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不作惡"已死？五角大樓合同暴露AI倫理崩塌

「我們為此感到自豪。」——谷歌高管這樣回應員工對軍方合同的質疑。

這句話出現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對象是數百名抗議將人工智能（AI）用于軍事項目的員工。十年前，谷歌曾因類似爭議退出Maven項目，承諾不將技術用于武器開發。如今，同樣的劇本重演，結局卻截然不同。

合同升級：從"特定用途"到"任何合法目的"

谷歌近期與美國國防部（DoD）的合同擴展包含兩個關鍵動作。

第一，將Gemini（谷歌的大語言模型）的可用范圍擴大到機密項目，授權條款明確寫明用于"任何合法目的"。

第二，退出了一項價值1億美元的五角大樓挑戰賽——該項目旨在開發語音控制的自主無人機蜂群系統。

表面看，退出無人機項目像是倫理底線的堅守。但彭博社的報道揭示了另一層：內部倫理審查確實發揮了作用，阻止了特定項目的推進。然而，Gemini的通用授權條款，實際上為更廣泛的軍事應用打開了大門。

這種"拒絕具體項目、開放底層能力"的策略，讓谷歌得以聲稱仍在審查倫理風險，同時將核心AI技術嵌入國防體系。

員工反彈：從公開抗議到內部備忘錄壓制

2018年Maven項目爭議時，超過3000名谷歌員工簽署公開信，最終迫使公司宣布不再續約。當時谷歌明確承諾：不追求"設計或部署"用于武器的技術。

2025年的情況變了。數百名員工再次聯名致信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要求拒絕軍事AI用途。公司的回應不是談判，而是一份立場強硬的內部聲明。

這份備忘錄的核心信息有三層：國防是國家優先事項；谷歌的技術將"以符合我們價值觀的方式"使用；員工應當為支持國家安全感到自豪。

沒有撤回合同，沒有公開承諾限制，只有對質疑者的安撫與立場重申。

倫理條款的悄然改寫

谷歌AI原則的變化值得逐字比對。

舊版原則（2018年前后）：不會部署"可能造成重大傷害"的AI，不會設計用于"監視或武器"的技術。

現行原則：刪除了"重大"這一限定詞，將"傷害"標準模糊化；武器相關條款被重新表述為"不會追求"而非"不會設計或部署"。

措辭的微調創造了巨大的解釋空間。"可能造成傷害"與"可能造成重大傷害"之間，隔著無數種軍事應用場景。無人機目標識別算"傷害"嗎？情報分析算"監視"嗎？Gemini用于機密項目的"任何合法目的"，這些邊界由誰來劃定？

答案是：由合同條款和軍方需求共同劃定，而非谷歌公開的倫理承諾。

商業邏輯：政府市場的誘惑與壓力

五角大樓的AI支出正在加速。2024財年，美國國防部人工智能相關預算超過18億美元，生成式AI（能夠創造文本、圖像、代碼的AI系統）是重點投入方向。

谷歌并非唯一參與者。微軟、亞馬遜、甲骨文均已獲得不同層級的機密云服務和AI合同。但谷歌的特殊性在于：它曾是最高調宣稱技術倫理邊界的公司，"不作惡"（Don't Be Evil）一度是其品牌核心。

2015年，谷歌重組為Alphabet控股公司時，"不作惡"從公司行為準則的頂部移至底部，最終被"做正確的事"（Do the Right Thing）取代。當時外界普遍視為修辭調整，如今看來像是預言。

對谷歌云業務而言，政府合同是縮小與亞馬遜AWS、微軟Azure差距的關鍵路徑。2024年，谷歌云營收突破330億美元，但市場份額仍落后前兩名。五角大樓的機密項目不僅帶來直接收入，更是技術可信度的背書——能夠處理機密數據的AI，意味著安全架構通過了最嚴格的審查。

行業鏡像：當所有大廠都在"合規"框架下進軍國防

將谷歌單獨拎出來批判并不公平，這正是問題所在。

OpenAI在2024年初刪除服務條款中"禁止用于軍事和戰爭"的明確限制，改為"不得用于開發或使用武器"。微軟與OpenAI的技術已通過軍方承包商間接進入戰場情報系統。亞馬遜的JEDI合同（后被取消并重組）爭議持續了數年。

整個行業的倫理防線正在"合規化"中瓦解。不是直接開發武器，而是通過"雙重用途"技術——民用AI的軍用適配——實現滲透。Gemini用于"后勤分析"與用于"目標篩選"，在代碼層面可能是同一套系統。

谷歌的"任何合法目的"條款，不過是將這種行業潛規則書面化。當法律框架（美國法律授權的軍事行動）取代企業自我約束，倫理審查就退化為風險評估——不是"應不應該"，而是"會不會出事"。

技術人員的困境：抗議的邊際效用遞減

2018年Maven抗議的成功，建立在兩個條件上：員工集體行動的罕見性，以及谷歌對公眾形象的敏感。

2025年，這兩個條件都已弱化。大型科技公司的員工流動率上升，遠程辦公削弱了組織動員能力。更關鍵的是，AI軍備競賽的敘事已經重構——"不讓我們做，中國會做"成為管理層回應質疑的標準話術。

谷歌內部備忘錄的措辭變化耐人尋味。2018年，高管強調"傾聽員工聲音"；2025年，強調"為國家安全自豪"。員工從需要安撫的利益相關方，變成了需要統一思想的內部公眾。

這種轉變的底層邏輯是：當技術成為國家戰略資產，企業倫理必須讓位于國家意志。谷歌只是率先完成了這一認知調整。

遺留問題：當"不作惡"成為歷史注腳

谷歌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在2004年招股書中寫下"不作惡"，作為對華爾街的警告：谷歌不會為短期利益犧牲用戶信任。二十年后，這句話出現在關于公司倫理崩塌的新聞標題中，成為一種諷刺。

但更值得追問的是：這個口號從一開始就是可行的嗎？

搜索引擎的商業模式建立在注意力經濟之上，廣告定向投放與"不作惡"的兼容性從未被真正檢驗。AI技術的軍民兩用特性，只是將這一張力推向極端。當技術能力本身成為善惡的放大器，企業的自我約束在競爭壓力和政府合同面前顯得脆弱。

谷歌的選擇或許不是倫理的潰敗，而是倫理幻想的終結。當Gemini被授權用于"任何合法目的"，真正的問題不是谷歌變了，而是"不作惡"這個口號所依賴的前提——企業可以且應當獨立于國家權力定義技術邊界——從來就不成立。

接下來需要觀察的是：其他AI公司是否會跟進類似的合同條款，以及"合法用途"這一表述是否會成為行業標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2018年至2025年的這段歷史，將被記錄為AI倫理從"自我約束"向"合規外包"的轉型期——而谷歌是第一家公開完成這一轉型的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