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底,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死于美以聯合空襲。消息出來那一刻,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震驚——怎么會打到這一步?
但如果你把過去七十年的歷史串起來看,你會發現這一步早就注定了。不是因為伊朗不夠強,也不是因為俄羅斯不夠大,而是因為他們一直在用一種根本行不通的方式跟美國打交道。說他們政治上天真,不是罵人,是一個客觀的判斷。
1953年,伊朗首相摩薩臺做了一件事:把本國的石油收歸國有。在他看來,伊朗的油憑什么讓英國人賺錢?這個想法沒毛病,換誰都會這么想。
結果英美聯合策劃了一場政變,把他推翻了,重新扶持了聽話的國王上臺。作為"酬勞",美英把伊朗未來二十五年的石油開采權分走了大半。
這件事種下了仇恨。1979年革命,伊朗學生沖進美國大使館,扣押了四百多名人質,美伊關系徹底決裂,此后幾十年再無正常往來。
然后呢?2015年,伊朗和美國、英法德、中俄一起簽了個核協議。伊朗同意限制核活動,對方解除制裁。伊朗人覺得,終于談成了,終于可以回到國際社會了。
三年后,特朗普單方面撕毀了協議,重新把制裁摁了回去,順嘴說了一句"史上最爛的協議"。
伊朗當時做的選擇是:繼續談。又談了幾年,沒談出來。2020年,美軍無人機在巴格達機場炸死了伊朗革命衛隊最高指揮官蘇萊曼尼。伊朗的回應是:導彈報復,然后繼續談。
再往后就是2025年以色列大規模空襲伊朗核設施,美國隨即跟進,打掉了伊朗幾乎所有核濃縮能力。然后是2026年,最高領袖死了。
這條線你捋一遍,會發現伊朗每次相信談判能解決問題,每次都換來更大的打擊。從1953年到2026年,整整七十三年,伊朗一次又一次把希望押在桌子對面那個人會講規則上——這才是天真的地方。
俄羅斯這條線也差不多。
1990年,德國要統一,美國國務卿貝克飛去莫斯科,當面跟戈爾巴喬夫說:北約絕對不會往東擴,哪怕一寸。這話說得很好聽,但有一個問題——沒有寫進任何條約,沒有任何法律效力。
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1999年,波蘭、捷克、匈牙利加入北約。2004年,波羅的海三國加入,北約邊界第一次直接推到了俄羅斯的家門口。
2023年,芬蘭入盟——光這一步,北約跟俄羅斯的陸地接觸線就從一千多公里變成了兩千六百公里,翻了一倍多。
戈爾巴喬夫晚年接受采訪,說美國"沒有遵守承諾",還說俄羅斯當年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把那個口頭保證寫成書面協議。
他說得對,但已經無法挽回了。
俄羅斯跟歐洲的能源關系也是一樣。俄羅斯每年向歐洲輸送天然氣,高峰時占歐洲消費量的將近一半,錢賺得很舒服,德國更是深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來維持整個工業體系。俄羅斯覺得,這叫相互依存,有了利益紐帶,歐洲就不會跟我翻臉。
2022年,俄烏戰爭打起來。歐洲花了不到兩年時間,把這條管道掐掉了大半。2022年9月,北溪管線被炸,那根維系了幾十年的鋼鐵臍帶,就這樣沉到了波羅的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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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里你可能會想:美國也太壞了,專門欺負人。
但這個判斷太感情用事了。把這件事說清楚,需要換個角度:美國需要敵人,這不是道德選擇,是結構性需求。
2020年,以色列跟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這件事被稱為"亞伯拉罕協議",被特朗普政府宣傳為中東和平的里程碑。
但你看一下這些國家原本的關系,你會發現這件事沒那么神奇。阿拉伯國家跟以色列幾十年互相視為敵人,為什么忽然握手?因為他們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更讓他們害怕的東西——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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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伊朗把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粘在了一起,是伊朗讓美國的中東聯盟有了理由繼續存在。如果伊朗忽然變成一個溫順的正常國家,美國在中東幾十個軍事基地的存在理由就會變得很難解釋。
這不只是中東的邏輯。美國軍事體系從內部看,其實是高度分散的——全球十一個作戰司令部,七支分散在各大洋的艦隊,每一塊都有自己的地盤、自己的預算訴求、自己的威脅評估。
這套體系需要在每個方向上維持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才能確保資源不被削減。
歷史上有兩個案例,可以幫我們理解內部分裂的組織會走向什么結局。
二戰時的日本,陸軍和海軍不僅互相不通氣,連子彈都不兼容——陸軍的槍打不了海軍的子彈。
一家飛機工廠被一堵墻從中間切開,一半生產海軍飛機,一半生產陸軍飛機,兩邊工人不能互相走動。
在瓜達爾卡納爾,海軍拒絕配合陸軍的補給,把物資裝進鐵桶推進海里讓士兵自己游泳去撈。最后那些餓到游不動的士兵,什么都沒撈到,物資沉了,仗也打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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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那邊更典型。蔣介石手下七八個派系,北伐的老部下、地方軍閥、黃埔系、桂系,各有各的地盤和算盤。中原大戰動員了超過百萬人,花了五億軍費,打了半年多,本質上是自己人內耗。
等到解放戰爭,蔣介石為了防止部下背叛,專門挑絕對忠心的人當將領,有能力但不夠聽話的一律邊緣化。結果是忠心的人打了敗仗,能打仗的人沒有機會上場——這個邏輯,直接把一個政權送走了。
這兩個例子的教訓是:內部不能集中力量的組織,在外部沖突中會本能地需要一個清晰的敵人來維持內部協調。美國的COCOM體系,從制度設計上就是分散的;越是分散,就越需要一個足夠明確的威脅,來把各方的資源訴求統一起來。
俄羅斯和伊朗恰好充當了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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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飛去北京見毛澤東。這件事現在回頭看,常被人說成"美中關系正常化",好像是兩國忽然化敵為友。
但尼克松去北京的真實原因是:越南戰爭打不下去了,需要找一張牌來制衡蘇聯;而中蘇之間剛發生了邊境沖突,兩邊都需要一個新的合作方來平衡局面。尼克松飛七千英里,不是因為他喜歡中國,是因為當時的戰略棋盤讓這一步有利可圖。
美國跟中國的接近,本質上是利用中蘇矛盾獲取杠桿。這跟對俄羅斯、對伊朗用的邏輯是完全一樣的——拉一派打一派,每隔一段時間換一下站隊,但核心是永遠不讓任何一個方向上出現真正可以挑戰自己的聯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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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和伊朗幾十年來反復犯的錯誤,是把自己代入了一場可以靠談判改變規則的牌局——但他們從來沒有資格定規則。
1990年,貝克在莫斯科說"一寸也不東擴",戈爾巴喬夫相信了,因為他覺得冷戰結束了,大家可以做朋友了。2015年,伊朗在核協議上簽字,相信條約約束力會保住自己的安全。這兩個判斷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對方會按規則來。
但規則是誰定的?如果對方既是玩家又是裁判,規則會在需要的時候重新解釋。
所以,政治上的天真,不是說俄羅斯人伊朗人不聰明,而是說他們一直在用一種錯誤的框架理解自己面對的局勢——以為這是一場雙方都有規則意識的博弈,實際上是一場規則本身就掌握在對方手里的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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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對立面不是強硬,也不是敵對。是先把自己坐在哪張桌子、這張桌子由誰定規則,這兩件事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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