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辨點位，丹心憶崢嶸——華夏時報社青年對話盲文匠心與抗戰記憶

本報（chinatimes.net.cn）記者周南 北京報道

如果你從未觸摸和了解過盲文出版，你不會知道一個凸起的點位偏差，足以讓一個字符的意思完全不同；如果你從未走進過抗戰紀念館，你可能難以想象一位父親會送給兒子一面“死字旗”，讓他慷慨赴死。

4月28日，華夏時報社團委組織青年職工，先后走進中國盲文出版社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開展“觀盲文匠心，憶抗戰崢嶸”主題實踐活動。兩處相距僅數百米的場所，讓青年們在指尖與目光的交錯中，完成了一場實踐對話。

盲文出版車間里的精度與匠心

活動當天，青年職工走進中國盲文出版社。印刷車間里，淡淡的紙張纖維味彌漫，機器聲持續低響。在工作人員引導下，大家依次參觀了編譯、排版、制版、印刷、抓頁、裝訂等工序，了解盲文出版從文稿轉化到成冊的全流程。

“盲文說穿了就是六個點，但這六個點的變化能變出一整個文字世界。”中國盲文出版社盲文印制部主任唐建英的話點透了盲文出版的門道。

據她介紹，盲文的最小單位稱為“方”，每一方有六個點位，通過不同凸起組合表示不同字符。“一樣的點位在不同場景下含義截然不同，缺一個點、多一個點，都可能讓文字意思完全改變。比如同樣是一二兩個點位，在漢語拼音盲文里是聲母‘b’，英文盲文里是字母‘B’，加上豎標識的數學盲文里，它就是數字‘2’。所以點位準確是出版質量的核心，不然可能給視障朋友閱讀帶來實實在在的困擾。”

帶著這個認知走進車間，那些看似尋常的工序才有了具體分量：比如，如果圖書改版，盲文印刷模板也要重制；盲文書本印制時，正反面的點位要完全錯開，否則疊在一起凸不起來；手續折頁沒有成品可買，全靠老員工們自己設計機器，“手搓”折疊；盲文書只印奇數頁頁碼，偶數頁留白；就連模板材質也有講究，目前常用鋁制模板——這些盲文出版的獨特工藝，讓習慣了數碼印刷的青年們感到新鮮。

鋁制的盲文印刷模板

在質檢區，種種精度的要求最終匯集到方師傅的指尖。

方師傅從事盲文質檢40年，工作臺旁摞著近一人高的待檢盲人月刊，手邊有一沓標記問題的白色紙條。他雙手指尖快速撫過紙頁，每一次起落都在確認點位的凹凸是否正確。

“我八歲學習盲文。我自己就是摸著盲文書長大的，我知道盲人讀一本書不容易。”方師傅告訴《華夏時報》記者，“做質檢，磨手、剌手都是難免的，找到規律就好了。”

方師傅正在給盲文書籍查頁質檢

說話間，他現場演示了質檢流程：手指滑過封面核對書名；指尖順著頁角往下摸，逐頁檢查頁碼順序；然后逐行掃過點位，清晰度夠不夠、有沒有粘連，一碰便知。發現問題就用小紙條標記返修，重印后再次質檢。一天下來，他最少質檢完400本盲文圖書，累計觸摸約3萬張紙。

“盲文出版的一個特點就是大部分工序都靠手工，所以每一本書、每一頁紙都要檢查，以保證圖書的質量。”方師傅一邊與青年們交談，一邊繼續手上的活。

參觀中，青年職工還了解到，盲文出版并非一成不變。從四品盲文升級為標注聲調的五品雙拼盲文，從黃色牛皮紙到更美觀的白色牛皮紙和彩色封面，從普通盲文書到明盲對照讀物、親子盲文繪本，這個行業在堅守精度的同時也在緩慢迭代。

抗戰展館里的歷史與回望

離開盲文出版社，青年職工步行前往數百米外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展廳內，燈光偏暗，氣氛肅穆。在講解員的帶領下，大家參觀了“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通過歷史照片、文獻史料和實物展品等，了解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勝利的歷程。

有青年記者回憶，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封特別的家書——“死字旗”。

這是抗戰時期戰士王建堂出川前，父親贈給他的家書。白底黑字的旗中央寫著一個大大的“死”字，左側小字為：“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右側寫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盡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盡忠。”

“聽說原件已經在戰爭中遺失了，但看到復印件我依然覺得很震撼——一個父親鼓勵自己的孩子慷慨赴死……”青年記者說：“父送子、妻送郎，這些決絕的背后是一個民族在亡國滅種之際的血性和擔當。”

另一處展區，在一面長11米、高4.5米的巨型矩陣墻前，多位青年職工駐足，墻上是5098張抗戰老照片，也代表著中華民族從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9月2日，共計5098天、14年的浴血抗戰歷程。

“有痛心，有悲憤，看到戰士們的面孔很感慨，保家衛國時，他們很多人還只是十幾歲的孩子。我們這代人沒有經歷過戰火，但不會忘記是誰用生命換來的和平。”一位青年記者說。

從盲文車間的點位，到抗戰展館的遺物；從方師傅四十年如一日的指尖，到那些永遠停留在二十多歲的照片——此次參訪讓青年職工們見證了兩種堅守：一種在日常，一種在生死。

責任編輯：方鳳嬌 主編：王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