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軍費激增引民怨，華盛頓再現1979信心危機

隨著中東沖突持續延宕，其政治和經濟后果也在不斷發酵。臨近2026年中期選舉，民主黨希望借伊朗戰爭不得人心這一點，重新奪回國會席位。而且，他們確實有理由這么判斷。

根據前瞻情報公司今年4月針對18歲及以上美國人進行的一項民調，84％的美國成年人希望特朗普政府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國內經濟上。

大多數美國人高度關注通脹、油價和其他與日常開支相關的問題，也希望華盛頓回應他們的經濟焦慮。美國政府眼下似乎正朝著相反方向走，把重心放在外交事務上。

特朗普競選時主打經濟民族主義，但到了2026年，外界看到的更多卻是軍事冒進。如今，他“美國優先”的承諾，正與中東不斷擴大的戰爭現實迎面相撞——這場戰爭不僅影響整個地區，也波及西方經濟體。

公眾希望克制，政府卻在展示武力。結果是：美國的盟友正帶著警惕注視這一切，而美國民眾則陷入一場自卡特政府以來少見的信心危機。

美國人總體上始終對喬治·華盛頓所說的“外國糾葛”保持懷疑。前瞻情報公司最新民調顯示，近六成受訪者認為，美國在充當全球警察、以武力介入國際事務方面，應該盡量少扮演角色，甚至不扮演角色。

這種懷疑并非始于伊朗戰爭，而且很可能會在當前沖突結束后繼續存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公眾認為美國近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動以失敗告終。

美國社會的整體情緒正變得愈發沉重。根據我們的民調，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對美國的全球地位表示樂觀。悲觀者比樂觀者高出16個百分點。

這種負面情緒看上去像是國家信心的一種結構性轉變，并且已經對美國的全球同盟、軟實力和國內凝聚力產生現實影響。吉米·卡特1979年那場關于“信心危機”的演講，在2026年依然切中現實，而在今天的社交媒體環境下，這種情緒還被進一步放大。

例如，卡特曾指出，越南戰爭侵蝕了美國人的國家自豪感。他說：“我們曾被教導，我們的軍隊永遠不可戰勝，我們的事業永遠正義，結果卻承受了越南戰爭的痛苦。”

而當卡特說“我們可以從人們對自己生活意義日益加深的懷疑中，看到這場危機；也可以從國家共同目標的流失中，看到這場危機”時，這番話放在今天，依然像是在描述當下的美國。

早在伊拉克戰爭、大衰退以及當代社會對人工智能導致失業的擔憂出現之前，卡特就曾形容這是一場“直擊我們國家意志核心、靈魂與精神的危機”。

1979年能源危機最嚴重的時候——那場危機與當前局勢有著鮮明的相似之處——就在卡特發表演講前，他在處理局勢上的支持率只有26％。

民調專家和政治評論人士關注伊朗戰爭會如何影響中期選舉，這種判斷并沒有錯。卡特當年面對如此不滿的公眾時，政治結局并不理想。

但更大的背景在于，當前這場沖突及其影響并不是孤立事件。它只是接連不斷的一系列危機中的最新一環，而這些危機揭示了美國社會更深層的問題。

不妨暫時把特朗普、以色列和霍爾木茲海峽放在一邊。華盛頓更應正視的，是一個更宏觀的趨勢：美國人的國家自豪感正在普遍而持續地下滑，這與卡特時期的情形頗為相似。

我們調查的美國人，對國家未來以及那些本應為后代著想的民選領導人，幾乎談不上有什么信心。即便美國在德黑蘭或委內瑞拉取得短期軍事勝利，也無助于扭轉一種普遍感受：今天的美國，已經無法與過去幾代人記憶中的美國相提并論。

改變方向似乎十分關鍵，而且也并非沒有可能——無論是換一批領導人，還是現有領導人學會以不同方式說話和行動。在美國，悲觀本不該成為一種常態。就我對這個似乎已經不再相信自己的國家的觀察而言，我意識到，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種心態是可以改變的。

歷史上并不缺少所謂“氛圍轉向”的先例。比如里根政府執政初期，希望就曾重新回到這個國家。大多數美國人都對未來幾年抱有樂觀預期。1981年，羅納德·里根總統的支持率一度徘徊在70％左右。

樂觀并不屬于某一個特定黨派。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無論是民主黨總統還是共和黨總統執政期間，公眾對政府的信任都曾回升。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也曾短暫升至60％。

無論是痛苦時刻還是歡樂時刻，都可能讓我們更加團結——不管是遭遇外部襲擊，還是經歷一段持續的經濟增長。

但眼下，我們必須直面這種更深、更沉重的社會倦怠。同時也要明白，信心危機未必會永久持續。黎明到來前，往往正是夜色最深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