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愛奇藝把“AI藝人庫”公開推到臺前后,爭議幾乎立刻出現:平臺一方面宣稱已有一百多位藝人“入駐”,AI可以把演員的年產量從四部戲拉到十四部戲,并且還能“有更多時間休息”。
另一方面,張若昀、于和偉、王楚然等相關方幾乎同步發聲,核心意思很直接:沒有授權,就不要把人臉拿來當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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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大會上,官方敘事主打數字化、智能化、規模化,聽起來像是要給影視工業“裝引擎”,讓生產更快更省。但當天下午起,聲明接連出現,輿論關注點馬上從“新技術愿景”轉向“到底有沒有拿到授權”。
熱搜進一步放大情緒,相關話題迅速發酵,股價出現波動,CEO連續發聲解釋,官微評論區也隨即收緊。與其說是單純公關失誤,不如說是行業長期矛盾在一次高調發布中被集中點燃:業內并非不知道AI會進入影視生產,只是沒想到它以一種近乎“默認合理”的姿態被推出來。
更耐人尋味的是“讓演員有更多時間休息”這句話。表面聽起來是關懷,但換個角度就像一筆生意:休息到底是為了人的身心,還是為了讓“可復用資產”更穩定、更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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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I替身能高強度連續拍攝、永不請假、也不會出現輿情風險,那么所謂“休息”,可能只是把真人邊緣化的一種委婉表達。商業邏輯常用柔和措辭去包裝成本表,這并不陌生。
此前有公司推出AI演員“林汐顏”“秦凌岳”,甚至安排擔任主演。網友很快發現其五官呈現“混合感”:像這個明星一點、像那個明星一點。
把視角拉到海外,會發現這不是某個平臺的偶然選擇,而是全球影視業共同面對的難題。2023年好萊塢編劇、演員雙罷工中,AI就是核心戰場之一:群演被掃描成數字替身,片方可能用一次性買斷價換取長期使用權,價格卻接近“一天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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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天工資買“終身使用”,本質上接近把人當一次性電池。罷工后雖然爭取到“需本人同意、限制訓練與使用”等條款,但行業現實也很明確:技術很難被簡單喊停,更多時候只能把規則寫得更細,把談判籌碼談得更硬。
從制作端賬本看,吸引力確實巨大:真人短劇制作成本動輒四五百萬,精品更高,周期至少半個月;AI短劇可能四天就能出樣片,單位分鐘成本壓到兩千元以內,團隊結構也會被迫重組——導演、剪輯以及少量技術人員成為核心,攝影、燈光、造型、美術等傳統崗位被明顯擠壓。
關鍵在于,效率本身不是原罪,越線才是問題。若AI替代的是“偷懶式表演”和“流水線內容”,觀眾甚至可能歡迎。此前一些古裝劇因“精致妝容上戰場”、假道具等被群嘲,說明觀眾反對的不是技術,而是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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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看,過去一些演員為角色增重、苦拍、真摔真騎,觀眾多年后仍會認可那份投入感。人類對“是否真誠”的判斷能力,并不會因為算法變強就消失。
但如果AI的成功路徑變成“低成本批量生產 + 默認抓取數據”,風險就會從明星擴散到所有普通人。明星被盜臉至少還有團隊、律師以及輿論資源,普通人則更脆弱:有人發現自己的臉被用于AI短劇,角色被設定成猥瑣反派;也有人被當作丑角,在巨量曝光中被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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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邊界要真正畫清楚,不能只靠一句“不是故意的”,而需要一套可執行的規則:把授權形式、使用范圍、用途、期限以及可撤銷機制講明白。讓生成內容具備可追溯的鏈路記錄;平臺在上架前開展更嚴格的核驗,并配套更快的下架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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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推動崗位洗牌幾乎不可避免,但社會不能只追求“更快更便宜”,還要回答“人應該被放在什么位置”。當效率與權利發生碰撞時,是否愿意為人格權、勞動尊嚴以及個人邊界留出空間,決定了技術進步到底是在托舉人,還是在擠壓人。
面對AI,真正令人警惕的并不是新工具,而是舊邏輯換了外殼:人被轉化為數據,數據被轉化為商品,商品再反過來定義人——這樣的循環,是否應該被默認接受,值得持續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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