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歷女性被冤枉60年？日本研究：教育對生育影響微乎其微

發達東亞社會的結婚率和生育率持續快速下滑，正給養老金和醫療體系帶來壓力，威脅經濟增長，也在重塑整個社會。為應對這一問題，日本及東亞多國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推出鼓勵生育政策，但成效往往有限。以日本為例，政府一再擴大育兒補貼和育兒假制度，但總和生育率在2024年仍降至創紀錄的1：20。

在媒體評論、政策討論，甚至家庭內部，一種常見說法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太高”或“過于重視事業”，因此不愿結婚生子。女性受教育程度與家庭形成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因果關系，至今仍缺乏清晰認識。

為彌補這一認知空白，來自日本和新加坡的一組研究人員采用一種新的準實驗方法，考察日本社會中教育、生育與婚姻之間的關系。研究由日本早稻田大學商學學術院副教授傅蓉領銜，成果已在線發表于《人口學》。

傅蓉解釋這項研究的動機時表示：“2026年是火馬年，也是這一生肖周期時隔60年再次到來。我們的研究把上一個火馬年，也就是1966年，視為一次自然實驗。那一年，受生肖迷信影響，出生人口大幅下降。我們希望借此回答一個處在東亞人口危機核心的問題：女性教育，真的該為婚姻和生育下降負責嗎？”

1966年火馬年時，許多準備生育的父母會刻意避開讓孩子出生在這個被認為不吉利的生肖年份。這種回避行為使得1967年1月至3月出生的女性群體規模更小，她們在之后的人生階段中，面臨的教育資源競爭也相對較少。

由于日本學年從4月開始，這批1967年年初出生的人在教育分組上被劃入前一年度的同屆學生。研究正是利用了這一“錯位”，識別出一組1967年1月至3月出生的女性：她們享受到了較低的入學競爭壓力，但自身并不直接承受“火馬年”相關的歧視。

研究人員報告稱，這一“錯位隊列”中的女性因為獲得了更多教育機會，結婚時間平均僅推遲約兩周，首次生育時間平均僅推遲約40天。這種推遲是暫時性的：到40多歲時，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在結婚和生育上的可能性，與同齡人并無差異。

教育改變了家庭規劃和擴大家庭的時間安排，但并沒有導致女性因此拒絕或回避組建家庭。換句話說，教育本身對女性是否組建家庭、以及何時組建家庭的直接影響都非常有限。

這項研究表明，相關政策努力可能抓錯了重點。如果教育并不是家庭形成推遲的根源，那么政策焦點就應轉向清除受教育女性真正面對的結構性障礙：會懲罰母親的職場環境、長期存在的“女性應承擔絕大部分育兒和家務”的社會期待，以及女性生育后缺乏靈活重返職業軌道的路徑。

從現實看，要真正改善家庭形成狀況，可能需要制度改革跟上女性在教育和經濟上的進步，例如切實落實陪產假制度、提供不會帶來職業懲罰的靈活工作安排，以及提供價格可負擔、質量可靠的托育服務，既支持女性，也讓她們能夠同時建設事業與家庭。

傅蓉總結說：“我們的研究恰逢新一輪火馬年發表，也帶來了另一種現實應用價值。如果2026年再次出現因迷信而回避生育的現象，就會形成又一次自然實驗，讓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得以檢驗：在當下已經顯著不同的性別規范和經濟條件下，類似機制是否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