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變“流散”，事實就不存在了？

hi，我是胖胖。

《淮南子》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神夜哭。

這句話有兩種解法，一種是說，文字誕生讓人類掌握了天地秘密，所以鬼神驚恐，還有更深的一種解法是，文字讓人間的事情可以被永久指認，從此再沒有什么能被悄悄抹掉，所以那些靠混沌和遺忘活著的東西要哭。

于我而言，我更愿意相信后一種解法是文字的本體性使命——文字是用來對抗遺忘的。

但遺憾的是，如果按神話敘事看，據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文字幾乎在它成熟的同時，就被納入了系統，它從一開始就是史官之學，是替王侯將相記功記過的工具，是被征用的載體。

這樣看來，文字幾乎跳過了民間文字那個階段，直接進入了廟堂文字階段。

雖然后面有《詩經》、有屈原、有漢樂府、有六朝民歌——但這些進入文字記載的瞬間，都是經過士大夫之手整理的，經過了一道過濾。

歷史上真正的民間口語、真正引車賣漿之流，從來沒有獲得穩定的書寫權。

不是說引車賣漿者用不了文字，而是說漢字這個系統的精神結構，從設計的層面就不是為底層人量身的。

它的語法、它的修辭、它的典故體系、它的審美標準，全部建立在士大夫階層的趣味上。

一個底層人要使用它，必須先被它馴化——必須先學會用它的方式思考，而它的方式，就是上面的方式。

如果真是前者，文字一開始便被剝奪紀實功能，這就是一個文字系統從出生起就背負的原罪。

但這個原罪并非不可救贖——只要文字還承擔著令鬼神夜哭的紀實職責。

一旦它被剝奪了這個職責，事情就變了。

它就從令鬼神夜哭的力量，降級為令鬼神竊喜的工具。

它不再是對抗遺忘的武器，而成了制造遺忘的幫兇。

這幾日的一則報道：

特地搜了一下，有這樣一個表述：

如果真的明顯減少到幾乎消失了，那留著原來的詞又有什么妨礙？一個指代對象快沒了的詞，根本不需要去改吧？

因為那個詞本身自己就會隨著現象消失而退出語言。

這兩個詞都指向具體的生存狀態，而乞討這個詞帶著一個無法回避的追問：他為什么要乞討？誰讓他必須乞討？

“流散”則是一個形容詞性的、被動態的、模糊的狀態，這個詞可以指向于自我放逐，但它可以把一個經濟處境，悄悄替換成了一個類似地理位置描述。

街邊一個伸手要飯的人，用乞討者指認時，會喚起同情、追問社會責任，用流散人員指認時，又起到何種作用？

南方都市報是這樣說的：

用客觀、嚴謹、有風度作為背書。

但客觀、嚴謹在這里其實是不準確的，因為流散明顯比流浪乞討涵蓋范圍更模糊，一個描述苦難的詞被中性化，意味著苦難本身在話語層面被中性化了，被稀釋了社會責任。

索爾仁尼琴說過，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

于我而言，真實是有重量的，語言對它負有責任。

失業就是失業，不是什么靈活就業。

窮人就是窮人，不是什么低收入群體。

乞討者就是乞討者，不是什么流散人員。

捷克作家克里瑪寫過某時期捷克斯洛伐克的語言狀況，他用過一個詞，叫“語言的通貨膨脹”。

所有詞都在貶值，是因為它們和它們指代的現實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一些詞被無限發行放大，結果便是直到它們在人們心里一文不值。

當所有的真實都貶值之后，人們也就失去了討論真正大事的能力。

即語言糟踐了真實，反制了人心。

一個族群失去了真實紀實的文字，就失去了思考真實的語言工具。

從此他們只能討論無關緊要的小事，這不是因為他們淺薄，是因為他們的語言已經無法承載深度。

或許有些人正在經歷的，部分就是這個過程。

現實里缺什么，語言里就生產什么，現實里沒有尊嚴，語言里就盛產“偉大”，現實里沒有保障，語言里就盛產“幸福”……兩者不是脫節的，是耦合的。

語言的華美程度，與現實的反差程度，常常成正比函數關系。

為什么我前面提到枯瘦的文字可以反制人心？

一個人接觸文字，本來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表達自己、連接他人，但如果他接觸的文字本身已經被掏空，那么他學習這門文字的過程，就是被這門文字改造的過程。

他學得越多，他就越習慣于用空洞的方式表達，用模糊的方式思考，用套話遮蔽具體的感受。

最后他成為一個用著文字，但已經喪失了文字原本承載的精神能力的人。

這是一個文化層面的自我殖民，不是外人來殖民你，是你的母語已經被預先殖民，你在學習母語的過程中，順便完成了對自己的殖民。

被語言糟踐的群體，是可憐的。

無論是靈活就業群體，亦或是流散人員。

包括史書上絕大多數百姓的苦難，死的時候就死了，沒有進入語言，沒有變成可被后代憑吊的東西。

為什么？

因為承擔這種憑吊功能的語言，長期被征用著。

一個底層人即使有能力書寫，他寫出來的東西要么發行不了，要么被改，要么找不到流傳渠道，要么被士大夫的審美鄙夷為粗鄙不文。

他的呼喊只能停留在口頭，而口頭的東西經不起一兩代人的遺忘。

希伯來先知的痛斥成就了《舊約》，但丁的流放成就了《神曲》，索爾仁尼琴的勞改營成就了《古拉格群島》，策蘭的災難成就了《死亡賦格》。

這些作品成為了人類道德地圖上的固定坐標，后世任何討論相關苦難的人，都必須經過這些坐標，繞不過去。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坐標？有，西伯拘而演《周易》，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但和具體苦難的總量相比，這些坐標實在太少。

任何一個被時代新語糟踐過的人，都應當從新語里撈出來，還給他們一個具體的、有血肉的名字。

這是我寫這篇文章想說的話。

雖然這點聲響微小，也僅僅只是為了抵抗遺忘吧！

如果新語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人更好地表達思想，而是為了讓某些思想根本無法被表達，那么它的目的性是值得質疑的！

改掉一個詞，街頭的人不會少一個，但那些具體的、可追問的事實，會少一個。

上面我說了，被語言糟踐的群體，是可憐的。

補充一句，但有文字而不許真實記錄的族群，則是可恨的。

蓋因它在退化人類的品質。

紀實的內在動機，是要抵抗遺忘和歪曲。

一個寫作者如果接受了流散人員、靈活就業、低收入群體這套詞匯，他不需要主觀上撒謊，他只要不假思索地接過來用，他就在不糟踐的姿態下，完成了糟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