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雪中送炭的良朋好友

文︱沈西城

黃俊東和胡菊人是我一生當中的最大恩人，然而一個一個離世矣，在荊棘文林中，只剩下我一人。

寫作超過六十載，迄今無大成績，可滋潤了我的靈魂，勇敢前行。寫作難致富，卻能添秀氣，招來相知的朋友。

我十二、三歲時開始投稿報章的學生園地、《青年樂園》《中國學生周報》《天天日報》學生園地，其中《天天日報》給予我最大的鼓舞。六七暴動，我投的小文意外地得到主編沈彬先生的賞識，在文末批注——“沈西城同學，我很欣賞你的文章，盼你以后能多來稿。”登時令我勇氣大增，雄心萬丈，若沒有沈先生的贊許，日后哪會有沈西城這個小子？

中學開始向報紙副刊投稿，這真想大了頭，要知那時副刊壁壘分明，門禁森嚴，豈是一般人所能闖者，我的稿子自然一一投籃（意即被扔棄，投進廢紙簍）。幸好有一張《明燈日報》，日日小說叢版歡迎投稿。不管三七二十一，投了一篇署名白蘆仿依達（依達是當時香港名作家）的愛情小說，很快給刊了出來，賺得到廿二元五角稿費，不勝雀躍，遂連續投稿，篇篇俱刊出，站穩了陣腳。又想到連續投稿，總不能只是一個筆名，單一形式，心里有了計較：白蘆愛情、洛人奇情、歐陽懷園鬼故、陸奇歡場、不敗書生武俠。這一來，一個月總有七、八篇發表，稿費收入有二百多，足夠我消遣。

這時生活逍遙，燈紅酒綠，弦竹不斷。離不開《明燈》老總呂永的關顧，他是粵劇撰詞人、歌星呂珊的父親。報館在北角七姊妹道東建大廈，離我家很近，我每早上學，順手把稿件放入信箱，連郵費也省回。某日上報館領稿費，呂永好奇地望著我：“小弟弟，你是不是代爸爸來拿取稿費？”我維維否否，他笑了笑，笑容永烙在我心田。

從通俗小說轉向純文學

人望高處，開始厭倦通俗小說，欲向純文學之途發展，其時，香港最出名的文學雜志是《純文學》和《當代文藝》，后者主編徐速先生，就是名著《星星月亮太陽》的原作者，我用盡心思寫了一篇投去《當代》，數月過后，毫無信息。復投一篇，仍然石沉大海，沉不住氣，一個下午，跑上旺角金輪大廈《當代文藝》編輯部，接見我的是一個中年婦人，雍容華貴，聲音和暖，后來才知道她便是徐速先生的太太張慧貞女士，她微笑說：“葉先生，你的文章徐先生看過了，有點新意，只是文筆仍有沙石，你回家里修飾一下，好不？”改了再投，石沉大海如故。我心往下沉（罷了罷了！斤兩不夠，何苦自討沒趣！）再也不敢投稿《當代》。

后來，母親送我往日本讀書，在日本，我唯一的娛樂就是看日本的通俗小說、研讀純文學，尤其是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的小說、福永武彥、五木寬之的散文，我是通篇細看，認真咀嚼學習。回到香港寫了一篇《尸骨》，再投《當代》，皇天不負有心人，這回刊出來了，證明日本之行并無白費。

重回香港，我遇到一生摯友《明報月刊》編輯黃俊東。他把我翻譯有關日本文化的文章轉交主編胡菊人，陸續予以發表，很快我就穩定了生活上的波動。可以說，黃俊東和胡菊人是我一生當中的最大恩人。另外黃俊東還介紹我認識了劉以鬯先生，得其助，開始在《快報》副刊寫一些小文章。

魚網漸漸撒向其他刊物，翁靈文世伯把我推薦給《大成》主編沈葦窗先生。《大成》是掌故大本營，老一輩優秀作家全握在他手中，陳存仁、陳蝶衣、林熙、岳騫……皆是掌故名宿。我年紀最輕，敬陪末座，抱著學習的心情，從日本雜志方面掇拾資料，寫成各類掌故，其中最引起回響的，就是李香蘭傳。看過李香蘭傳，翁伯伯取笑我說：“關琦，你也是傳奇呢，《大成》從來沒有過這么年輕的作者！”聽得我心花怒放，靈魂上了天。

倪匡曾想推薦我到明報

這處，不得不提查良鏞先生，當初我為《明報》副刊寫文章，自以為是得自蔡炎培詩人的臂助，詩人醉態可掬，嘆口氣，說道：“西城，我哪有這個力量，咱《明報》副刊的文章，一定要經查先生法眼，我只是小校對！”語調凄涼。我這才知道給我機會的人竟然是金庸。倪匡曾想推薦我到《明報》工作，查先生說：“小葉有點才氣，但坐不牢，還是寫稿吧！”嗣后，我把明系所有刊物都寫個遍，可還是有點兒別扭，為啥不容我進《明報》的門呢？到現在，才醒覺金庸的用人之明，太了不起。《明報》工資不外四、五千，我的稿費每月收入逾一萬，這豈不是優待我嗎！脫帽致謝！

天道無常，上述各位良朋好友都一個一個離世矣，在荊棘文林中，只剩下我一人。負戟獨彷徨，我感到無比的寂寞、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