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濂：依循良知而生活是否仍有可能？

依循良知而生活是否仍有可能？

文 ｜ 周濂

（《讀書》2026年3期新刊）

一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臭名昭著的國會縱火案爆發，這個具有歷史性的事件徹底改變了漢娜·阿倫特的人生走向。多年后，阿倫特在一次采訪中回憶說：“從那一刻起，我感覺自己是有責任的。也就是說，我再也不能只做一個旁觀者。”

作為猶太人的后裔、曾經的德國公民、納粹的直接受害者和流亡者，阿倫特震驚于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的世紀浩劫，她有太多的困惑和不解，所以她才會說：“我想要理解（Ich will verstehen）。”不妨把這個說法和亞里士多德“人天生求知識”（all men by nature desire to know）做一比較，初看起來兩個說法相差不遠，但仔細揣摩就會發現，亞里士多德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做出的論斷，他更強調理解的“目標”，也即靜態意義的“知識”，而阿倫特則是從第一人稱單數“我”的視角出發，她更看重思考的“過程”，也即理解本身。更重要的是，亞里士多德認為求知是一種“欲望”，而阿倫特強調理解是一種“意志”，它不是出于“本能”而是出于“決定”。

青年時期的阿倫特（來源：pinterest.com）

某種意義上我更認同阿倫特的表述。常人并不想要理解，他們大多不求甚解，要么因為急于獲得確定的答案而盲從權威，要么因為得不到確定的答案而索性放棄理解。常人不想要理解，首先不是因為智商不夠，而是因為缺乏思考的意志。

阿倫特當然不缺乏思考的意志，她的問題——如果真有問題的話，也許是另一個極端。少女時期的阿倫特寫過一篇自傳性質的文章，她從第三人稱的角度反觀自身：“她的獨立和偏好實際上根植于一種她對所有古怪事物的真正的激情。也就是說，她習慣于在那些表面看起來最自然和平凡的事物中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東西。”這句話或許是打開阿倫特思想的一把密鑰。阿倫特對于這個世界的愛和激情源于不可遏制的“理解需要”，為此她養成了一種獨特的理解技藝——在平凡與特異之間建立聯系：有時候是于無聲處聽驚雷，在平凡無奇之事中發現惡；有時候則反其道而行之，在人間至惡中辨認出庸常。

一九六三年五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惡之平庸的報告》（以下簡稱《艾希曼》）正式結集出版。不久，阿倫特就置身于如潮般的惡評之中。對于《艾希曼》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阿倫特竟然試圖為艾希曼“開脫”罪責，把他和大屠殺稱作“惡之平庸”；阿倫特竟然譴責猶太人，認為占領區的猶太人領袖要為大屠殺承擔部分責任。我曾經在《“批評的資格”與“選擇的空間”——伯林與阿倫特之爭》一文中對第二個問題做過專題探討（《讀書》雜志二○二五年第五期），本文將重點探討第一個問題。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惡之平庸的報告》定稿，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來源：loc.gov）

根本的癥結在于如何理解大屠殺的施害者與受害者。主流的立場一目了然——“死去的猶太人是絕對的善，納粹分子和他們的同黨是絕對的惡”。但是阿倫特拒絕接受這個非黑即白的回答，也許在她看來，這恰恰是缺乏思考意志的表現，是對歷史復雜性和人性復雜性的雙重忽視。

在阿倫特看來，真實的艾希曼只是小丑，而非魔鬼，他“從未意識到自己在做什么”。阿倫特曾經用“謙遜”形容艾希曼，這是個略顯古怪的評價，因為日常語言中謙遜是一個褒義詞。然而，在阿倫特的詞語表里，謙遜意味著“從眾”和“不思”。在寫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阿倫特指出：“每次他（艾希曼）想獨立思考的時候，他都會說：‘如果我周圍的人都認為謀殺無辜的人是對的，我又有什么資格去評判呢？’”對艾希曼來說，重要的是與他人保持一致，哪怕為此放棄自我。阿倫特的結論是，艾希曼是一種“新型罪犯”，在他身上體現了“惡之平庸”。

二

今年距離《艾希曼》初次出版已有六十三年之久，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料和文獻的發現與披露，人們有足夠理由相信“惡之平庸”并不適用于艾希曼其人其行。

德國學者貝蒂娜·施湯內特在《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中指出，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演意圖是顯而易見的：“他打算保住一命，并為自己的行為辯解。”盡管阿倫特查閱了眾多歷史材料，但是必須承認，“大屠殺研究在一九六〇年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書面證據少得可憐”。施湯內特指出，一九七九年以后，隨著“薩森訪談錄”的公開，人們得以了解艾希曼在受審之前的真面目：“艾希曼不是一個喜歡鄉村田園生活的人。對他來說，戰爭——他的那場戰爭——從來都沒有結束。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或許已經退役了，但狂熱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仍然在役。對他來說，那個讓他不必親自動手就能殺死幾百萬人的極權國家雖已遙不可及，但自己還遠遠沒有失去抵抗能力。”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中譯本封面（來源：douban.com）

此外，阿倫特并未全程出席艾希曼的法庭審判。在總共一百二十一次的庭審中，她缺席了九十二次，尤為重要的是，阿倫特雖然旁聽了辯方律師的盤問，但因私人原因缺席了控方代表豪斯納的質詢，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意識到，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處境，面對辯方律師，艾希曼可以表現得游刃有余；相反，在面對控方盤問時，卻極有可能左支右絀、露出馬腳。美國學者德博拉·E. 利普斯塔特在《艾希曼的審判》中正確地指出：“假如當艾希曼在與豪斯納對抗性的交鋒中被困住時她就在現場，或許她會從他的言行和身體語言中得到一些深刻的領悟？”

更為嚴厲的指控是，阿倫特非但沒有被艾希曼“愚弄”，而且把艾希曼作為印證與修訂其“成見”的證據和材料。這個成見一方面來自她的極權主義理論，一方面源于她的極權主義個人經驗。

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提出了“極權主義本質”的理論。在論及“根本惡”時，她這樣寫道：“我們可以說，根本的惡與一種制度同時出現，在這種制度中，所有人都同樣變成了多余的。”艾希曼審判讓阿倫特放棄了“根本惡”的說法，強化了“多余人”的觀點。一九六四年，在與朋友格哈德·肖勒姆關于“惡之平庸”的通信中，阿倫特指出：“我現在確實認為，惡從來不是‘根本的’，它只是極端的，它既沒有深度，也沒有任何惡魔般的維度。它能夠蔓延并摧毀整個世界，恰恰因為它像真菌一樣在表面傳播。它是‘思想所無法理解的’，正如我說過的，因為思想試圖達到某種深度，追根溯源，而一旦涉及惡，它就會受挫，因為那里空無一物。這就是它的‘平庸性’。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是根本的。”必須指出，阿倫特不是在淡化罪惡的嚴重性，而是在重新審視罪惡的生成機制。六百萬無辜的猶太人在集中營死于非命，這當然是“極端”的惡。“惡之平庸”的觀點意在強調，雖然大屠殺之惡是極端的，但并不具備形而上學的深度和內在復雜性。除了希特勒這樣的極少數人，絕大多數參與者的動機是平庸的，他們不是魔鬼和變態狂，而是一些沉悶無聊的小官僚或者普通人。

1935年，阿倫特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館內（來源：newyorker.com）

阿倫特與納粹黨人直接打交道的經驗似乎也在告訴她這個道理。注意，我說的是“似乎”，因為沒有任何直接的文本證據表明，阿倫特在形成“惡之平庸”的觀點時調用了個人經驗。但是另一方面，這些個人經驗是如此地突兀，很難讓人徹底地忽視它們。除了艾希曼，阿倫特近距離接觸過的納粹黨人至少還有兩位，一個是一九三三年三月逮捕她的年輕警官，一個是在思想和情感上與她終身保持羈絆的海德格爾。

一九三三年三月，阿倫特因收集納粹的反猶證據不幸被捕，在押解前往警局的路上，她抱怨香煙所剩無幾，請求中途買煙，沒承想，押解她的年輕警官竟然真的給她買了幾包煙，并且私下傳授如何將煙偷帶進牢房的訣竅。根據阿倫特的自述：“我在警察局待了八天后被釋放，因為我跟逮捕我的警官成了朋友。他是個魅力四射的小伙子，剛剛從刑警隊提拔進警局。他不知道要做什么，該做什么。”當反抗組織準備為阿倫特雇用律師時，阿倫特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她拒絕了律師的幫助，把命運押在了那位年輕警官身上，理由是“他看起來很害怕，而逮捕我的那個人看起來開放又正派，我感覺信任他的勝算更大”。阿倫特賭贏了，那位“不知道要做什么、該做什么”“開放又正派”的年輕警官最終釋放了她。

阿倫特面對海德格爾的態度格外復雜和矛盾。一九四六年七月，阿倫特在寫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直言，海德格爾必須為一九三三年的所作所為負責，她尤為痛心于海德格爾以校長的名義簽署解雇令，因其旨在驅逐“非雅利安血統”的教職工，阿倫特認為海德格爾應該在簽字的那一刻辭職：“因為我知道這封信和這個簽字幾乎害死（胡塞爾），我就不禁把海德格爾視為一個潛在的兇手。”然而，時隔僅四年，當阿倫特戰后首度重返歐洲時，她卻主動致信海德格爾，促成了兩人的再次會面。臨行前，她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袒露心跡：“關于要不要去見海德格爾，我還不知道——我把一切交給命運。他寫給雅斯貝爾斯的信，我看了幾封，和過去一樣：其中摻雜了真誠和虛偽，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懦弱，這兩種特質都同樣明顯。”

1961年，海德格爾在德國圖賓根參加一場討論會（來源：philomag.com）

有沒有可能，當阿倫特在耶路撒冷法庭審視艾希曼時，她在后者的身上辨認出了年輕警官的茫然無措和海德格爾的虛偽懦弱？換言之，阿倫特不是對艾希曼“心軟”，而是對年輕警官特別是對海德格爾“心軟”？利普斯塔特就這樣認為，在她看來，阿倫特只為一個人寫作——唯一一個她需要獲得其認可的人：海德格爾。施湯內特也有類似的評論，在她看來，艾希曼之所以能夠誤導阿倫特，是因為他用阿倫特自己的武器——印證自己期待的渴望——擊敗了她。

我不認為“惡之平庸”是在為海德格爾做曲線辯護。畢竟，海德格爾不是艾希曼，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兩人雖然都參與了納粹運動，但從直接后果看海德格爾犯下的是“小惡”，艾希曼犯下的是“大惡”。但是另一方面，“惡之平庸”的確可以視作阿倫特對海德格爾式失敗的一種回應和補充。借助這個表述，阿倫特告訴我們，危險不僅來自海德格爾這種“思想深刻”但誤入歧途的人，更來自艾希曼這種缺乏思考意志的普通人。阿倫特對海德格爾的判詞是“懦弱”，對艾希曼的判詞是“不思”，不管是意志的軟弱還是理智的無明，都不可能讓一個人挺身而出，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道德和政治責任。

如前文所述，從少女時期開始，阿倫特就對所有古怪的事物充滿了激情，并且養成了一種獨特的思考技藝——在平凡與特異之間建立聯系。她想要理解，而且必須理解。晚年時阿倫特曾經這樣自我剖白：“好吧，我承認一件事。我想承認，我——當然——主要對理解感興趣。如果我不能起碼試著理解所發生的事情——無論這事情是什么——那我就活不下去。”

年輕警官、海德格爾、艾希曼和大屠殺都是阿倫特想要理解的人和事。雖然，她極有可能誤判了艾希曼和海德格爾——他們比阿倫特想象的要更狡黠，到最后仍是頑固的納粹分子。但是思想家擁有一種異乎常人的“特權”，因其從事的是一項抽象的理論工作，即使在這個過程中，他/她忽視或者遺漏了某些特定元素，以至于無法準確地刻畫個案，但并不會因此徹底損害理論的洞察力和解釋力。

艾希曼審判結束之后，阿倫特成為比艾希曼更重要的主角，“惡之平庸”這個概念已經超越《艾希曼》這本書和艾希曼這個人，獲得了屬于它自己的理論生命力。實則早在《艾希曼》出版前五年，阿倫特就在《人的條件》（一九五八）前言中提出了“不思”這個概念：“不思——沒頭沒腦的魯莽、無可救藥的迷茫，或是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來是我們時代的顯著特征之一。”真實的艾希曼或許并非“不思”，“惡之平庸”或許無法解釋艾希曼其人其事，但是作為一個抽象的判斷，人們在每一個歷史和政治的災難現場都辨認出了千千萬萬個“不思”的普通人。

2020年，德國歷史博物館舉辦的展覽“漢娜·阿倫特與二十世紀”（來源：literaturwissenschaft-berlin.de）

三

在一九七二年的一次采訪中，阿倫特轉述了恩斯特·榮格的一次親身經歷：一個農民收留了幾個剛從集中營出來的俄國戰俘，這些餓壞了的人爭搶著在吃豬食，農民告訴榮格：“你看，他們是亞人類，就像牲口！”阿倫特評論說，這句話沒有任何“邪惡”的意思，農民的問題只是“愚蠢”而已，因為他不明白，人餓極了什么都會吃，換作任何人都會這么做。然而，“這種愚蠢卻有其殘忍之處”，由于缺乏共情和想象力，面對俄國戰俘吃豬食這個令人震驚的行為時，農民“只能”訴諸一種“非人化”的解釋。阿倫特說：“從這個角度講他是愚蠢的。然而，殘忍的正是他的這種愚蠢，因為你就像在對著一堵磚墻講話。我所謂的‘平庸性’其實是這個意思。它沒有任何深度——也沒有任何邪惡之處！它只是拒絕想象他人的感受，難道不是這樣的嗎？”維特根斯坦在“一戰”期間的《戰時筆記》中說過非常類似的一段話：“與其說我周圍的人是低劣的，不如說他們狹隘得嚇人。因為他們總是誤解。這些人不是愚蠢，而是狹隘。在他們的領域里他們足夠聰明。但他們缺乏品質，從而缺乏寬度。”

多么神奇，從戰友的身上，維特根斯坦辨認出了阿倫特在艾希曼身上看見的東西。阿倫特說，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擔任奧地利猶太人移民中心負責人時，“艾希曼平生第一次發現了自己的一些特殊才能。有兩件事他能做得很好，比別人做得好：他能組織，也能談判”。這讓他興致勃勃且自信滿滿，但這正是他和千千萬萬平庸之人的根本問題：他們在自己的領域里足夠“聰明”，但是在理解他人動機和人性時卻顯得格外“愚蠢”，這種愚蠢的根源在于“狹隘”，是狹隘讓他們陷入“不思”，因為缺乏思想的寬度無法共情他人的處境，更難以想象他人的人性。

問題是，怎樣才能突破這種狹隘性？在一九六七年發表于《紐約客》的《真理與政治》一文中，阿倫特給出了答案。我一直認為，相比“惡之平庸”和“不思”，阿倫特關于政治思考的主張要更為重要。阿倫特是這樣說的：“政治思想是代表性的。一事當前，我從不同的立場加以考慮，使那些不在場的人的觀點呈現于我的心中，由此形成我的觀點，即，我代表他們。這種代表的過程并不是盲目地采納那些不在場的人實際上提出的這種那種觀點，而是從一種不同的視角觀察世界。這不是移情的問題，好像我要使自己成為別人或者是像別人那樣去感受；也不是數人頭，加入到多數一邊，而是以我自己的身份處在我實際上并不處在的位置上去感受、去思考。當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時，我越是能在我自己的心中呈現出更多的人的觀點，我越是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那么，我的代表性思考的能力就越強，我最終的結論，我的見解就越堅實可靠。”

《真理與政治》第一稿，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來源：loc.gov）

可以把以上論述總結成三個論點：一、只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思考政治，不是“政治地”思考。二、政治思考者的任務是力圖“在自己的心中呈現出更多的人的觀點”。三、政治思考的代表性不等于“無立場之思”，在設身處地感受和思考各種視角和立場——左派的和右派的、窮人的和富人的、受害者與加害者——之后，個體必須形成自己的最終判斷，否則“無立場之思”將導致“無立場之見”，淪為“怎么都行”的相對主義。

更加嚴峻的問題在于，當極權政治摧毀人們感知世界和他人的能力，將一切道德箴言和宗教戒律（例如“不可殺人”）都化為烏有之際，個體還能運用明辨是非的判斷力、具備選擇與行動的自由嗎？在《艾希曼》的后記里，阿倫特將討論引向“人類判斷力的本質和運作”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在這些被告犯下‘合法’罪行的審判中，我們想見到的是，人類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即使當時能指引他們的只有他們自己的判斷，即使他們的判斷碰巧與周圍人的一致意見完全相悖。”

這是阿倫特在艾希曼案件中讀出的“根本問題”，也是阿倫特后期思想著力追問的問題。這個問題至關重要、性命攸關，雖然絕大多數人對此毫不在意，他們要么像（阿倫特眼中的）艾希曼一樣狹隘，目光所及只有算計；要么因為掌握了無立場之思的技巧而“看穿一切”。總之，他們不具備對“真正重要之事”的感受力。但是阿倫特抓住了這個令人戰栗的問題，并在《真理與政治》中進一步明確化為如下命題：“與整個世界意見不一，好過與自己意見不一。”

理解這個命題有三個要點：第一，蘇格拉底問題——“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從來不是一個人自己的事情，在政治中它意味著每個人都不得不“與他人一起生活”。第二，“與他人一起生活始自與自己一起生活”。因為“自我是唯一讓我無法背離的人，我無法離開他，我與他結合為一體”。也正因如此，心靈生活始終“先于”和“高于”政治生活，“只有知道如何與自己共同生活的人才能適應與他人一起生活”。第三，針對“為什么不該殺人，即便在無人看到的情況下也不該殺人”這個問題，有一個與“自我”和“良知”密切相關的解答思路：“因為你不可能愿意跟一個殺人兇手共處。一旦行兇殺人，只要你活著，你就一直將自己置于與殺人兇手為伍的境地。”阿倫特認為，倫理學和邏輯學一樣，都可以在“與整個世界意見不一，好過與自己意見不一”這個表述中找到源頭。

《真理與政治》發表于一九六七年，初衷是為了回應《艾希曼》引發的爭議，但是阿倫特的思考再次超越了艾希曼其人其事，指向了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本問題——當極權體制將觸角延伸至生活的每一處角落，當個體與自我獨處的最低限度空間都不再被保障—在這樣的極端境況下，依循良知而生活是否仍有可能？嚴格說來，沒有人可以替當事人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如果有答案，并且答案是有意義的，那就只能是當事人自己給出的答案。

如果說“依循良知而生活”是一種“真正的生活”，那么問題恰恰在于，這種純粹、完滿、未經任何遮蔽與扭曲的“真正生活”，或許從未存在過。從個體被拋入世界的那一刻開始，自我與良知就被各種力量塑造和扭曲。但是好在，即便我們不知道何為真正的生活，但我們大抵能夠辨認出何為“虛假”和“錯誤”的生活。這種辨認能力，本質上是一門與自我對話的技藝。唯當與自我展開真正的對話，不輕易放過自身的矛盾、分歧與沖突，才有可能穿透迷霧，辨別出虛假和錯誤。

電影《漢娜·阿倫特》的結尾處，摯友漢斯·約納斯在聽完阿倫特激情洋溢的自辯之后，不為所動地告訴阿倫特：“你把一堂庭審變成了一門哲學課。”在根本的意義上，我同意約納斯的這個判斷。阿倫特的確是在借助艾希曼思考哲學問題，教會我們怎樣思考，尤其是，逼迫我們開始思考。

電影《漢娜·阿倫特》劇照（來源：douban.com）

尼采曾言，一切體系都注定要被超越和否定，唯有蘊含于其中的偉大個性，才真正值得敬重。作為黑暗年代中極少數的清醒者，阿倫特以一種近乎“傲慢”的自信堅守她的判斷，將噴薄欲出的個性深刻于她的理論。然而，正如伯納德·威廉斯所指出的，任何政治理論都無法自行決定其具體應用。正因如此，盡管阿倫特為我們留下了豐厚的思想遺產，這份遺產卻“未曾預設任何遺囑”——它將解釋的權利，交還給了每一個擁有思考意志的獨立個體。

*文中圖片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