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的兒子定居美國后，記者曾問他為何不回國，他的回答令人費解

1984年9月，中關村街頭第一次出現排隊復印TOEFL資料的身影，隊伍里有一位頭發半白的中年人，他叫彭云，那年42歲。人群并不知道，這個溫聲細語的工程師正是小說《紅巖》里家喻戶曉的“江姐”之子。

提起彭云，總繞不開1949年11月14日的重慶磁器口。那天，31歲的江竹筠在渣滓洞英勇就義，僅留下一個未滿百日的男嬰。新中國成立后，彭云被烈士遺屬辦公室送到北碚由譚正倫撫養，檔案上寫著“代號05”，以防舊勢力尋仇。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他靠定量供應的奶粉長大，常被街坊指著喊“江姐的娃兒”，天生便背負一層神秘光環。

1958年“大躍進”背景下，哈工大面向全國選拔尖子生。16歲的彭云交白卷作文卻在數學測試拿了滿分，破格錄取。在校內，他把宿舍門牌號“312”拆成質因數寫成黑板刷題，以至傳出“江姐后代癡迷數字”的趣聞。材料力學教授劉永坦曾回憶，“小彭說話輕，但公式板書重，勁頭十足”。這段傳奇后來被媒體不斷放大，仿佛注定下一幕是“歸國報效”。

1978年春天，全國科教口迎來“留學潮”，中科院計算所拿到22個公費名額，其中一個落到彭云頭上。那一年，鄧稼先50歲，錢學森67歲，紅衛兵運動的塵埃剛落，誰也說不準“走出去”還是“留下來”更有前途。組織談話時，彭云只問了兩句：“能帶母親的照片嗎？護照能寫全名嗎？”隨后便投入英語突擊班。

1985年初，他抵達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圖書館24小時開放，校車準點到秒，這些細節迅速沖擊他的生活觀。有人勸他辦綠卡，他起初搖頭：“母親犧牲在這片土地以外，我心里有桿秤。”可等博士論文《并行計算中的動態負載均衡》在IEEE雜志刊登后，實驗室隨即遞來終身教職合同，薪酬是當時國內教師的四十倍。

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爆發，美國科研經費激增。彭云負責的“分布式容錯”項目獲得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資助，他驚訝于“一紙報告折合三千臺Sun工作站”。同年，北京郵電學院派團訪問普渡，老同學私下問他：“什么時候回家？”他笑了笑，“回，是放下；不回，是承擔。”這句話后來被媒體剪輯成“回不去”，先入為主的解讀隨之擴散。

進入新世紀，彭云已在ACM、IEEE兩大協會累積十數篇高被引論文，卻幾乎不接受采訪。他在課堂里只講算法，不提身世，同事直到畢業典禮才知道“Professor Peng”是《紅巖》里小英雄的成人形象。“別神化我。”他偶爾半開玩笑，“我只是讓計算機跑得快一點。”

2008年汶川地震后，普渡華人學者自發籌款，彭云名列首位。6月，他攜妻女返京探親，機場通道擠滿記者。不少聲音質問：“烈士血脈怎能留他國？”當晚，一家電視臺把麥克風遞到他面前。彭云沉默數秒，說出那句后來在網絡瘋傳的話：“說實話，我對美國更熟悉一些，那里有我的實驗室、學生和房貸。”整段話被剪成26秒，在次日各論壇刷屏，“數典忘祖”“背叛先烈”之聲此起彼伏。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未回避“公費留學”的歷史。面對質疑，他公開列出當年簽署的償還協議：1994年已按照國務院規定退還全部學費與旅費，并將個人專利許可費的一半捐給中科院系統仿真重點實驗室。資料一出，輿論卻沒有降溫，討論焦點從“經濟”轉向“情感”，爭議反而更激烈。

2014年，彭云在普渡退休。學界評價他“成就不遜色于同時代的很多華人計算機學者”，但國內報道寥寥。一位跟隨他七年的學生告訴媒體：“老師最常說的一句是‘把每行代碼寫給五年后的自己’。”外人聽來云淡風輕，這句話在美國校園里卻被寫進佳句年鑒。

回憶全部拉長，會發現彭云從未公開否認對故土的情感，也未承諾一定歸國。他的選擇折射的是一個時代的多重復雜：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走出去”，九十年代的“留下來”，以及新世紀“世界實驗室”的崛起。對同齡人而言，家國與個人的邊界常常交疊，很難用一句“該不該”蓋棺定論。

“如果母親還在，她會理解我嗎？”一次私人聚會里，有人好奇拋出這個問題。彭云端著咖啡輕聲說：“她希望云兒自由生長，這是她在信里寫的。”話音極輕，像自語，現場無人再追問。

數十年過去，渣滓洞舊址成了紅色教育基地，講解員每天都會提到江竹筠，也偶爾提到她的兒子。游客聽完故事各自沉思，或感嘆、或疑惑，但更多時候只是轉身離開。歷史留給后人的往往是開放式結局，正如彭云離開采訪現場時留下一句平平淡淡的話：“路徑不同，目標也未必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