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日樓文集》底本來源考——兼論王蘧常編校本

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書法家沈曾植（1850年-1922年）《海日樓文集》向以稿本復雜、校勘為難。其弟子、史學家、書法大家王蘧常（1900年—1989年）于抗戰期間在孫德謙校本基礎上，廣羅沈氏初稿、抄稿、清稿、別稿，悉心編校，成《海日樓文集》手稿七冊，以小楷恭書，附 “蘧案” 校注四百八十余條，1987 年捐贈遼寧省博物館，是為整理沈氏文集最精審之 “王校本”。

錢仲聯 （1908年-2003年）出版的《海日樓文集》（錢點本），自稱底本為 1947 年抄自沈慈護家之孫德謙編本，筆者經考證錢氏真實底本，系1988 年前后由遼寧省博物館提供之王校本復印件。錢點本篇目分類、編次順序悉遵王校本，校注內容幾乎全襲 “蘧案”，僅刪去 “蘧案” 及與王蘧常相關之語以掩蹤跡，其自撰校注僅十條且多無關校勘。本文以版本對勘、文獻互證、當事人口述三重證據，澄清錢點本底本來源與成書真相，還原王蘧常整理沈曾植文集之學術功績，為近代學術史與文獻學公案提供確鑿結論。

《王蘧常編校<海日樓文集>手稿》

王蘧常先生

王瑗仲諱蘧常先生編校沈曾植《海日樓文集》手稿（以下簡稱“王校本”），淡黃色竹紙，豎行謄録，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其中一百二十余篇有雙行小字楷書校注，絶大多數出以“蘧案”。此稿共收其師沈寐叟所撰各類文章一百七十二篇，其中四篇有題無文，實收文一百六十八篇，除三篇外，皆為王先生以小楷恭書。手稿共七冊，無裝訂，除第七冊《海日樓文外集》外，第一冊到第六冊收文，皆以王先生撰《沈子培先生著述目》分類次序編排。此次影印出版，亦據手稿本來面目和編次，不做任何改動，以存原貌。

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王先生夫人沈靜儒病逝。隨后在籌備處理王夫人后事上，時遼寧省博物館楊仁愷先生助力匪淺。為感謝楊仁愷先生的恩惠，王先生隨后將自己的多幅書作，及收藏于身邊的多種文稿，分批捐獻于遼寧省博物館，其中即包含了上述所說的“王校本”，以及王先生珍藏多年的沈寐叟遺札、遺稿等珍貴文獻。

《雙花王閣記》

據王校本所收《雙花王閣記》“蘧案”，該稿應寫成于一九四四年或稍晚，時當抗戰后期。王校本編校體例，亦于手稿所收《沈達夫先生墓志銘》中有所揭示。沈氏留存于后人處的諸多原稿、鈔稿、清稿等，多賴王校本的“蘧案”而得以保存，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參考價值。

王校本的撰寫，固然緣于沈寐叟和王先生的師生淵源，亦和其撰寫《沈寐叟年譜》，以及長期關注并研究寐叟的相關文獻有莫大關系。

王先生和其師寐叟同籍嘉興，嘉興王、沈二家世有戚誼，沈寐叟為王先生之母沈太恭人的族父，故而王先生敬稱寐叟為“四公”（寐叟于兄弟姊妹行四），王先生之父部畇公（諱甲榮）亦恭稱寐叟為“四丈”。一九一八年夏間，沈寐叟等自上海回嘉興，與部畇公等六老詩酒相會。少年瑗仲托名“阿龍”，向寐叟函問平日讀書所不能解者二十余事，寐叟均給予圓滿解答，令其大為嘆服。1919年2月，王先生隨父至上海，為沈寐叟祝七十大壽，并正式拜入沈氏門下受業。至1922年沈寐叟故去，王先生于寐叟門下問學約有四年，在書學和詩文等方面深受其影響。五年后，為表彰沈寐叟一生學行，王先生決定撰寫先師年譜。但沈氏逝世不久，寐叟遺著鮮見公開發表，欲撰其《年譜》，實屬不易。

但王先生勉為其難，先作簡譜，歷一月又五日而成，名曰《先師沈子培先生年譜初稿》。《初稿》頗為疏略，有待增補者實多。而沈寐叟故去后，其相關各種文稿大多藏于嗣子沈慈護處。為充實《初稿》內容，王先生曾托張元濟聯系寐叟后人，并懇其出借相關研究材料。

后沈慈護應允王先生翻檢寐叟相關遺稿，并請其整理沈氏多種著作，于是藉此機會，“先后得見先師文稿書札及雜俎多種，于是發奮加以補訂”。至1938年，歷經十年修補，《沈寐叟年譜》于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成為此后幾十年間研究寐叟學行的基本參考著作。從內容上看，囿于當時相關歷史文獻的缺乏，《沈寐叟年譜》亦較簡略，僅五萬余言，但此譜的顯著特點，在于其首尾完具，引證簡明扼要；且多處引據了親聞或親歷者，如寐叟嗣子沈慈護、其父部畇公、其兄王邁常等的回憶，亦甚有價值；有的地方所引據文獻，獨賴《沈寐叟年譜》才得以保存。在此譜中，亦有多處利用了收藏于沈慈護處的孫德謙編《海日樓文集》。此外，《沈寐叟年譜》重要的參考價值，是書后附錄了一萬余字的《沈子培先生著述目》。該《著述目》以沈慈護《海日樓遺書目》為基礎，增補擴充了那時所能見到的沈寐叟的全部文獻資料，并有提要說明，實為后來者研究沈寐叟的基礎文獻指南。

辛未（1931年）初秋，王蘧常先生寫成《海日樓文鈔》一冊，留存于沈慈護處。此冊共收録寐叟19篇文章，遠非全本，所抄録寐叟文章皆為清稿，尚無王校本后來所作“蘧案”等校注文字。沈氏文獻中極為重要的《海日樓文集》，“原稿叢殘，且多闕文”，而寐叟對其文稿前后修改，所在多有。王先生那時已能見到沈慈護處收藏的沈寐叟諸多遺稿等，于是藉此機會，在孫德謙編《海日樓文集》的基礎上，進行二次編校，匯校異文，完整保留寐叟前后修改其文稿之樣貌，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近年收藏于沈慈護后人處的寐叟遺稿已流散于外，大多已收入《沈曾植遺墨集》（戴家妙主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3年）一書，經筆者與王校本核對，發現此書其中所收二十余篇沈氏文稿，多有王校本所利用者。

《定廬集序》局部

《定廬集序》局部

以上簡述王先生撰著《沈寐叟年譜》，及編校《海日樓文集》一書的經過，自然會令人聯想到著名學者錢仲聯近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即所謂錢仲聯“編校”《海日樓文集》（實非“編校”，故以下簡稱“錢點本”，廣東教育出版社，2019年）。1995年，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有關人員至錢仲聯處，約稿出版寐叟文集，并預付錢氏稿酬一萬伍仟圓，但此后延宕多年，方于錢氏辭世十六年后得以出版。錢點本所憑借的材料從何而來，自然引起筆者莫大的興味。錢點本于書前影印王校本《定廬集序》手稿復印件，此手稿共有“蘧案”兩條，第一條錢點本刪去，第二條在錢點本《海日樓文集》正文中襲用，但刪去“蘧案”二字。讀者如細心體察，所謂錢氏“編校”內情，實已露出端倪。

錢點本自序（作于乙亥年，即 1995 年）中明言，其所憑借材料為孫德謙編校《海日樓文集》，該書后附《校讀后記》亦引錢氏云：“我出的《文集》是據孫丈德謙的校訂本。” 而在錢氏撰寫于 1985 年的《沈曾植集校注?前言》中，對于錢氏口中頗為重要的孫校本，其實已有明確交代，但前后所言，大相徑庭：

沈氏尚有《海日樓文集》二卷，為孫德謙所整理。孫歿后，沈氏門人王蘧常復加編定，其篇目載《沈寐叟年譜》。沈慈護家有清本，王君亦藏有鈔本。新中國成立后，慈護以沈氏遺著，包括《文集》在內，全部捐獻浙江圖書館。四兇肆虐時，慈護已歿。前數年，我派學生到浙圖查看《海日樓文集》，該館細查不復得。又索諸王家，不見此書。問諸沈氏后人，亦茫然不知。

由上可知，遲至 1985 年，錢氏從遼寧省博物館索得王校本之前，只是知曉（聽聞或親見）沈慈護家有孫校本之 “清本”，并沒有覓得孫德謙所整理之兩卷本《海日樓文集》。至于其所言沈慈護向浙江省圖書館捐獻沈曾植遺物事，實為沈慈護于 1955 至 1957 年，“先后兩次向浙江省博物館捐贈家藏書畫碑帖、圖籍手稿等共計一千一百余種（包括部分沈颋個人收藏）”。而錢氏所說 “王君亦藏有鈔本”，實乃錢氏想當然之事，據后文所述，此 “鈔本” 實為王蘧常先生編校《海日樓文集》手稿，也即錢氏所言 “復加編定” 者。五年后的 1990 年，錢氏在《文獻》第三期發表《沈曾植海日樓佚序上》，于引言中談及材料來源，前述四處苦覓不得之孫校本，突然現身于其筆下，成為其整理寐叟文集的 “枕中鴻寶”，并云：“其《海日樓文集》上、下卷，曾由孫德謙整理編排，其篇目見王蘧常《沈寐叟年譜》附沈先生著述目中。四十年前，聯親見此文集稿于沈氏家中（當時沈公子慈護館我于其家凡兩月），全部抄出，近加研究復閱，發現孫氏所編文集，有脫漏的文章未收入，如《頻伽精舍大藏經序》《文云閣墓表》之類，且其中還有有目無文者不少。至其先后編次凌亂顛倒，錯誤尤甚。為此，聯重加編次，審定其寫作先后，補其缺篇及有目無文之篇，次第與孫編本大異。” 又五年后（1995 年），廣東新聞出版局有關人員聯系錢氏，欲出版寐叟文集。錢氏應允后，為錢點本作《序》。在此《序》中，錢氏追敘其祖上與沈寐叟交誼，并明言其編《海日樓文集》之材料來源為孫校本，所述更為詳確：

四十年前，先生嗣子慈護館我于其滬西家中凡兩月，曾獲見此文集鈔本，為孫德謙先生所整理，上有孫先生校識及金兆蕃附識。余全部抄出此稿，歸后并復印副本。“文革” 之禍，鈔本被劫，已成灰燼，幸復印本先為友人借去，事過歸還，幸無缺失。后反復研閱，發現孫氏編次鈔本，有有題而無文者，更有脫漏之文未收者，如《頻伽精舍大藏經序》《讀元秘史后記》《文云閣墓表》《光緒六年庚辰科進士策對》，及其他零散雜文不少。至于編次，往往先后零亂，序類尤甚。因重加厘定，補入有題無文之作，于他家著作及選本中覓得之。復增補佚文，成為今之全本。

《跋投筆集》

綜上，前所引錢氏曾于 1985 年前訪求不得之孫德謙編《海日樓文集》，又在五年后的回憶中戛然出世，且為其 “編校” 寐叟《海日樓文集》所參考利用者，而且為其四十多年前，即 1947 年于沈慈護家所抄錄之復印本。1985 年至 1995 年，此十年間，沈慈護辭世已久（沈慈護于 1963 年去世），錢氏當更無可能通過浙江省圖書館，或沈氏后人覓得孫編《海日樓文集》。其前后追憶之辭，大相徑庭，然又言之鑿鑿，似不由人不信，但略加考索，所謂 “抄出此稿” 者，顯為錢氏冥想杜撰之語。且不論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錢氏神通廣大，竟能利用當時不可能有的復印設備來復印文稿。僅從錢點本《海日樓文集》的文本來看，其最大的特色和文獻價值，并不在對沈氏單篇文字的匯總，而是對沈氏文集的不同寫本（沈氏手稿，同一篇或有不同寫本）和鈔本等，進行匯校，別其同異，訂其訛誤，從而既能呈現出善校精勘之定本，也能從中體察出沈氏同一篇文字的前后修改情況和作文命意所在。在錢點本的正文單行小字校注中，多有據沈寐叟原稿和鈔本等進行對校的文字。筆者對此頗為疑惑，難道在 1985 年以后，錢氏又得到了沈慈護后人的大力惠助，將寐叟撰寫之原稿、別鈔等借與錢氏進行編校？或如錢氏在錢點本《序》中所云，其將孫德謙編《海日樓文集》在沈慈護家抄出后，同時據沈家所藏寐叟手稿等進行校訂工作？略加梳理，這兩種情況亦絕無可能。1985 年前，錢氏既苦覓孫編《海日樓文集》而不得，更不可能獲得 “錢點本” 據以對校的沈氏手稿、鈔稿等。而錢氏于 1947 年館于沈慈護家中兩月，只言抄出孫編《海日樓文集》，并未言及校勘之事。退一步說，即便彼時進行《海日樓文集》相關編校工作，加上錢氏還要整理寐叟二十余種遺稿，以及抄錄沈寐叟各種札記，“館于沈慈護家” 兩個月時間也絕無可能完成。可見彼時其亦不可能在孫校本的基礎上，進行重新編校的工作。能夠佐證筆者上述懷疑合理性的，恰為錢氏在另處的一段記錄。1948 年，也即館于沈慈護家，整理寐叟遺稿之明年，錢氏撰寫了《海日樓札叢》之《跋》。在此《跋》中，錢氏羅列了于沈慈護家整理寐叟遺稿共 21 種，令人奇怪的是，錢氏后來念茲在茲，一再標舉藏于沈慈護家的《海日樓文集》孫校本，卻沒有列入進去。個中消息，實堪玩味。1985 年，錢氏記述當年客于沈慈護處，所董理寐叟遺稿，亦為 “學術筆記、日記及詩稿”，亦可與其《海日樓札叢》之《跋》相印證。此外，錢氏還提供了另外一個說法：

四十年前，聯親見此文集稿于沈氏家中（當時沈公子慈護館我于其家凡兩月），全部抄出。近加研究復閱……

此處錢氏似乎是強調自己利用四十年前從沈慈護處過錄的 “抄本”，而非前面引文所謂的 “抄本” 之 “復印本”。暫不論錢氏前后所說為何不一，我們不禁要問，錢點本既然參考的是孫校本，但是其中四百余處與孫校本不同之正文小字單行校注，果為錢氏所作，抑或另有隱情？其中所依據的手稿、鈔稿、清稿等，到底從何而來？凡此種種，頗讓人疑竇叢生。事實上，孫校本于錢氏筆下橫空出世后，如仔細體會其相關文字，錢氏多次強調的是錢點本對孫校本文章編次順序的調整和闕文的補充（筆者懷疑錢氏所依據的是王先生《沈寐叟年譜》后所附 “復加董理” 之《海日樓文集》目錄，而非孫校本目錄），并沒有提及其校注案語的來源，但錢點本最大的學術價值，正是那些襲自王校本的四百余條小字校注案語。筆者谫陋，至今不知孫校本存于何處。寐叟嗣子沈慈護于 1932 年撰《沈乙盦先生海日樓遺書總目》，內有孫德謙編校《海日樓文集》，后 1957 年沈慈護致書北京中國社科院院長，建議出版寐叟遺著，隨函附有寐叟遺稿目錄七種，但無錢氏所說的孫校本。浙江省博物館和上海圖書館所藏寐叟遺稿中，亦無孫校本的信息。不管孫校本是否已佚失，如后所述，王校本實為可以取代孫校本，并有重要文獻校勘價值的善本。

所幸于八十年前成稿的王蘧常先生編校沈寐叟《海日樓文集》手稿，因遼寧省博物館的妥善收藏，尚存于天壤間。經與錢點本對勘一過，便可顯知錢點本的成書真相，其篇目順序和分類，以及錢點本正文中所加單行小字校注，除了僅十條為錢氏自作外，皆襲自王校本和 “蘧案”。為掩蹤滅跡，錢點本將王校本中所有 “蘧案” 兩字全部刪除（少數僅刪 “蘧” 字），并將和王先生有直接牽涉之文字，亦掃除殆盡，如：

《漸西村人安般簃詩序》。蘧案：《文集》定本公手署此題作漸西山人，金校云：漸西似自署村人。金說是也。《清史稿?袁昶傳》謂昶有《漸西村叢刻》，陳衍《近代詩鈔》袁昶小傳云 “有《漸西邨人集》”，今檢《漸西村舍叢刻甲集》，有《漸西村人初集》十三卷、《安般簃詩續鈔》十卷。公蓋一時筆誤。又案，此文作于壬辰仲春，光緒十八年也，詳余《年譜》。此條錢點本全襲王校本，但于 “金” 后加 “兆蕃”，又刪掉 “詳余《年譜》”。《年譜》即為王先生著《沈寐叟年譜》。

《沈達夫先生墓志銘》。蘧案：余外舅沈仲殷先生錄示公此文清稿，“算” 下有 “所” 字，《文集》鈔本原亦有 “所” 字，后經公乙去。茲從《文集》鈔本。沈仲殷為沈曾植子侄，為王先生外舅，和錢氏無任何關系，故此條錢點本全部刪除。

《沈達夫先生墓志銘》。蘧案：清稿 “太守” 作 “觀察”，茲從公定本，據先大夫《沈書森太守傳》，作 “太守” 是。錢點本刪除 “據先大夫《沈書森太守傳》，作‘太守’是” 兩句。“先大夫” 指王蘧常先生之父部畇公諱甲榮，《沈書森太守傳》為部畇公所撰，和錢氏亦無任何關聯。

王甲榮撰《沈書森太守小傳》（局部）

《漢律輯存凡例》。蘧案：《清史稿?薛允升傳》有《漢律輯存》四卷，據金甸丞太守蓉鏡言，是書實公與徐博泉同溥同輯。書未見，詳余《年譜》。譣凡例墨跡，當是公中年所作。《允升傳》光緒十九年授刑部尚書，二十三年坐事鐫級，貶授宗人府中丞，此數年中公正在刑部，十八年擢江蘇司郎中，二十三年丁憂，撰此必在十九年以后，二十三年以前也。錢點本刪除 “蘧案”，遂將沈寐叟 “自注” 內容和 “蘧案” 所作內容連為一體，不復能分別。錢氏又刪除 “詳余《年譜》”，此《年譜》，亦為王先生著《沈寐叟年譜》。

王校本《海日樓文集》手稿中，不計單條所引的 “孫校”、“金校” 等，所出 “蘧案” 總計四百八十余條，除去少數被錢氏刪除者外，皆為錢氏所襲用，而錢氏自己所作的 “校注”，據編者統計，僅有區區十條。

除了第九條勉強可算作對《海日樓文集》正文文字的校核外，其余九條錢注，皆為標明沈文的寫作時間，或對沈文篇題中提及的人名所作的簡注等，實無關 “編校” 之事。

錢氏如此辛苦刪節彌縫的結果，使錢點本《海日樓文集》正文中的小字校注，如標明 “自注” 等者，為沈寐叟所作，而除 “自注” 和 “孫校”、“金校” 等外，對寐叟文獻整理價值最大的單行小字校注，只能使讀者認為是錢氏的編校成果。但這樣大加刪除 “蘧案” 等字樣的結果，又使上述寐叟自注、孫校、金校等和錢氏襲用的 “蘧案” 混同為一，復增不少錯誤。

從王校本和錢點本所收文章篇數來看，王校本收文一百七十二篇，其中四篇有題無正文，即為存目，實收文一百六十八篇，其中有九篇錢點本沒有收錄；而錢點本共收文亦一百七十二篇，其中有九篇王校本沒有收錄。由此可見，兩書所收篇數相差實不甚大。

至此，讀者也許會心生疑惑，然則錢氏所據的王校本又從何而來？本文前已提及，王先生編校沈曾植《海日樓文集》手稿，已于 1987 年捐于遼寧省博物館。而筆者后與錢點本編輯宋浩先生聯系，問及錢點本與王校本的關系，蒙宋先生賜告，當年其亦面詢錢點本所據手稿之來源，錢氏言系為遼寧省博物館楊仁愷先生復印并轉交，且錢氏提交給出版社編輯所用的底稿（皆為復印件），即用墨筆把 “蘧案” 兩字等全部涂去。此節宋浩先生于其所撰錢點本之《校讀后記》中已有所披露：

錢先生校點所據的底本為復印件。有四種字跡，一為王蘧常毛筆鈔校，一為錢先生毛筆鈔校，一為錢先生硬筆鈔校，一為復印雜志等刊本文字。錢先生在此復印稿上標點編輯、董理注文。校記均體現在注文中，多有存異，闕疑仍之。

這四種錢點本所據的復印件，“王蘧常毛筆鈔校” 者，自然指前述遼寧省博物館楊仁愷先生提供的王校本復印件；“錢先生毛筆鈔校者”，疑指王校本中所收非王先生手書之《跋星鳳樓帖》和《持明窔記》兩稿，但此兩稿是否為錢氏手跡，其實還可存疑，讀者可將其與收在《蘧草法帖》第五冊后的幾通錢氏手札進行對照，兩者字跡頗為不同；其他兩種底本復印件，“復印雜志” 者，不可能和錢氏多次提到的孫校本有關系，而最后一種 “硬筆鈔校” 者，編輯亦沒有明確交代其底本詳細情況，應絕非孫德謙編校《海日樓文集》鈔本。而錢點本體現在注文中的 “校記”，據上述，充其量，只有寥寥十條，如嚴格來說，僅區區一條而已，其他則全襲自 “蘧案”，可見其所謂四十多年前抄錄孫德謙校本之事，本為其向壁虛構者。

由是錢氏盜用王校本，于王先生辭世之 1989 年，就開始在《文獻》和《學術集林》等學術刊物上，連續發表多期多篇 “研究成果”，如《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跋》《沈曾植未刊遺文》等系列文章。不消說，原王校本的 “蘧案” 等字樣，皆被錢氏刊削殆盡，至錢點本公開出版，王先生于抗戰艱難困苦時費盡心力而成的《海日樓文集》和 “蘧案”，歷經社會動蕩而幸存，卻于半個多世紀后，成為錢氏董理沈寐叟文集的成果（有的研究者據此，即認為整理《海日樓文集》為錢氏董理寐叟遺稿的三大貢獻之一）。王校本作為《海日樓文集》的二次校訂本，利用寐叟所遺諸多原稿、清稿、別抄等對校整理。諸稿文字訛奪淆亂，所在多有，此事實不易為。如王校本《沈敬裕公誄辭并序》一文，其抄本有 “空電亦多，言應如響” 二句，實為 “竈亦多言，應那如響” 之誤，其訛誤情由奇詭之極，以致 “蘧案” 發出 “有思誤無從之恨” 之感喟。而錢點本竟一字不移，挪作己注，“王恨” 無由轉為 “錢恨”。“鑿壁借光” 猶可說，但錢氏此舉，真令人有 “卿本佳人” 之恨。

綜上可知，錢點本實由王校本“變身”而來，只可惜“真身”總會有顯現之時，此實為錢氏百慮一失者。錢氏多處說到“館于”沈慈護家，亦不可能用沈氏家藏手稿等對校孫編《海日樓文集》。

（注：郭建中整理《王蘧常編校<海日樓文集>手稿》一書已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文原題為《海上聽潮音，風高草木深：王蘧常編校<海日樓文集>手稿》述略。本文為節選。）

來源：郭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