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宮殉制度探究

一、宮人從殉始末

先秦時代，有關宮中女子被殺活埋，用來殉葬君主之例，文獻中多有記載，并不斷為考古發掘所證實。

葛洪在《西京雜記》里說：“漢廣川王好聚無賴少年盜墓”，一次將周幽王墓穴挖出，“見百余尸，縱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此皆為周幽王生殉的姬妾。到了帝制社會，殉葬制度還在延續，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下令：“‘先帝后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結果咸陽宮中無子女的數千宮人全被生殉于驪山秦始皇陵中。

不僅漢族建立的政權如此，北方一些少數民族，如匈奴、回紇等上層貴族死后，也有以臣妾生殉的歷史，如《漢書·匈奴傳》載：單于薨，“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又《舊唐書·回紇傳》載：“毗迦闕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寧國公主殉葬。”然自兩漢以降，宮人殉葬較為罕見，到了明代，以宮人生殉的陪葬制度再度形成高潮。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下詔將侍寢的四十名妃嬪全部陪葬于孝陵。《明朝小史》卷3記載：“太祖崩，伺寢宮人盡數殉葬”。明代殉葬之制由此開始。有關明代殉葬制度，前輩學者多有論述，但大多局限于考訂宮殉的人數及地點，而未涉及明代宮殉興廢之原因，筆者試圖對明代宮殉制度作一番較為系統的論述：

明初殉葬宮人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皇帝生前侍寢的宮女，她們占殉葬宮人的大部分；第二類為從殉妃嬪，值得一提的是仁宗郭貴妃，郭貴妃曾生育三個皇子，按理而言，“例不當殉”，但郭貴妃“銜上恩，自裁以從天上。是時六宮止以貴妃為極貴，下中宮一等。”郭貴妃以僅次于皇后的尊貴身份，加之又為皇帝生育三個龍子，居然也自愿殉葬，這在明代宮人殉葬中是極為罕見的；第三類為進獻貢妃，尤其是那些被當成貢品送來的高麗貢妃，據《李朝實錄》世宗卷二十六載：“前后選獻韓氏等女，皆殉大行皇帝……咨爾金氏（金黑），故康惠莊淑麗妃（韓氏封謚）之乳母也，麗妃恭事先帝，允稱賢淑，及六御升遐，隕身以從。”

明代開國之君朱元璋的宮殉人數是最多的，太祖以降，至景泰帝的宮殉人數不等，但都未超過明太祖，茲將宮殉概況列舉如下：明人鄭曉《今言》卷2曰：“太祖陵不知葬幾妃，今陵祭旁列四十六案，或坐或否，大抵皆妃嬪也。成祖十六妃，謚葬皆不可考。然皆祀于陵。”也有記載說，成祖的長陵有從殉妃嬪三十人。《明會典》記載獻陵（仁宗）殉葬妃嬪有七人：“獻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從葬（殉）。”

明宣宗殉葬妃嬪有七人，《太常續考》載：“景陵八妃，榮思賢妃吳氏、二妃、三妃、四妃、五妃、六妃、七妃、八妃，俱無謚號、姓氏，七位從葬，一葬金山”。但是《明英宗實錄》記載宣宗殉葬妃嬪為十人：“贈皇庶母惠妃何氏為貴妃，謚端靜；趙氏為賢妃，謚純靜；吳氏為惠妃，謚貞順；焦氏為淑妃，謚莊靜；曹氏為敬妃，謚莊順；徐氏為順妃，謚貞惠；袁氏為麗妃，謚恭定；諸氏為恭妃，謚貞靖；李氏為充妃，謚恭順；何氏為成妃，謚肅僖。”宣宗殉葬十妃中，僅一人生前為妃，死后追封為貴妃，其余九人生前大約皆是宮女。為明宣宗生殉的宮人中，有一人名郭愛，安徽鳳陽人，進宮不到一個月，就被迫作了殉葬人，她在臨死前作絕命詞：“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慚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悲慘之極。

景泰帝因為崩于英宗遺詔之前，故仍用舊制，但是殉葬的規模較之以前簡單了許多，在殉死的方式上，多是以帛自盡。《雙槐歲抄》云：“天順元年二月癸丑，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唐氏等妃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奪門之變”后，英宗復辟，廢其弟帝號，降為王，故替景帝殉葬嬪妃的人數也大為減少。明英宗臨終時，表示“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復也。”明代殉葬制度至此被正式廢除。

明朝對生殉宮人的家屬給予一定的待遇，以緩和矛盾。史載：“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優恤。若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賓諸家，皆自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千百戶，帶俸世襲，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程嗣章于《明宮詞》中專門描寫這些“朝天女戶”的悲慘命運：掖庭供奉已多年，恩澤常憂雨露偏。龍馭上賓初進爵，可憐女戶盡朝天。

宣德十年，英宗追贈為宣宗殉葬的妃嬪，謚冊褒揚道：“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然而，封建統治者的假仁假義，并不能掩蓋他們“吃人”的本質。

除了宮廷妃嬪殉葬之外，明代各地藩王也按祖制，以王妃殉葬。從目前的史料看來，王府殉葬之盛并不亞于宮殉。

《明史·諸王傳》中記載了秦王朱等人的宮殉情況。秦愍王朱，太祖第二子，“妃，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次妃，寧河王鄧愈女，薨，王妃殉。”周憲王朱有，太祖第五子朱之子，正統四年死，史載“妃鞏氏、夫人施氏、歐氏、陳氏、張氏、韓氏、李氏皆殉死。詔謚妃貞烈、謚六夫人貞順。”蜀靖王朱有，太祖第十一子朱椿之孫，宣德六年死，“妃李、侍姬黃皆自經以殉。”蜀和王朱悅，朱椿第五子，天順五年死，“繼妃徐氏，年二十六，不食死，謚靜節。”晉恭王朱（太祖第三子）裔孫“中尉知病篤，淑人賀氏欲先死以殉，取一勺咽之，左右救奪，遂絕飲食，與知同時卒。……世宗特命旌之，謚曰貞烈。”唐靖王朱瓊烴，太祖第二十三子朱之子，“宣德元年薨。妃高氏未冊，自經以殉，詔封靖王妃。”郢靖王朱棟，太祖第二十四子，永樂十二年死。“王妃郭氏，武定侯英女。王薨逾月，妃慟哭曰：‘未亡人無子，尚誰恃’，引鏡寫容付宮人，曰：‘俟諸女長，令識母。’遂自經。”2006年初，湖北鐘祥郢靖王墓考古發掘隊在清理該墓東、西兩耳室過程中，發現了6個腐朽的棺材，證明除了王妃，當時還有六名女子為郢靖王殉葬。越靖王朱瞻墉，仁宗第三子，正統四年死，“妃吳氏殉，謚貞惠。”衛恭王朱瞻埏，仁宗第十子，正統三年死，“妃楊氏殉，賜謚貞烈。”

以上所列殉葬王妃，有事跡可考者寥寥，推測其身份為未生育的一般妃嬪和宮女，地位較高或者有子女者占少數。

從以上史料的記載來看，明代殉葬宮人似乎多屬自愿。但是對于這種“自愿”，應該加以具體分析：

第一，宮殉是明代的一項制度，有明文規定，“各王府皆然，不特朝廷也。”藩王死后，由皇帝與群臣議殉葬之人，一經確定，就不可更改。例如《明史》卷113《景帝廢后汪氏傳》載：“景帝崩，英宗以其后宮唐氏等殉，議及后（即汪氏），李賢曰：‘妃已幽廢，況二女幼，尤可憫。’帝乃已。”又據《彤史拾遺記·唐妃傳》載：“王薨，群臣議殉葬及妃，妃無言，遂殉之葬金山。”這就清楚地表明，從殉宮人的名單完全掌握在皇帝和掌權大臣的手中，一旦決定哪個宮妃去殉葬，就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根本談不上自愿和不自愿。

第二，宮妃作為皇帝或藩王的姬妾，在帝王死后，她們出于某種目的的考慮（如加封或優恤），與其被迫從殉，倒不如選擇“自愿”。史官往往將其作為美德予以表彰，從而極大地扭曲了這一歷史現象。

第三，受宋明理學思想的影響，明代不僅提倡婦女從一而終，夫死不得再醮，甚至提出以身殉夫，用生命來捍衛貞節。在這方面，作為最高統治者——帝王的嬪妃就必須以身示范，作天下臣民的表率。在封建禮教的毒害下，不排斥明代確實也有極少數宮廷女子心甘情愿地充當最高統治者的殉葬品，且以此為榮。

必須指出的是，明代統治者自身卻對殉葬制度諱莫如深，明代殉葬禮儀極其隆重，有一套嚴格的執行程序，其規制皆有章可循，然而宮人殉葬并無明確的史料記載，很有可能是統治者刻意避之不談。以致英宗在廢除這一祖宗家法的時候，不得不找“吾不忍”這樣的借口。劉精義在他的《明代統治者的殉葬制度》一文中，詳細考察了殉葬妃嬪的身份、謚法、數量、封號，他認為，明自朱元璋之后歷代皇帝的殉葬妃嬪記載均不詳實，而且多存在差誤遺漏，重要內容無從考證的現象較為多見。

關于宮人殉葬的詳情，我們僅能從《李朝實錄》中得知一二：及帝之崩，宮人殉葬者三十余人，當死之日，皆餉之于庭，餉輟，俱引升堂，哭聲震殿閣，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掛繩圍于其上，以頭納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經而死。韓氏臨死，顧謂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語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與崔氏俱死，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親入辭訣。從這一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仁宗親臨現場，殉葬場面十分慘烈，由此說明這是一場避開朝廷，而在宮廷內部進行的政治活動。從明朝官方史冊記載的空白來看，統治者對這種野蠻殘酷的行徑是比較心虛的，故他們盡量低調處理宮殉之事，千方百計地對自己的不光彩行徑進行回避。

二、從《明史·列女傳》看女性貞節觀

自朱元璋將殉葬制度定為祖制之后，便迅速推廣開來，其范圍之廣，影響之深，為歷朝歷代所罕見。其盛行原因與宋元明時期大力推崇的貞節觀有密切關系，而貞節觀的出現主要受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宋明理學的盛行，二是統治者的教化。

元末明初理學得到進一步加強，理學以“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念重新構建了封建禮教，提出了新的倫理綱常，它針對女性，弘揚“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理論，極力鼓吹“貞節觀”。程頤主張，當婦女的自然生命與儒家貞節觀念發生沖突時，婦女應該以犧牲生命來保全自己的理想人格。按照理學的界定，凡品行端正、未嫁而能自守者，謂之“貞”；已嫁從一而終、夫死不再醮者，謂之“節”；遇強暴凌辱而能以死相拒、或夫死自盡殉身者，謂之“烈”。

理學貞節觀在宋代方興未艾，從元朝開始，統治者很快就將理學用于治世之道，并對節烈婦女大力表彰。如《元史·列女傳》載：闞文興妻王氏，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紿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尸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為立廟祀之，號“雙節”云。王氏殉夫的行為完全符合統治者“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的宣傳，因而得到元廷的大力嘉獎。盡管元代節烈婦女的數量沒有明代多，但是其節烈程度卻并不遜色，《元史·列女傳》中就有婦女為守節不惜自殘的記載：興和吳氏，自刺其面；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髡其發；冀寧田濟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嚙指滴血，并誓不更嫁。各以有司為請旌之。

不難看出，婦女以貞節之名的殉夫現象在元代已蔚然成風，史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于上，以率化之”。在宮廷的示范教化之下，婦女的貞節觀被大力提倡，且并不因易代鼎革而有所減弱。到了明朝，經過不遺余力地教化和旌表獎勵，加之士大夫的宣傳鼓吹，貞節觀已經成為廣大婦女的行為準則。“失節”、“非禮”為封建禮法所不容，以身殉夫的女子就會受到朝廷和社會的嘉獎，“貞節”二字已經成為明代婦女的最高追求。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貞節觀，是要女性為踐履儒家的道德原則，實行儒家所設計的依附人格而死。讓女性犧牲再度成立家庭的權利，為死去的丈夫守寡終生，甚至要求自愿失去具有巨大價值的生命，去換得一個貞潔的美名。

《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中，有個篤信理學的儒生王玉輝，他的第三個女兒才出嫁一年，丈夫便病死。三女兒受理學貞節觀影響甚深，夫死憤不欲生，欲絕食殉夫以完婦節。王玉輝不僅不勸阻，反而說：“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女兒殉節而死，王玉輝又仰天大笑說：“死得好！死得好！”一些儒生則對王玉輝說：“生這樣的好女兒，為倫紀生色。”盡管這是吳敬梓寫的小說，但卻反應了元明時期女子殉夫的社會現象，像這種民間女子殉夫完節的事例，在《明史·列女傳》中比比皆是。里面記載的烈女為了貞節一個個爭先赴死，自殺殉夫的方式無所不有。通觀《列女傳》，那些被載入史冊的烈女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其一，敵軍壓境下為避免被辱而殉死者。如《列女傳》開篇所載月娥抱女投河之例，當陳友諒率軍攻打安徽時，“月娥挾諸婦女往避之。未幾，寇至，城陷，月娥嘆曰：‘吾生詩禮家，可失節于賊邪！’抱幼女赴水死。”在她的帶領下，“諸婦女相從投水者九人”。月娥的行為受到鄉人的推崇，故“鄉人為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題曰十女墓”。

其二，受辱而不肯茍活者。如唐方妻，浙江新昌丁氏女，因丈夫坐法死，被沒為官婢。監護者見其色美，故“借梳掠發，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辱我，非死無以全節。’肩輿過陰澤，崖峭水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沈，從容以手斂裙，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為夫人崖”。在唐方妻丁氏看來，只有死才能保全自己的名節。

其三，夫死不肯茍活者。如“盧佳娘，福清李廣妻。婚甫十月，廣暴卒，……既殮，哭輒僵仆，積五六日，家人防懈，潛入寢室自經。后其縣有游政妻倪氏殉夫，亦然。又有施氏，滁州彭禾妻。正德元年，禾得疾不起，握手訣曰：‘疾憊甚，知必死。汝無子，擇婿而嫁，毋守死，徒自苦也。’施泣曰：‘君尚不知妾乎！愿先君死。’禾固止之，因取禾所嘔血盡吞之，以見志。及禾歿，即自經。”“蔣烈婦，丹陽蔣士進妻。士進病瘵死，婦屑金和酒飲之，并飲鹽鹵。其父數偵知，奔救免。不食者十二日，父啟其齒飲之藥，復不死。禮部尚書寶，士進從父也，知婦嗜讀書，多置古圖史于其寢所，令讀劉向《列女傳》。婦許諾，家人備之益謹。一日，婦命于帳前掘坎埋大缸貯水，笑謂家人：‘吾將種白蓮于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于是日纂輯不懈。書將成，防者稍不戒，則濡首缸中死矣。”可見，盧佳娘、倪氏、施氏、蔣烈婦都是夫死殉夫而亡。

其四，因父母逼嫁而殉節者。如“胡貴貞，生時，父母欲不舉，其鄰曾媼救之歸，與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長而配焉。天福年十八，父母繼亡，家甚落。貴貞父將奪以姻富家，……其兄乘天福未婚，拽以歸，出視求聘者金寶笄飾。女知不免，潛入房縊死。”胡貴貞雖尚未嫁人，但是她認為更改婚約就將損害自己的名節，遂以死來保全。

不可否認，烈女也分多種類型，但她們自殺大都與保全名節有關，如遭到羞辱，賊人所逼，父母逼嫁等等。在那些血淚斑斑，令人觸目驚心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女子主動求死以殉夫的行為，并非是外在壓迫性的原因造成的。蔣烈婦如此曲折的尋死，不過是明代諸多烈女自殺事件中的特例，大部分篤志殉夫的烈女都輕而易舉地完成了自殺行為，有的不過只是訂婚的未嫁之女，有的女子的自殺行為甚至得到了家族的默許或公開宣揚。如果說明代是女性思想的煉獄，那么貞節烈女就是這個煉獄中煉就的義士，為了貞節這種所謂的大義，她們的確做到了置生死于度外，不惜犧牲生命來捍衛自己的名節。

烈女的煉成并非一朝一夕，有人認為貞節烈女早在西漢劉向所撰的《列女傳》中就有了，以致于常有人將《列女傳》誤作《烈女傳》，以為此書全是記載貞節烈女之事。但我們考察由劉向所開創的《列女傳》的譜系作品即可發現，明代之前，正史所載《列女傳》的類型相當廣泛，對女性貞節品德的頌揚與表彰并非是其中唯一的內容。只是到了明代，正史對女性品德的宣揚才明顯集中于貞節之上。《明史·列女傳》中貞節烈女所占的比重竟高達百分之四十強。筆者將東周至明朝節婦烈女的數目統計如下：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宋代節婦、烈女數量雖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但是真正大幅度劇增卻是在明代。明代節婦烈女除了在數量上較宋代多數百倍之外，其守節行為還呈現出以下特點：

其一，宮廷殉葬與民間殉夫互為影響。社會風俗的盛行往往都始于民間，程朱理學所鼓吹的婦女殉節觀念，經元明統治者的大力倡導，已經衍化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與風俗習慣，成為婦女們接受和認可的基本道德規范。由此而出現的民間婦女殉夫事例，對宮廷殉葬產生了重要影響，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明代統治者非常重視宮廷教育，命史家“多取患難顛沛、殺身殉義之事”對宮妃進行思想教育。史官所選事例大部分來自民間，其目的在于加強妃嬪的“內行之修”，使其更加效忠于帝王及其家族。第二，后妃宮嬪作為“母儀天下”的典范，其對自身的要求自然要高于民間婦女。明代統治者尤其強調女子對丈夫的順從，所以在皇帝丈夫死后，主動殉夫就成為妃嬪們追求的崇高婦德，成為“母儀天下”的最佳方式、最高典范。宮廷殉葬就是在妃嬪的自我表率和統治者的要求之下極大地盛行起來。

朱明皇族的貞節烈婦在官府和士大夫的極力渲染下，又成為明代婦女心目中的偶像，殉葬的妃嬪成為她們效仿的榜樣。民間殉夫現象與宮廷殉葬遙相呼應，凡是能與貞節二字沾邊的任何一點事情都有可能成為女子們殉死的誘因。她們的殉夫行為無非是向社會證明：她們是“知恥守節”的烈女。對這種濃厚的殉葬之風連清代主修《明史》的內閣大學士張廷玉都感慨：“要之節烈為多，嗚呼！何其盛也”。

其二，受朝廷嘉獎和法律保護。朱元璋開創明王朝，倚重朱子思想，非常強調道德倫理在生活中的踐行，他制定獎勵女性守節的法律以嚴格控制女性，同時還大力加強婦女的“貞節觀”教育，能夠守節的婦女往往被冠以“忠”、“孝”之名。明廷沿襲歷朝詔旌門閭、褒揚貞節之成例，把旌表“貞女”、“烈婦”立為定制，各地巡方督學每年都要將地方上貞女烈婦的事跡上報朝廷，“大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井閭。”此外，明代還對守節婦女予以嘉獎，《大明律·戶令》規定：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假如婦女甘愿守節，而家長強嫁者，杖八十。盡管統治者并沒有把守節納入法規來強制婦女執行，但是卻運用法律來保護和褒獎婦女的守節行為，這無疑極大地調動了婦女守節的積極性，使她們死心塌地、義無反顧地守節到底，并把能殉節獻身當成一種無比的榮耀。

其三，守節婦女大都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明史·列女傳》中所記載的貞女烈婦大多出身于社會地位較高的家庭，并多受過教育，知書達理。如前面所提到的月娥，就出身于書香門第之家，也許正是因為能識文斷字，反而使得她們從小就被綱常名教所熏陶，才視名節超過生命。另一方面，明王朝規定必須守節的女性也主要集中在中上層家庭，不得改嫁的主要是皇室女性及命婦。明代規定“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著于令典。”“凡婦人因夫子得封，不許改嫁，如不遵守，將所受誥敕追奪，斷罪離異。”可見，封建禮法對于上層婦女的控制更為嚴格。

三、英宗廢宮殉

明朝愈演愈烈的殉葬風俗直到英宗臨死前才下遺詔廢除，《明鑒》“明英宗”條記載：“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宗、宣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英宗廢除宮殉的原因，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一方面自土木堡之變以后，儒家禮教對女性的束縛有所松動，出現了一股批判傳統婦女觀的思潮。正因為如此，明代中期的婦女殉節已不再像初期那樣盛行。民間的殉葬之風有所收斂，這為英宗廢除宮殉打下了思想和社會基礎。另一方面是英宗自身的性格原因，下面試論之：

其實英宗廢殉葬之制在生前就有征兆，并非一時之舉。景帝崩后，“或令汪妃殉葬，英宗不忍曰：汪妃，朕弟婦，年且少，不宜存內。移之舊府，衣食用度更加厚，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遺老成中宮數人以備使令，于是妃及其二女皆得所云。……則英宗之于汪后，不可謂甚薄。”汪妃原為景帝皇后，由于不同意景帝廢英宗之子朱見深為沂王，被景帝所廢。后來英宗復辟，景帝妃唐氏等俱賜紅帛以殉，汪妃是嬪妃中唯一的幸存者。英宗正是念及汪妃當年對自己的恩情，才免其殉葬。

英宗在性格上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重夫妻之情，這與他“土木堡之變”的經歷有關，英宗與錢皇后有一段同甘共苦的患難之情，這使得英宗更加珍惜夫妻感情。英宗被俘期間，錢皇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吁天，倦即臥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錢皇后為了英宗日夜哭泣，直至一目失明，一腿變瘸，所以宮廷上下無一不為之動容。英宗回朝后，被奉為太上皇，失去了皇帝的實權，“在南宮，不自得，后曲為慰解”。錢皇后深知英宗的心事，除了寬慰英宗之外，還親手做女紅彌補日常開支。史載：“英宗為太上時，錢后至手作女紅賣，以供玉食。”錢皇后作為英宗的結發妻子，能在丈夫失意的時候婉言相勸，作為一個皇后，又能全力支持英宗奪回皇位。所以英宗復辟之后，一直對錢皇后感激萬分，以至于并沒有因為“母以子貴”的慣例而立太子生母周貴妃為后，英宗始終保留著錢氏的皇后地位。臨死時還遺命只與錢皇后同葬。“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

《萬歷野獲編》卷三《英宗重夫婦》條更加清晰地記載了英宗重夫妻感情的細節：周者，先為云南左布政，居妻喪未幾即繼一室，為巡撫侍郎鄭辰所指摘。問杖罪革職閑住矣。至正統五年，緣恩赦詔書自辯云：“律所載，但有居父母及夫喪，而私嫁娶者杖一百，無妻喪嫁娶坐罪之條。乞命廷議是非，昭示天下。”上怒甚，勒回不敘。次年，陜西參議載弁，任滿候代，以妻喪及女亡輒歸。都御史曹翼劾其奸惰不職，弁乃自陳其故。上曰：“此亦至情可矜，姑貰其罪。”時大婚未舉，已重人倫之始如此。又有都督同知馬良者，少以姿見幸于上，與同臥起，比自南城返正，益厚遇之，馴至極品，行幸必隨，如韓嫣、張放故事，一日以妻亡在告，久未入直。上出至內苑，忽聞鼓樂之聲，問之，知良續婦，又知為陽武侯之妹，上怒曰：“奴薄心腸乃爾。”自此不復召。蓋圣德仁厚，加以中宮錢后同憂患者積年，伉儷情更加篤摯，因推及于臣妾，真帝王盛節也。從這段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宗雖然在政治上昏庸無能，無所建樹，但是在夫妻感情上，英宗完全算得上是一個至情之人。當他獲悉周妻亡不久即續弦，頓時大怒；英宗痛恨拋棄原配夫人續弦者，即便是妻亡續弦者，他也厭惡至極；當他得知馬良續婦時，便痛罵其“薄心腸”，從此不再召見。當時的英宗尚未舉行大婚，但卻有這份情懷，確實難能可貴，正是這份情懷，對日后英宗的廢宮殉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另外，導致英宗廢宮殉制度的直接原因可能同朱有燉之奏有關，據《明史·周王傳》云：“有燉正統四年薨，無子。帝（英宗）賜書有爝曰：周王在日，嘗奏身后務從儉約，以省民力。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趙翼據此認為“帝之除殉葬，蓋本于有燉之奏也。”他的繼任皇帝明憲宗在臨終前也再一次強調廢除宮殉，以表達對先帝決定的尊重。由于明憲宗的堅決執行，終于給人殉制度畫上了句號。

英宗一生，政績寥寥，整個大明王朝也險些葬在他手中，“奪門之變”加速了明朝的衰敗，導致武將跋扈，宦官專權。英宗在臨終之前回顧自己的一生，充滿了懺悔之情，作為一代君主，他當然希望能留一點政績來彌補一下自己的過錯。筆者認為可能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心理，英宗才在臨終前廢除了宮殉制度，明代《翰林記》卷十五對英宗廢宮殉的情形留有詳細記載：天順甲申，正月朔日以后，上不豫，每日猶裁決萬幾如常。至初十以來，疾大漸，乃處置后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昏；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其四殯斂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理、當人心。書畢，且命牛曰：“將去閣下看，令為我潤色之。”既至，彭時等驚愕曰：“何至是？”牛曰：“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臣等欽誦畢，皆嘆曰：“所言關大體，非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時尤悲愴。”上聞之亦隕涕，已而曰：“且收著，待我去后遵行”。

上文詳細地記載了內閣大臣們對英宗此舉的高度評價，而英宗本人“亦隕涕”，可見，廢除宮殉，對英宗而言是順天意、應民心之舉，朝臣們對于英宗的支持亦恰恰說明宮殉制度實在是不得人心。沈德符對英宗廢除宮殉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太祖孝陵凡妃嬪四十人，俱身殉從葬，僅二人葬陵之東西，蓋洪武中先歿者。至太宗長陵，則十六妃俱殉矣，英宗獨見，罷免此舉，遂破千古迷謬，視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于生前者，圣愚奚啻千里。”英宗此舉，成為其不多政績中的光彩一筆，盡管史家對其動機評價不一，但是廢除殉葬之制，是自以人殉葬風俗以來，統治者的第一個自我否定之音，當殉葬制度對于維護皇權專制失去意義之時，才逐漸淡出歷史舞臺。

受明制影響，殉葬制度在清初又再一次死灰復燃。清太祖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病死，臨終時命大妃烏拉納喇氏殉死。日本傳抄的《三朝實錄》對當時的情景是這樣記載的：先是孝慈皇后崩，帝立烏拉國滿泰大貝勒女為大福晉。大福晉美儀而心未純善，常拂上意，雖有機巧，皆為上英明所制。上知之，恐其后為亂于國，預以書遺諸貝勒曰：“我身后必令之殉。”諸貝勒以遺令告大福晉，大福晉不欲以死，語支吾，諸貝勒堅請之，大福晉遂服禮服，飾以金玉、珠翠、珍寶之物，因涕泣謂諸貝勒曰：“吾年十二事先帝，豐衣美食二十六年，何忍離也！但吾二幼子，多爾袞、多鐸，幸恩養之。”大福晉于辛亥辰刻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與上同殮。與大福晉烏拉納喇氏同時殉葬的，還有努爾哈赤的庶妃代因札、阿濟根等人。清太宗皇太極死后，其妃敦達里、安達里亦殉葬。世祖福臨駕崩后，其妃楝鄂氏、傅達里從殉。睿親王多爾袞死后，侍女吳爾庫尼從殉。由此說明，清初皇室的人殉制也非常盛行。康熙年間，御史朱斐奏稱：殉葬之制“屠殘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竊典禮，傷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慘忍傷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責問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從，或懷德而不忍不從。二者俱不可為訓。且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捐軀輕生，非盛世所宜有。”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才下詔，明令禁止奴仆隨主人殉葬。從此，帝王死后的殉葬制才真正退出了歷史舞臺。（節選自《歷史教學問題》，2010年第3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