出，從歷史脈絡看，將“新文科”簡單視為完全創新并不全面。無論是西方“自由七藝”向現代學科體系的演進，還是中國“四書五經”向現代教育模式的轉型，人文學科始終處于動態重組與整合之中。這一趨勢表明，“新文科”的“新”并非與以往人文學科的徹底斷裂，而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對知識結構與教育目標進行調整的結果。由此引發的問題是，當前“新文科”如何在延續歷史邏輯的基礎上，有效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全新挑戰？圍繞這一核心議題，江怡教授展開了以下三方面論述：第一，“新文科”如何嵌入人文學科長期重構的歷史軌跡；第二，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新文科”作為學科發展的必然性；第三，“新文科”如何在理論層面推動一種有別于傳統學科哲學的全新哲學形態的生成。

依據研究文獻，江怡教授認為，從思想史與學科史的角度看，人文學科本身并非靜態存在，而是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多次經歷結構性調整。西方大學史研究揭示了從古代自由七藝到近代學科分化的長期演變過程，顯示出整體性知識與專業化分工之間的內在張力。中國思想史研究同樣指出，從傳統經學體系向現代學科制度的轉型，是中國人文學科現代化的關鍵環節。與此同時，跨學科研究逐漸成為理解當代知識生產方式的重要理論工具。跨學科并非簡單的知識拼接，而是一種回應復雜問題的認知策略。這一觀點為“新文科”所倡導的文理交叉提供了方法論依據。同時，江怡教授特別指出，在哲學研究領域，相關討論則更多聚焦于哲學教育在當代社會轉型中的角色定位。人文學科與哲學教育的核心價值在于培養公民的批判性理性與公共反思能力，而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應立足現實問題，探索具有中國經驗與世界意義的思想表達方式。由此可見，當代“新文科”并非歷史的偶然產物，而是人文學科在新的技術條件與社會需求下所呈現出的又一次系統性重組。這一重組既繼承了人文教育關注價值、意義與人的根本問題的傳統，又試圖回應新時代提出的全新挑戰。

順應這一歷史重組的趨勢，哲學教育和人文學科的改革不僅體現在知識結構的整合，更強調跨界思維與社會參與能力的培養。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前沿技術深度融入社會生活，傳統學科的邊界日漸模糊，學理與實踐的結合成為培養創新型人才的關鍵。新文科建設推動高校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及評價體系等方面不斷革新，引導學生以開放的視野和批判的態度面對全球性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哲學教育不再局限于知識傳授，而是積極引導學生思考技術發展對人類社會的深遠影響，鍛造既有本土情懷又具全球意識的復合型人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正是在這種理念指引下，以敢為人先的勇氣和兼容并包的格局探索新文科實踐的多樣路徑，為新時代人文學科的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

江怡教授還分析了第四次工業革命引發新文科轉向的時代背景。他指出，在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知識生產方式和社會運行邏輯發生了深刻變化。單一學科視角已難以充分理解和應對高度復雜的現實問題。在這一背景下，“新文科”將文理交叉、能力培養與人文關懷確立為核心導向，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這一轉向不僅是教育策略層面的調整，更意味著對人文學科自身定位的重新思考：人文學科不再只是對既有價值的闡釋者，而是應當積極參與對新技術、新制度和新生活方式的反思與規范。這種轉向為哲學教育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正因如此，江怡教授強調，新文科的構建不僅僅是對傳統學科框架的補充，更是深度融合創新思維與社會責任的過程。在實踐層面，這種融合促使高校將課程內容與社會實際緊密結合，推動學生在多元技術環境下形成批判性分析和跨界整合能力。同時，隨著社會對復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斷增長，新文科為哲學教育打開了更廣闊的空間，使其在引導學生理解技術變革與社會倫理的關系、提升全球視野與本土情懷方面能夠發揮更大作用。通過這種雙向互動與持續創新，新文科不僅回應了時代挑戰，也為人文學科的發展注入新動力，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一，為后續哲學教育與學科進步奠定堅實基礎。

作為資深的哲學工作者，江怡教授對哲學在新文科建設中的作用提供了值得特別關注的重要觀點。他指出，哲學作為人文學科的核心，其根本使命在于培養批判性理性思維，并對社會整體進行反思。“新文科”所倡導的跨學科與技術融入，恰恰與哲學教育的內在精神高度契合。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江怡教授提出，“新文科”的推進催生了一種“新”哲學形態。這種“新”哲學并非簡單更換研究對象，而是在方法論和價值取向上發生轉變：一方面，它立足當代中國與世界的技術進步和社會變革，主動回應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它致力于在全球思想交流中建構具有中國經驗和中國立場的哲學表達。因此，“新”哲學既是對傳統哲學資源的創造性轉化，也是對當代文明問題的理論回應，其目標在于形成具有時代特征、中國特色和世界影響的思維方式與價值體系。在這一進程中，“新”哲學不僅強調理論創新，更注重實踐導向。它要求學者們將哲學思考與國家社會的現實需求相結合，關注技術進步對倫理、文化以及人的本質的挑戰，從而推動哲學從象牙塔走向廣闊社會生活。“新”哲學鼓勵多元視角的對話與交融，既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智慧，又吸收全球思想資源，力求建構開放包容、富有批判精神的學術體系。正如當前新文科建設所倡導的跨界融合與能力培養，“新”哲學也致力于引導青年學子在復雜多變的時代背景下，提升獨立思辨與公共參與的能力，助力中國哲學在世界思想舞臺上綻放更為鮮明的時代光芒。

江怡教授強調，“新文科”不是對傳統人文學科的否定，而是在新時代背景下的一種歷史性重組。正是在這一學科重塑的大環境中，新文科建設展現了鮮明的文理交叉與跨學科融合特色，這也是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今后努力的發展方向。講座現場的老師們既對新文科的未來充滿期待，也帶著些許疑慮，他們隨即與江怡教授展開了熱烈討論。大家關注的問題包括：在新文科建設中，傳統人文學科如何保持其獨特價值？課程設計和人才培養應如何體現文理交融？大數據時代，人文學科又該如何更好地發揮社會作用？對于這些問題，江怡教授都做出了富有見解的解答。在思想交鋒與觀點碰撞的過程中，現場教師們紛紛表達了對新文科未來發展的獨特見解。大家一致認為，面對技術迅猛發展和社會需求不斷變化，傳統人文學科若能主動擁抱創新，與理工科攜手并進，必將煥發新的生命力。與此同時，師生們也深刻意識到，在課程體系和學術實踐中，需堅持以人為核心，注重價值引導和批判精神，防止技術工具化對人文精神的侵蝕。圍繞新文科理念，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計劃加強跨學科團隊建設，推動學科交叉融合，鼓勵青年學者勇于探索未知領域，培養既具有深厚人文底蘊，又能駕馭前沿技術的復合型人才。講座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將以開放心態和創新思維，積極投身新文科改革實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轉型升級貢獻智慧與力量。

“新人文就是新文科，這是時代賦予文科的新生命。”江怡教授以滿腔熱情描繪了對新人文學院的期待。王獻華院長對講座進行了總結，回應了江怡教授關于新文科建設的獨到見解，并由衷感謝他對學院發展的高屋建瓴的指導。王獻華院長指出，“同新”之新不僅是同中求新，也是共同求新。這里的“同”既是人文學科與其學術單位間的攜手同心，也是不同學科與各行各業間的通力合作。他堅信，在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積極支持和兄弟單位的密切協作下，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將在我國新文科建設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