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昨天，新京報披露一則令人驚掉下巴的案件：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長馬某，為完成涉毒考核任務，竟與社會人員徐某勾結，精心設局造假，誘使6名孩子吸毒，然后將他們查獲。
目前，法院一審判決馬某犯欺騙他人吸毒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三名參與造假的社會人員也一同獲刑。據判決書詳述，馬某為完成上級交辦的“業績數據”，主動找徐某索要涉毒線索。徐某找不到真實線索，幾人便開始商議捏造案件。
商量好之后，徐某召集6名未成年人到賓館，馬某將毒品交由他們吸食，待孩子們染上毒癮后，馬某再以執法者身份將其抓獲，完美完成“查處任務”。
這場黑心策劃的“陷阱執法”，傷天害理。
馬某身為執法者，本該是守護未成年人、打擊毒品犯罪的正義力量，卻反手制造罪惡——他將6個孩子推向毒品，用他們作為人肉工具換取自己的政績，令人發指。
表面看，馬某目無王法、知法犯法，為了完成任務不惜傷害未成年人；但深究下去，恐怕正是幕后的畸形考核機制催生了這場罪惡。
你想啊，吸毒販毒案件，有就是有，有多少就是有多少，沒了就是沒了，它是客觀事實。如果派出所轄區內打擊吸毒工作做得不錯，案件查處及時，案件不可能是一個固定值，更不可能持續增長。
但派出所副所長知法懂法，為何依然冒著被追刑責的風險編故事做數據？當涉毒案件數量、查處人數與績效、晉升直接掛鉤，當“完成任務”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執法者就很有可能為了達標，不惜編造案件、制造犯罪，把公權力變成謀取私利完成任務的工具。
馬某完成任務是自保，甚至只有在自保的基礎上才能再去維護和索取利益，但他用毒品侵害未成年人，再以執法名義掩蓋罪行，嚴重透支了公眾對執法隊伍的信任。因此，馬某獲刑系咎由自取。
但，這遠遠不夠。
我們必須追問：南京這家派出所的涉毒考核指標，是誰下達的？是否符合轄區實際情況？案件發生后，當地對制定指標的相關責任人有沒有依規依紀追責？如果不堵住考核機制的隨意和變態，不鏟除形式主義的土壤，誰能保證不會出現下一個馬某，誰能保證下一次六個孩子里沒有自家娃兒？
從我這么多年的觀察看，我一點都不客氣地講，一個喪心病狂的指標一定會讓執行者變得喪心病狂。
制定政策、方案、計劃、指標的人，一定要了解實情、遵守規律、懂得常識，切不可關在辦公室里憋政策，否則必然搞得雞飛狗跳，甚至生靈涂炭，遺患無窮。
我認為此事很有典型意義，也值得引發更多思考，尤其是領導層——為何冰冷的數據能凌駕于朗朗天理、人間良知之上？為何執法者的底線、未成年人的命運，在硬性指標面前輕易變得一文不值？當脫離實際的考核指標層層下壓，當唯政績是從的歪風肆意吹起，當上級只看數字不問過程不管對錯，基層執行者如果想完成“任務”，能也只能在高壓之下迷失本心、偏離人倫，違法做事。
因此，絕對不能僅僅處理一個派出所副所長，讓副所長變得如此癲狂的手必須被斬斷！
我是晚參君，這世間最可怕的從來不是個人作惡，而是不合理的規則逼著好人淪為惡人、惡人越來越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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