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伊朗伊斯蘭議會副議長尼克扎德向外界表示: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已下令,霍爾木茲海峽不得恢復戰前狀態。
那么穆杰塔巴為什么要下這道禁令?難道伊朗不怕美伊和談不了嗎?如果霍爾木茲海峽遲遲不能恢復,對全球能源市場來說,又會有著怎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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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前,很多分析認為穆杰塔巴是個“過渡品”。
他父親阿里·哈梅內伊在位三十余年,伊朗最高領袖更替的周期通常以數十年為單位計算。穆杰塔巴在炮火中匆忙接班,外界預期他能做的不過是捏合殘局、等待停火。然而到了今天,正是穆杰塔巴簽下了“霍爾木茲海峽不得恢復戰前狀態”的指令。
這道禁令的分量,必須放在伊朗權力結構的特殊性中理解。
在伊朗政治體制中,最高領袖對一切重大事務,戰爭、和平、國家戰略走向,擁有最終裁決權,那么穆杰塔巴為什么選擇下達這一道禁令呢?
首先,這道禁令是回應老哈梅內伊留下的政治遺產。老哈梅內伊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將伊朗的戰略底線劃定在“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權”上,并以死保全了這條底線。穆杰塔巴需要用行動向革命衛隊和國內強硬派證明,他沒有在這條底線上退讓一寸。這是他必須在權力尚不穩固的階段,用最清晰的姿態告訴所有人:他扛得住父親留下的重擔。
從禁令的內容上看,“不得恢復戰前狀態”,與“將維持戰時狀態”,兩者之間有巨大的差異。前者是一個當量可調的模糊指令,只要海峽沒有回到戰前那種“事實性由美國主導自由通航”的狀態,具體管控的松緊程度可以根據局勢需要靈活調節。這道禁令在強硬表態的同時,又為伊朗保留了外交上的操作彈性。穆杰塔巴真正要說的也許很簡單:任何人都別指望伊朗會在封鎖威脅下投降。
但“梭哈”從來都是高風險動作。對一個根基未穩的新任最高領袖來說,如果在禁令發出后前線潰敗、或外交上被迫回到戰前狀態,這道禁令就將成為反噬其威信的素材。穆杰塔巴在賭,賭的是美國承受不起全面開戰的代價,賭的是特朗普的極限施壓策略,受美國內部因素影響而自我崩潰。
美伊談判之所以反復被凍結又反復被重啟,在于雙方底線的分歧巨大。
在特朗普的最新表態中,他一不提戰事本身,二不提解除封鎖,而是反復強調想與伊朗達成“永久協議”,讓伊朗“永遠沒機會擁有核武器”。這說明,美國想借這場沖突的混亂窗口,把涉核問題的解決當作停火代價的一部分塞進談判議程。
而伊朗談判代表劃定的范圍完全不同,在伊斯蘭堡會談期間,伊方開出的談判清單包括:戰爭賠償、解決霍爾木茲海峽爭端、全面解除制裁、確保美國和以色列未來不再侵略。四個議題沒有一個觸及核問題。在伊朗看來,談判是因戰而起,就只談戰的善后。核問題是另一條軌道,不能混為一談。
美伊訴求存在相當大的分歧,如果在當前的談判框架內只解決停火和解除封鎖,伊核問題就將被無限期擱置。從華盛頓的視角看,這場沖突付出巨大消耗,如果最終協議連核問題的門檻都沒跨過,等同于白打了一場。
因此,卡塔爾、阿聯酋、埃及、俄羅斯四國才會集體呼吁“重啟談判”,這其實是在向雙方傳遞同一個信息:不要讓“談什么”的分歧堵死“能不能談”的通道。
這四個國家中有美國的盟友、有俄羅斯這樣的伊朗戰略伙伴,也有埃及這類在巴以、伊以問題上擁有獨立利益訴求的地區大國。它們同時發聲,意義在于讓美伊雙方看到,如果戰爭繼續升級,它們各自在地區內的利益也將遭受不可逆的損失,這是一種由代價驅動的集體壓力。
特朗普之所以能在此前數輪博弈中以極限施壓的姿態占據上風,一個重要的外部條件是:大國各說各話,缺乏統一的反戰聲音。
金磚國家正在填補這個空白。4月23日,中國、俄羅斯、印度、南非、巴西等金磚成員國就中東問題進行討論,中方特使用了“停火基礎脆弱,地區安全惡化,人道形勢嚴峻”三個判斷來定性當前局勢。判斷之后指出了具體的行動路線,“金磚國家要堅持獨立自主,堅守公正道義”,并同意在中國擔任金磚主席國期間繼續就中東事務進行磋商。換言之,這是機制的常態化安排。
會議期間,中方特使分別會見了俄方和伊朗方面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報道中沒有提及美方代表,金磚框架內的這場磋商也不可能會出現美國,這說明全球南方國家在安全與能源通道危機中,形成一套獨立于華盛頓主導的敘事體系和行動框架。
從歷史上看,20世紀末的海灣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再到近年來的中東沖突,國際社會的和平呼聲長期被西方的軍事議程覆蓋。如今金磚機制介入中東熱點問題的協調,標志著全球南方正嘗試將“和平解決沖突”這一原則從口頭倡議轉化為具有機制化支撐的持續行動。
4月以來,圍繞美伊沖突的外交活動密度空前。
阿拉格齊走訪巴基斯坦、阿曼、俄羅斯三國,目標是為談判尋找“破局方案”。說明針對封鎖,伊朗的策略是尋找替代通道。通過擴大與巴基斯坦、土庫曼斯坦的陸路貿易,部分石油經由陸路管道和非正規海上渠道繼續出口,降低封鎖對經濟的直接沖擊。外部封鎖短期內能帶來壓力,但不會讓伊朗立刻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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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優勢在于軍事碾壓和經濟封鎖的絕對實力,伊朗缺乏同等級別的常規軍力,但擁有霍爾木茲海峽這張“一夫當關”的牌,以及兩伊戰爭留下的在極端壓力下維持國本的體制韌性。當雙方都將沖突拖入消耗戰,決定勝負的就是兩個政治體系的耐受力之間的較量。
美國需要面對的是多條戰線,既要維持對伊朗的經濟絞殺和軍事威懾,又要應對中間調解國對不可控升級的擔憂;既要拉攏海灣國家參與施壓,又要防止它們與伊朗的經濟一體化趨勢削弱封鎖的有效性;既要展示超級大國的強硬形象,又要避免在談判桌上過早暴露底線。
伊朗需要面對的是:如何在“不跪下”的前提下為經濟找到生路,如何在革命衛隊和外交部之間的權力博弈中形成統一的談判立場,如何讓外部世界相信一個公開宣稱“不畏懼死亡”的政權不構成系統性威脅。
中國和金磚國家被推到了前臺,這是平衡被打破后各方力量自然尋找支點的產物。全球南方雖然缺乏航母與艦隊的絕對力量,但控制的貿易航道、能源供應與外交認同,恰好成為美伊雙方都無法忽視的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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