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額葉25歲成熟占腦皮35%，揭秘年輕人腦殘真相

近日，“前額葉受損”全網刷屏，成為年輕人的自嘲甩鍋新“梗”。這里的前額葉受損并非專業的醫療診斷，而是賽博自我確診，把拖延、沒耐心、沖動、擺爛、專注力差、情緒失控等問題，從“意志力差、懶”，轉換成“大腦生理問題”，減少自我內耗。

額葉對塑造我們的行為

至關重要

額葉對塑造我們的行為至關重要，它既能讓我們抑制沖動行為，又能讓我們規劃一段時間內的行為序列。額葉就像一個內部控制系統，平衡著即時欲望與長期目標。如果這個系統沒有正常運轉，個體行為就會變得雜亂無章、不合時宜，或者完全受本能驅動，無法謀定而后動，就像我們在萊特富特夫人、瓊斯先生和彼得森先生身上看到的那樣。

我們的行為和動機源于內驅力與外部影響的復雜相互作用，而這些相互作用又受個人經歷和環境的影響。在人生中的任意時刻，都可能存在多種行動方案。因此，選擇其中一種方案就意味著要拒絕其他選項。對行為的選擇、排序和抑制，以及對他人行為的追蹤和記錄是額葉的核心作用。這種能力是群體塑造行為的關鍵，使我們能夠通過溝通說服他人以某種方式行動或不行動。額葉功能的復雜性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最新成果，接下來，我將探討人類額葉與其他動物額葉的區別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生命服從于存續需要，而要實現存續，就需要開展各種復雜的活動。我們的額葉是運動控制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它們是古老的結構，卻在較晚的進化過程中得到極大的擴展，催生出新的行為方式。從中腦經基底神經節到運動皮質的神經回路參與更直接的動作執行，以實現即時的目標。這個回路位于額葉的后部，在它的前方是一些平行神經通路，包括起源于腹側被蓋區的多巴胺通路。這些平行的神經通路會評估完成特定動作的潛在回報，以及執行哪些動作最有益。這些實際上是更高層次的管理和控制機制，疊加在直接執行動作的神經通路之上（但從解剖學的角度來看位于其前方）。

這種順序規劃和長期回報計算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就像國際象棋選手一樣，我們的額葉與基底神經節等更深層的處理神經回路協同工作，權衡多種因素，評估一系列事件可能的發展結果，并預判每個潛在動作的后果。而且，就像棋手最終必須走棋一樣，額葉歸根結底仍然與運動輸出相關，只是其復雜程度要比直接執行動作的神經通路高得多。

額葉位于中央溝前方，占據大腦皮質約1/3的區域，從頭頂附近延伸到額部，并分為多個區域。

初級運動皮質位于額葉后部，其前方是前運動皮質和輔助運動皮質；前額葉皮質位于更靠前的位置，由三個區域組成：外側（外部）、內側（內部）和眶額區（位于額葉前下方，眼窩上方）。其中，位于額葉最后部的初級運動皮質與運動直接相關。

額葉的結構示意圖。《自洽大腦》內頁插圖

大腦皮質的每個部分都對應著身體的特定部位，這種關系通過著名的“小人圖”得以生動呈現。“小人圖”是一幅變形的人體地圖，圖中各身體部位的大小代表著有多少腦組織專門用于控制該部位，而非這些部位實際的物理尺寸。手和嘴顯得異常大，因為它們需要精確的控制來完成操作工具或說話等任務；腿部相對較小，因為它們一般只需要基本的控制來實現行走和站立。刺激大腦皮質的相關區域，對應的身體部位就會抽搐。

“小人圖”。《自洽大腦》內頁插圖

人類大腦遠比圖中所展示的更具流動性和適應性。近期的研究揭示，身體部位的表征（如手指的表征）并非涇渭分明，而是與其他涉及運動和感覺的腦區存在重疊與交互。這些區域也并非遵循經典“小人圖”所示的嚴格劃分，而是具有靈活性，能夠在我們學習新技能時重塑。正如語言區可以為讀寫能力重新利用神經回路，運動皮質也能重組，幫助我們掌握新的動作，無論新動作是演奏樂器還是學習復雜的舞蹈。這種適應性彰顯了大腦隨時間推移不斷優化自身功能的非凡能力。

這種適應性是一個更廣泛進化歷程的組成部分：在類人猿出現之初，其前額葉皮質出現不成比例的增長，為復雜社會認知的形成創造了條件。這種顯著的擴張在晚期智人身上達到了頂峰。最重要的不僅是大腦的整體大小，還有大腦中哪些部分出現了擴展。例如，藍鯨的大腦體積比人類大得多，但它們的大部分腦力都用于管理龐大的身軀和協調游泳動作。同樣，海豚的大腦體積也很大，但其中相當一部分被用于支持聲吶處理。大腦的效能涉及權衡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精通。

此外，智人在大腦皮質功能上的飛躍，與其說是因為神經元的絕對數量更多，不如說是由于每個神經元的軸突、樹突（神經元的連接“線路”）及其支持細胞（星形膠質細胞）的復雜性顯著提高。這就像在一座城市里，如果只增加通勤者（神經元）的數量，卻不讓他們離開交通樞紐站，就不會產生復雜的交流互動和知識爆炸。進化并沒有賦予我們全新的大腦結構，而是擴容和優化了已有結構。這些經過強化的腦區協同工作，幫助我們更有效地在環境中活動并與之互動。

所有哺乳動物都具備額葉結構，但其大小存在顯著差異。例如，前額葉皮質在人類大腦的全部皮質中占比約35%，而對貓來說，這個數字略低于4%。這種差異體現了進化適應——同一基本大腦結構在不同物種中被調整至不同比例，而非做出根本性的重新設計。行動實施與否及行動成敗帶來的感受，其基本運作方式已在前幾章論述；至于具體的“腳本”，即對“可取”與“不可取”的界定，如今則源于日益復雜的思維循環。

我們的大腦皮質是由大量重復的皮質細胞組成的柱狀結構，這些皮質細胞也因其發現者的名字被稱為“布羅德曼皮質區”。皮質細胞的組織方式進化自視網膜細胞的高度結構化排列，與其他哺乳動物相比，正是皮質細胞數量的增加為我們提供了認知能力。同樣，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在計算復雜度上實現突破，并非源于硅芯片的根本性全新設計，而是重復電路密度的提升及由此實現的整體規模擴大使其擁有了驚人的性能。

在靈長目動物的大腦中，皮質增長最顯著的區域是聯絡皮質，這些皮質負責整合和處理來自其他多個腦區的輸入信息。我們可以用倫敦的交通圖做個類比：不同鐵路線通向國王十字車站或帕丁頓車站等位于倫敦的終點站，這些線路承載著以乘客形式存在的“初級”信息。正是鐵路線的縱橫交錯實現了通勤者的高效連接，也促成了這座城市中“次級”知識的爆發式增長。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聯系通過無數新的互動，將基礎輸入轉化為創新成果，就像我們大腦中的聯絡皮質構建出豐富的網絡，把簡單的感覺信息轉化為復雜的思維一樣。

心智化：大腦的內部模擬系統

前額葉皮質有一項特殊功能，它能夠為一項運動做好準備，但同時“踩住制動踏板”，使動作不會被實際激活。這使得我們可以模擬該動作可能帶來的結果，如果最終狀態不符合預期，就可以對釋放這些行為說“不”，從而對運動皮質及相關神經回路保持抑制性控制。

前額葉皮質及相關神經回路的計算能力越強，對動作、方向和時機的分析就越復雜。這意味著在觸發一個動作之前，我們可以根據預測即將發生之事，對該動作的潛在結果做出評估。

想象這樣一個校園場景：你正要拿起午餐，比利卻突然用胳膊肘把你推開，搶走了你的食物。這一行為會觸發大腦深處的神經回路，它們的默認反應是啟動“一拳打在比利鼻子上”的行為腳本。而位于額葉層級中更高一級的區域會預測如果你真的揍了比利會發生什么，然后決定是否給這個行為“開綠燈”。例如，如果你知道比利會兇狠回擊那些挑戰他的人，那么這個行為就不會被實際執行。還有一個潛在的更復雜的分析層級，它能對之前的模擬結果再做一次模擬。比如，要是約翰、弗雷德和皮特看到比利搶了我的食物還打我，他們會怎么做？如果他們很可能會和我同仇敵愾，那么運動皮質或許就會得到“綠燈”放行，除非有更進一步的層級分析模擬出約翰、弗雷德和皮特的反擊會招致比利家人更猛烈的報復，那么“紅燈”便會繼續保持。

電影《腦火》（2016）劇照。

這種通過模擬事件可能的發展過程來抑制某些行為并采取替代行為的廣泛能力，被稱為“前瞻性推理”，它涉及將短期后果與長期后果做比較的能力。而理解他人擁有與自己不同的信念、欲望、意圖和觀點的認知能力，被稱為“心理推測能力”。運用預測做前瞻性推理，進而影響我們的行為，就被稱為“心智化”。

我們的許多心智能力都能在進化上較為古老的動物身上找到前身。例如，捕食者具備基本的預測能力——當獵物看向貓所在的方向時，貓會靜止不動，因為它預測自己有被發現的可能性；類人猿則能通過鏡像自我認知測驗認出鏡子中的自己。只有人類能充分發展出心理推測能力。經典的“薩莉–安妮測試”就證明了這一點：薩莉把一個球放進籃子里后離開了房間。在她離開期間，安妮把球移到了盒子里。薩莉回來后，她會去哪里找球？正確答案是薩莉會去籃子里找球。這個答案表明答題者理解薩莉的信念與現實情況不同，而大多數動物無法理解這一點。

這種理解他人的信念可能與自己所知事實不同的能力，是心理推測能力的一個關鍵體現，只有人類及與我們親緣關系最近的靈長目動物才擁有超越基礎層面的心理推測能力。這種能力的發展需要時間。

出生后的幾年中，世界確實是圍繞我們運轉的，因為此時的我們只能達到一階心智化，即理解自身的需要。直到四五歲時，我們才會意識到他人的心理狀態或許與自己不同。通常也是在這個階段，孩子們才能通過薩莉–安妮測試。到了10歲左右，大多數孩子能夠達到三階心智化：“我知道你知道某件事。”青少年早期的孩子會達到四階心智化：“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某件事。”而大多數成年人可以處理五階心智化：“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某件事。”每上一個層級，都能讓我們開展更復雜的社會推理，幫助我們處理人際關系、預測他人反應并巧妙應對社會動態。

舉例來說，處于三階心智化水平的孩子可能會明白老師知道自己沒寫作業；四階心智化的孩子或許能預料到老師清楚自己對沒寫作業心知肚明，并且正等著自己找借口；而五階心智化的孩子可能會推斷出老師已經察覺自己在盤算借口，于是會提前調整自己的回應。這種換位思考能力的日益精進，是我們額葉擴大帶來的一個關鍵優勢。

話雖如此，即便對大多數成年人來說，“艾麗絲認為鮑勃知道卡羅爾相信戴夫希望伊夫在撒謊”這句話也很難理解！這表明，就算我們有復雜的額葉，在追蹤多層級社會認知時也存在局限。而尼安德特人只能達到四階心智化水平。

兒童隨著額葉成熟

發展出更強自控力

心智化水平的提升與兒童隨著額葉成熟發展出更強自控力的過程相輔相成。隨著時間的推移，兒童不僅能更好地控制沖動，還學會了預測后果。環境在這個學習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有些孩子的成長環境中，延遲獲得獎賞是可靠且受重視的，而另一些孩子則不具備相應環境。這種差異的經典例證便是“棉花糖實驗”：孩子們有兩個選擇，要么立即吃一顆棉花糖，要么在等待15分鐘后得到兩顆棉花糖。

在更日常的現象中，心智化水平還決定了我們會覺得哪些笑話好笑。青少年大多處于四階心智化水平，其笑點往往傾向于情節更簡單、結果更明顯的場景，比如有人因踩到地上的香蕉皮而滑倒。在緊張感和不確定性得到緩解后，我們便會發笑，但這種不確定性的復雜程度需要與我們的心智化水平相匹配。

大腦要開展心智化活動，就需要對情境有更全面的認知，將更廣泛的神經連接關聯起來，這也是我們的聯絡皮質大幅擴張的原因。前額葉皮質的運作方式與政府類似：下級部門提出一項行動方案，但在獲得更高一級部門的批準前無法執行，而更高一級部門對地方事務有著更宏觀的視野。之后，該方案可能還需要更高級別的政府部門審批，這些部門掌握著更廣泛的信息，能夠分析潛在的意外后果，并判斷哪個做法最符合長遠利益。

這種額葉的“治理機制”能讓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做什么呢？總體來說，它能模擬某個身體動作在環境中可能引發的后果。如果記憶中通往果園的捷徑上有捕食者，額葉可能會阻止我們選擇這條路。不過，靈長目動物的額葉還能模擬群體中其他成員可能做出的反應。當群體中存在具有不同聲譽和關系的聯盟時，這種模擬會變得極為復雜：誰和誰是近親？誰欠誰的人情？如果我搶了他們的食物（我能做到，因為我比他們強壯），會不會被他們的支持者揍一頓？這就是社會認知。人類的社會認知水平比其他靈長目動物更高，這也是我們能夠成功的關鍵。

電影《飛越瘋人院》（1975）劇照。

社會認知能夠讓我們超越情緒傳染，即更為潛意識地對他人情緒狀態的接納，進而開展更復雜的分析。心理推測能力是認識到他人擁有不同心智的基礎要素，而心智化則是將這一認知付諸實踐的能力，也就是推斷其他存在（尤其是其他人）將要做什么的能力。這種模擬他人行為的能力不僅有助于理解社會情境，也是我們控制自身行為的關鍵，能幫助我們在行動前預測后果。這一過程基于對他人情緒狀態及其運動姿態控制的雙重分析。當然，這些方面是緊密交織的。我們想象他人心理狀態的能力，源于模擬自身潛在行為的能力，這種對思考的再思考能力，源于前額葉皮質所承擔的監督與仲裁功能。這是一種“生成性”功能。生成式人工智能與此類似，因為它并非僅僅是對感覺輸入的被動反應，而是一種主動構建的模型。

與這種心理時間旅行（想象未來、回憶過去、模擬事情可能的發展）密切相關的神經回路被稱為“默認網絡”，它由一組相互連接的結構組成。這些結構更靠近每個大腦半球的內表面，其中包括內側前額葉皮質。相比之下，位于大腦外側的“多需求網絡”在開展活動（尤其是具有挑戰性的活動）時會更活躍。因此，當我們從一般性的反思轉向專注的行動時，大腦活動會從內側的中線區域轉移到大腦的外側區域。

人類在進化中的優勢就在于，我們能夠在不觸發任何外部行動的情況下開展多輪虛擬運算。這使我們能夠評估那些初看有益但暗藏風險的場景，比如在公司的圣誕派對上與同事發展浪漫關系。相反，我們也能模擬那些短期內看似令人不快但能帶來長期回報的行動，比如加班工作以獲得職位晉升。這些迭代過程使我們能夠抑制即時欲望，轉而追求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

本質上，額葉的增大既使人類展現出最美好的一面，也使人類暴露出最糟糕的一面。每個人都需要與他人建立持久的關系，但一個人也可能極其令他人惱火、不快且具有攻擊性。在一定程度上，額葉的調節作用會減少這些消極行為，但也會助長經過算計的不良舉動。

我想說明的是，除了在親密的友誼關系中，我們本質上并非十分友善，而大規模社會中界定的是非對錯，不過是社會進化的產物。我們具體的行為并非與生俱來，而是需要后天學習的。這個學習過程相當漫長——我們的額葉要到20多歲才能完全成熟，而且需要大量外部環境的塑造才能形成各種“規范”。為了讓這個學習過程獲得成效，相關的教導應當前后一致、反復強調、不斷實踐，并能給出及時反饋，而最有力的反饋往往來自我們身邊的人。當這些過程因不良的教養方式、前后不一的管教或不利的社會環境等因素而受到干擾時，便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金發姑娘區間”

是恰到好處的狀態

現代社會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在于其龐大的規模和制度結構破壞了我們對人際聯結的基本需要。我們的大腦是為緊密的群體和直接的互惠關系而進化的，如今卻要在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中運作。許多曾經面對面開展的社會交換（幫助鄰居、支持朋友、依賴家人），如今都被外包給了各種系統和服務。當由國家來管理社會支持時，那個幫助你的人可能與你毫無互惠義務可言。這容易造成一種心理空虛：我們得到幫助，卻沒有獲得大腦所期望的有意義的社會聯結。許多人發現自己處于被動境地，與傳統社區生活中的社會互動脫節了。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融入群體不僅有益，更是生存所必需的。我們對歸屬感、認同感和社會地位的深切需要，便源于這一進化現實。我們天生傾向于建立持久的社會聯結，這很像一份保險——信任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累積，在我們真正需要幫助之前就已構建起一個支持網絡。

即便在今天，失去歸屬感也會讓人感覺受到威脅，造成應激，引發焦慮。無論是一段友誼逐漸褪色、一次失業切斷了社會聯結，還是虛擬的數字互動取代真實交往所帶來的孤獨感，我們的大腦仍會像面對危險的社會排斥那樣做出反應。如今，我們或許不用再面對被獨自拋棄在稀樹草原上的風險，但孤獨帶來的情感沖擊依然強烈如初。

現代數字技術給這一切增添了另一層復雜性。盡管它能幫助我們跨越距離維持聯系，但它也將我們的社交歷史永久保存下來。數字記錄和社交媒體讓我們難以真正從過去的關系或社群中“走出來”。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遺忘與寬恕是社會適應的關鍵自然過程，而數字生活卻將過往的互動和恩怨永久記錄在案，這削弱了我們建立新紐帶、重新開始的能力。

大腦皮質的新近擴張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有能力設定復雜的長期目標，也可以同時追求多個目標，但這些目標可能會相互沖突。這種設立多個目標的能力及目標間的沖突，正是幸福感困境的根源。

此外，我們還可能會讓這類沖突的想法在腦海中反復盤桓，縈繞不去，陷入強迫觀念和憂慮的困境。

而且，如果在前額葉皮質處理過程中形成的某個特定想法沒有通過行動來解決，沒有通過質疑化解，也沒有通過額外的分析處理獲得更新，這個想法就可能持續發酵惡化。

紀錄片《人類心智》（2003）劇照。

同時，思考不能脫離行動。因此，我們善于沉思的額葉需要果斷采取行動并做出決策。與目標切換相關的滯后現象，就像拉開一扇門所需的力氣比關上它要大。當額葉選擇一個目標并對其做序列化處理時，很可能也存在類似的滯后過程。在“做太多錯誤的事情”與“完全無所作為”之間，存在一個“金發姑娘區間”，也就是恰到好處的狀態。

額葉塑造著

沖動控制能力和社會行為

我們的大腦每天會接觸無數信息，其中大部分不會進入我們的意識層面。有些信息對我們行為的影響比其他信息更強，它們會充當觸發器，激活潛在的神經模式。這意味著每個人都擁有許多可能的行為反應，這些反應一直處于休眠狀態，只有在特定的環境線索或內部狀態的刺激下才會被激活。而且，正如我們所見，我們會設定一個目標，并為達成目標不斷努力，直到大腦發出停止的信號。

所有人都應銘記的一個要點是，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大腦可能會在我們覺察到選擇過程之前就選定行為；事后，我們才會自欺欺人地認為那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這一認知讓傳統的道德責任和正義觀念變得更為復雜，我們需要轉變觀念，認識到行為具有概率性，且其根源在于遺傳和環境歷史。

我們都未擺脫原始的本能傾向，只是在大多數時候，由于所處的環境穩定、基本需要得到滿足、額葉施加的社會約束，以及沒有濫用藥物，使得這些傾向處于潛伏狀態。在日常生活中更常見的是額葉功能較輕微的失常，比如不得體的言論、未能抵制的誘惑。

要減少破壞性行為的出現，我們需要訓練額葉盡早發揮作用，在反射性的爆發信號被下游效應器執行之前，在我們開口說話、發送郵件、發布帖子或揮起拳頭之前，就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和大腦的許多其他活動一樣，這需要練習。

酒精會損害額葉功能，這就是為何許多暴力和性犯罪行為都發生在醉酒狀態下。醉酒時，更原始的潛意識行為模式被觸發，且不受抑制。當醉酒者的地位受到挑戰時，可能會引發致命的連鎖反應，而引發挑戰的行為或許只是一杯啤酒被打翻這樣的小事。又或者，醉酒者可能容易感知到一種性地位威脅，比如一個男人盯著另一個男人的女友看，隨后雙方揮拳相向。醉酒導致的平衡能力受損使其中一人摔倒，反應速度的下降讓他來不及做出支撐動作，頭部重重撞擊地面；血液中的酒精會影響凝血功能，進而引發腦出血。最終，這位腦損傷患者需要昂貴的社會護理，他的孩子也可能在一個失調家庭中長大。

我們的額葉塑造著沖動控制能力和社會行為，那么，當額葉功能失效時會發生什么？以有酗酒史的人為例，額葉損傷會導致其行為魯莽、違背社會規范。再比如，一個人從行為古怪到實施犯罪，隨后出現頭痛癥狀，最終被診斷出額葉腫瘤。還有額顳葉癡呆的情況，患者額葉退化，導致抑制能力喪失、社會約束感全無。

我們的額葉負責處理復雜的社會關系，但它的能力是有限的。當群體規模變得過大時，協作就會受到影響。這個現象在企業、社區和政府中均有體現。

額葉還讓我們能夠構建強大的敘事，塑造我們的身份認同、信念和道德框架。這種能力推動了人類的進步，但也使我們容易陷入僵化的思維模式、固執己見，甚至滋生妄想。因此，對新觀點保持開放態度，并敢于質疑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將有助于讓這些敘事為我們所用，而非成為我們的桎梏。

紀錄片《人腦漫游》（2000）劇照。

盡管效率推動著社會進步，但它們也可能侵蝕對心理健康至關重要的人際關系。無論是工作場所、社交網絡還是政府機構，都必須在效率和人際聯結之間取得平衡，確保我們不會失去大腦所依賴的深厚的社會紐帶。在職業和個人生活中優先發展有意義的關系能帶來顯著改變。

我們的許多行為都受到潛意識因素的影響，如過往的經歷、接觸的事物與所處的環境。雖然我們無法掌控一切，但可以通過主動改善所處的環境來強化積極行為、減少破壞性行為。我們今天所強化的行為，會塑造明天的自我。有意識地培養習慣、選擇相處之人、尋求有益的經歷能讓我們對自己的行為軌跡產生積極影響。

大腦皮質的擴張使人類得以遍布全球，智人也因此在與其他人屬物種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而讀寫能力、大規模群體的形成、多步驟思維排序、概念建模和行為抑制能力又共同推動了技術的飛速進步。不斷進化的大腦在創造現代生活奇跡的同時，也讓我們陷入了某些心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