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完善商業秘密司法鑒定制度的思考與建議(基于20年商業秘...

關于完善商業秘密司法鑒定制度的思考與建議(基于20年商業秘密辦案經驗)

【主編簡介|深耕商業秘密20年】唐青林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深耕商業秘密法律，出版三部商業秘密專業著作，辦理多起億元乃至近10億級商業秘密重大案件，多起案件入選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知識產權典型案例。本號垂直聚焦商業秘密領域，打造商業秘密專業交流平臺。（微信/電話：13910169772）

當前，全球競爭的核心是科技的競爭，本質是知識產權制度的競爭，一套完善、規范、可預期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不僅是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的根本保障，更是我國參與全球科技治理、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的核心制度優勢。

作為一名深耕知識產權領域20年的執業律師，我親歷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從弱到強、從零散到系統的完整演進歷程，見證了無數科技企業投入巨額研發成本、傾盡團隊心血突破技術壁壘，也參與了最高人民法院多起知識產權典型案例的辦理，深刻體會到：知識產權司法鑒定，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鏈條中最核心、最基礎的環節，是技術事實查明的“定盤星”，是裁判結果形成的“壓艙石”。但自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2005年決定》）至今，21年時間過去，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的統一管理規則始終未能落地，制度層面的長期空白，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高質量發展的突出短板，更與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科技強國和知識產權強國的國家戰略嚴重不相匹配。

寫下這篇文章，我絕非想否定任何機構和個人的付出。恰恰相反，我身邊有太多深耕知識產權鑒定領域的摯友，他們是各技術行業的頂尖專家、是鑒定機構的負責人與核心骨干，數十年如一日地在技術與法律的交叉地帶深耕細作，為無數案件的公正辦理提供了堅實的專業支撐。他們和我一樣，深受當前制度缺位之苦——不是不想把鑒定做得更規范，而是沒有全國統一的規則可依；不是不想堅守專業底線，而是沒有剛性的制度為合規執業保駕護航；不是不想推動行業良性發展，而是沒有統一的門檻擋住劣幣驅逐良幣的亂象。所有的問題，根源不在于從業者，而在于頂層制度的長期缺失；所有的困境，本質不是人的問題，而是規則的問題。這是我寫下本文最核心的前提，也是我對所有同行摯友最坦誠的心聲。

一、歷史溯源：21年前的立法授權，至今未竟的制度建設任務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2005年決定》，這是我國司法鑒定制度法治化進程中里程碑式的立法文件。該決定首次以法律形式確立了我國司法鑒定的統一管理制度，明確國家對法醫類、物證類、聲像資料類司法鑒定業務實行登記管理制度，同時在第二條第四款作出了關鍵性的預留安排：“根據訴訟需要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確定的其他應當對鑒定人和鑒定機構實行登記管理的鑒定事項”。

在當時的立法背景下，知識產權司法鑒定因橫跨技術、法律、司法三大領域，涉及專利、商標、著作權、商業秘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等多個門類，覆蓋幾乎所有工業和科技領域，其專業性、復雜性遠超傳統的法醫類、物證類鑒定，因此立法機關并未將其直接納入法定登記管理范圍，而是通過授權性條款，明確由司法行政部門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結合訴訟實踐需求另行確定管理規則；而在刑事訴訟層面，涉及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偵查、審查起訴環節的鑒定管理，自然也涉及公安部的職責范疇。換言之，21年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通過立法形式，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及司法部交辦了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的制度建設任務。

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份立法授權交辦的任務，卻始終未能落地。時至今日，我國仍沒有一部由“兩高一部”聯合司法行政部門出臺的、全國統一適用的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管理規則，沒有建立法定的知識產權司法鑒定機構與鑒定人準入登記制度，沒有形成統一的鑒定程序規范、技術標準和質量管理體系。

這21年間，我國《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歷經多次修訂，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持續加碼；《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印發實施，知識產權強國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新質生產力發展對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作為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核心環節的司法鑒定制度，卻始終停留在21年前的立法空白狀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知識產權法治建設中的一大憾事。

二、現狀審視：制度缺位下的知識產權司法鑒定行業困境

制度空白直接導致我國知識產權司法鑒定行業長期處于“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監管缺位”的狀態，形成了一系列行業亂象，既讓一線辦案的律師、法官無所適從，也讓堅守合規底線的鑒定機構和鑒定專家舉步維艱，更讓科技創新企業的維權之路充滿不確定性。

（一）資質準入無統一法定標準，行業門檻形同虛設

根據《2005年決定》，法醫類、物證類、聲像資料類司法鑒定機構，必須經司法行政部門審核登記，取得《司法鑒定許可證》方可執業，準入門檻、人員資質、場地設備均有明確的法定要求。但知識產權司法鑒定領域，因沒有統一的規則，始終未納入司法行政部門的法定登記管理范圍，從事知識產權鑒定的機構，無需到司法局申領行業監管的許可證，其資質認定完全處于“碎片化”狀態。

當前，知識產權鑒定機構的準入，主要依賴三種路徑：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的入庫名單，二是國家知識產權局、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的推薦名錄，三是各地方法院自行建立的鑒定機構名冊。這些名錄和入庫機制，本質上是一種“個案準入”的權宜之計，而非法定的、常態化的資質管理制度，不同名錄的準入標準寬嚴不一，各地法院的入庫要求千差萬別，全國范圍內沒有形成統一、剛性的法定準入門檻。

這種局面直接導致了行業準入的魚龍混雜。一方面，很多深耕技術領域數十年、擁有頂尖專家團隊、具備完善質量管理體系的合規鑒定機構，因沒有法定的資質背書，在訴訟中常常面臨當事人對其資質的質疑，甚至出現“辛辛苦苦做的鑒定意見，僅因機構沒有司法鑒定許可證就被不予采信”的尷尬局面；另一方面，一些不具備專業技術能力、沒有固定專家團隊、缺乏基本質量管控的機構，僅憑工商營業執照就能承接知識產權鑒定業務，甚至通過低價競爭、迎合當事人需求出具傾向性意見的方式搶占市場，形成了嚴重的“劣幣驅逐良幣”效應。

我身邊多位鑒定機構的負責人摯友，常常和我感慨：他們不是不想提升專業能力、規范執業流程，而是沒有統一的法定資質標準為他們的專業能力背書；他們堅守專業底線，卻要和毫無門檻的機構同臺競爭，最終往往是“合規的成本，比不過違規的低價”。這種困境，從來不是他們個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缺位帶來的必然結果。

（二）執業程序無統一規范，同案不同鑒現象頻發

司法鑒定的公信力，源于程序的法定性、規范性和統一性。但在知識產權司法鑒定領域，因沒有全國統一的程序規則，從委托受理、材料質證、鑒定實施、文書制作，到補充鑒定、重新鑒定、鑒定人出庭，全流程都沒有統一的法定規范，各地、各機構完全各行其是。

同樣一個專利侵權案件，關于技術特征是否構成等同，A鑒定機構嚴格組織雙方當事人對鑒定材料進行質證，完整記錄勘驗過程，采用國家標準的技術比對方法，出具的鑒定意見書邏輯嚴謹、依據充分；B鑒定機構僅憑單方提交的材料就受理鑒定，不組織現場勘驗，不說明技術比對方法，直接出具完全相反的鑒定意見。而在訴訟中，兩份沒有統一程序規范約束的鑒定意見，都被提交到法庭，法官難以判斷其程序合法性，當事人更是陷入無休止的異議、重新鑒定之中，一個案件歷經三四次鑒定仍無法查明技術事實的情況屢見不鮮。

尤其是在商業秘密案件中，這一問題更為突出。商業秘密的非公知性鑒定、同一性鑒定、貢獻率鑒定，是定案的核心，而當前沒有統一的程序規范和技術標準，不同機構對“密點的梳理”“非公知性的檢索范圍”“同一性的比對標準”“貢獻率的計算方法”的理解完全不同，常常出現“同一個商業秘密侵權行為，民事程序中A機構認定構成侵權，刑事程序中B機構認定不構成侵權”的民刑沖突，不僅讓企業維權無所適從，更嚴重損害了司法的統一性和權威性。

（三）質量管理無統一體系，鑒定意見良莠不齊

一份合格的司法鑒定意見，必須建立在科學、規范的技術標準和完善的質量管理體系之上。但當前，我國知識產權司法鑒定領域，既沒有全國統一的技術操作規范，也沒有強制性的質量管理要求，鑒定方法、技術流程、文書規范、質量管控均無硬性標準，直接導致鑒定意見的質量參差不齊。

在專利侵權鑒定中，等同侵權的判定標準，在不同技術領域如何具體適用，沒有統一的技術規范；在軟件著作權侵權鑒定中，源代碼的比對方法、抽象過濾比對規則的具體適用，沒有統一的操作指引；在商業秘密鑒定中，技術貢獻率的計算方法、非公知性的檢索邊界，沒有統一的認定標準。很多鑒定機構的鑒定意見書，只給出最終結論，不說明鑒定過程、技術方法和科學依據，甚至出現“一句話鑒定意見”，完全不符合司法鑒定的基本要求。

更令人無奈的是，對于合規的鑒定機構而言，他們建立了完善的質量管理體系，嚴格遵循行業通行的技術標準，卻沒有制度層面的認可和保障；而對于不規范的機構而言，沒有統一的質量標準約束，其粗制濫造的鑒定意見也能進入訴訟程序，甚至被作為定案依據。這種“無標準、無管控、無追責”的狀態，不僅讓鑒定意見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更讓整個知識產權鑒定行業的專業形象受到嚴重損害。

（四）監管責任無明確主體，行業監管處于真空狀態

一套完善的行業管理制度，必然有明確的監管主體、清晰的監管職責和剛性的懲戒機制。但在知識產權司法鑒定領域，21年的制度空白，直接導致了監管責任的懸空，形成了“誰都能管、誰都不管”的監管真空。

司法行政部門認為，知識產權鑒定未納入《2005年決定》規定的四大類法定登記事項，沒有法定的監管職責；“兩高一部”作為訴訟活動的主導機關，僅能在個案中對鑒定意見的采信與否作出判斷，無法對鑒定機構和鑒定人的日常執業活動進行常態化監管；行業協會的自律管理，沒有法定的懲戒權，即便發現機構存在違法違規執業行為，也只能作出行業內部處理，無法形成有效的剛性約束；各地法院的名冊管理，僅能針對入庫機構進行個案約束，對未入庫的機構完全沒有監管權限。

監管的真空，直接導致了違法違規執業行為的追責無據。對于故意出具虛假鑒定意見、嚴重違反程序規范、粗制濫造鑒定意見的機構和人員，沒有明確的處罰依據和處罰標準，難以形成有效的懲戒；而對于合規執業的機構和人員，其合法權益也沒有制度層面的保障，鑒定人因出庭作證、出具客觀中立的鑒定意見而受到當事人指責、威脅的情況時有發生，卻沒有相應的執業保障機制。

三、深層解構：制度空白21年的成因與戰略層面的現實危害

（一）制度長期缺位的深層成因

21年時間，我國知識產權事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為何一部統一的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管理規則卻遲遲難以出臺？究其根本，絕非相關單位不作為，而是多重客觀因素交織疊加，導致規則制定長期陷入僵局。

第一，管理歸口的權責銜接長期未能厘清。《2005年決定》確立了“司法行政部門統一登記管理+司法機關訴訟適用”的司法鑒定管理體制，但知識產權司法鑒定同時服務于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訴訟程序，涉及司法行政部門的資質管理、法院的司法審查、檢察院的法律監督、公安機關的偵查取證，多個部門之間的權責劃分、管理邊界長期未能形成統一共識，出現了“商而不定、定而難行”的局面，導致規則制定工作被長期擱置。

第二，知識產權鑒定的專業復雜性遠超傳統鑒定門類。知識產權鑒定覆蓋了從機械、化工、生物醫藥到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等幾乎所有科技創新領域，技術迭代速度極快，不同技術領域的鑒定方法、技術標準天差地別；同時，知識產權鑒定并非單純的技術判斷，而是“技術+法律”的復合判斷，需要鑒定人同時具備深厚的專業技術功底和扎實的知識產權法律素養，這對鑒定機構和鑒定人的準入標準、能力要求提出了極高的挑戰。統一規則的制定，需要兼顧不同技術領域、不同訴訟程序的差異化需求，協調難度極大，這也是規則遲遲難以落地的重要客觀原因。

第三，司法鑒定體制改革的歷史波動帶來的影響。過去21年，我國司法鑒定體制經歷了多次重大改革，從公檢法機關內設鑒定機構的社會化改革，到統一司法鑒定管理體制的構建，再到訴訟內管理與訴訟外管理的銜接調整，改革過程中，對于知識產權這類“四大類外”的專業鑒定，其管理定位、管理模式始終沒有形成穩定的制度共識。雖然各地對知識產權鑒定的管理模式進行了不同的探索，但始終未能形成全國統一的制度安排。

第四，民刑行三大訴訟程序的差異化需求難以協調。知識產權鑒定同時服務于民事維權、刑事追訴和行政確權，而三大訴訟程序的證明標準、證據規則、鑒定啟動程序存在本質區別：民事訴訟適用“高度蓋然性”標準，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刑事訴訟適用“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對鑒定程序、鑒定標準的合法性、嚴謹性有著極其嚴苛的要求；行政訴訟則需兼顧行政確權的法定標準和司法審查的裁判規則。一套統一的管理規則，需要同時兼顧三大訴訟的差異化需求，對制度設計的精細化程度要求極高，協調難度遠超傳統鑒定門類。

（二）制度缺位與發展新質生產力國家戰略的嚴重不匹配

當前，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任務，而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科技創新，科技創新的根本保障是知識產權保護。一套完善、規范的知識產權司法鑒定制度，絕非僅僅是解決律師辦案、法官斷案的技術性問題，更是直接關系到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能否得到有效保護、創新活力能否充分激發，最終關系到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根基是否牢固。

首先，制度缺位直接挫傷市場主體的創新積極性，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也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載體。一家科技企業，投入數千萬元、數年時間研發出一項核心技術，形成了專利或商業秘密，卻在遭遇侵權時，因司法鑒定制度的缺位，導致侵權事實難以認定、侵權損失無法量化，甚至出現“贏了官司，輸了市場”的結局。長此以往，企業的研發投入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必然會挫傷其持續創新的積極性，而沒有企業的持續研發投入，新質生產力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其次，制度缺位破壞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公信力，影響我國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是國內外市場主體評價我國營商環境的核心指標之一。而司法鑒定制度的長期缺位，導致知識產權案件中技術事實查明的標準不統一、程序不規范，同案不同判、民刑沖突的現象頻發，讓市場主體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預期不穩定，不僅影響國內企業的創新信心，也不利于吸引全球的創新資源和高端要素向我國匯聚，與我國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的要求嚴重不符。

再次，制度缺位削弱了我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制度優勢。當前，全球大國之間的科技競爭，本質上是知識產權制度的競爭。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早已形成了完善的知識產權司法鑒定（技術事實查明）制度，為其知識產權強保護提供了堅實的制度支撐。我國作為全球第一大專利申請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專利擁有量已經領跑全球，卻在知識產權司法鑒定這一核心環節，存在21年的制度空白。這不僅與我國的科技創新大國地位嚴重不匹配，更影響了我國在國際知識產權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甚至成為一些外部勢力抹黑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口實。

最后，制度缺位引發了知識產權司法裁判的尺度混亂，損害了國家司法權威。知識產權案件，尤其是技術類案件，80%以上的爭議焦點集中在技術事實認定，而鑒定意見是技術事實認定的核心依據。沒有統一的鑒定規則，就沒有統一的技術事實認定標準；沒有統一的技術事實認定標準，就沒有統一的司法裁判尺度。近年來，知識產權領域民刑交叉案件頻發，尤其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因鑒定規則不統一，出現了“民事判決認定侵權成立，刑事判決認定不構成犯罪”“民事判決認定貢獻率10%，刑事訴訟卻以全額利潤定罪量刑”的極端情況，不僅嚴重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更破壞了司法的統一性、嚴肅性和權威性。

四、破局之道：完善知識產權司法鑒定制度的路徑建言

21年的制度空白，既是歷史遺留的難題，也是當前完善知識產權法治保障的重要契機。作為一名深耕行業20年的老律師，我始終認為，解決當前的困境，既要有抬頭看路的戰略視野，緊扣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國家戰略，找準制度建設的頂層定位；也要有低頭拉車的務實精神，拿出可落地、可執行、可直接參照的具體方案，推動問題的實質性解決。

（一）激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定監督職能，推動立法交辦任務落地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立法機關和最高法律監督機關，對《2005年決定》的實施情況負有法定的監督職責。針對21年前立法授權交辦的知識產權司法鑒定規則制定任務，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法定監督程序，督促相關責任單位限期落實，從頂層推動制度空白的填補。

第一，開展《2005年決定》實施情況的專項執法檢查。將知識產權司法鑒定制度的建設情況，作為本次執法檢查的核心重點內容，全面梳理當前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管理的現狀、制度建設的堵點難點，明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主體責任，劃定規則制定的時間表、路線圖，督促相關單位限期完成統一規則的制定和發布。

第二，就知識產權司法鑒定規則制定工作，對“兩高一部”及司法部開展專題詢問。通過法定的專題詢問程序，讓相關單位負責人直面問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社會說明規則制定滯后的原因、當前的工作進展和下一步的工作計劃，接受人大代表的監督和質詢，推動形成工作共識，加快立法進程。

第三，通過專項立法督辦程序，壓實法定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發出專項督辦函，明確要求相關單位在限定期限內，完成《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管理統一規則》的聯合制定和發布工作，確保2005年的立法原意得到全面落實，真正實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四，推動將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管理制度納入《司法鑒定法》立法進程。當前，我國正在推進司法鑒定專門立法，建議在《司法鑒定法》中設立專門章節，明確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的法律定位、管理體制、資質準入標準、程序規則、質量管理和監督機制，從國家法律層面填補制度空白，為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管理提供高位階的法律依據。

（二）《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管理統一規則（建議范本）》

為了推動知識產權司法鑒定規則制定工作的落地，我結合20年的執業實踐，參考國內外成熟的制度經驗，起草了司法鑒定規則范本（詳見《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管理統一規則（建議范本）》一文），希望能為統一規則的形成提供一些可借鑒的思路。

五、結語

作為一名在知識產權領域深耕了20年的老律師，我見過太多企業因核心技術被侵權而陷入經營困境，也見過太多一線鑒定專家為了一份客觀公正的鑒定意見通宵達旦，更見過太多法官為了查明技術事實，在浩如煙海的技術資料中反復研判。我們所有人的初心，都是為了讓創新者得到應有的保護，讓侵權者付出應有的代價，讓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更加完善。

21年的制度空白，讓我們走了太多的彎路，也讓整個行業承受了太多不該承受的困境。但我始終相信，完善的制度，從來不是對從業者的約束，而是對合規者的保護；不是對行業發展的限制，而是對行業生態的凈化。這份規則范本，不僅是為了解決辦案中的現實難題，更是為了讓所有堅守專業底線、深耕技術領域的鑒定機構和鑒定專家，能夠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擺脫當前“無據可依、動輒得咎”的執業困境；更是為了讓科技創新企業的合法權益，能夠得到更加穩定、更加可預期的司法保護。

當前，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科技強國和知識產權強國，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核心戰略。知識產權司法鑒定制度，是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毛細血管”，是科技創新法治保障的“最后一公里”。補齊這塊制度短板，不僅是完善我國知識產權法治體系的必然要求，更是筑牢新質生產力發展根基、提升我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制度優勢的關鍵舉措。

我始終堅信，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監督推動下，在“兩高一部”和司法行政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知識產權司法鑒定的統一管理制度，一定能夠盡快落地實施。到那時，律師辦案不再困惑，法官斷案不再為難，鑒定機構執業不再無章可循，企業維權不再充滿不確定性，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事業，必將迎來更加規范、更加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為科技強國建設，注入更加堅實的法治動能。

*此處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為作者完成文章寫作時所在工作單位。

原創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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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簡介

唐青林，律師，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專業法學碩士，擁有超26年法律服務經驗，深耕商業秘密法律服務領域，專注商業秘密侵權民事訴訟、侵犯商業秘密罪刑事控告、商業秘密合規體系、商業秘密保密體系搭建全鏈條法律服務，累計為近百起商業秘密疑難復雜訴訟案件與非訴項目提供專業服務，擁有豐富的勝訴實戰經驗與辦案業績。

專業深耕與著作成果

多年來始終聚焦商業秘密實務研究與經驗沉淀，先后在中國法治出版社出版3部商業秘密領域專業著作：

（1）《商業秘密保護實務精解與百案評析》（2008年）

（2）《商業秘密百案評析與企業保密體系建設指南》（2013年）

（3）《商業秘密案件裁判規則——全面梳理中國商業秘密案件司法裁判規則》（2022年）

核心辦案業績

（1）經辦某商業秘密案件取得2億元判賠結果；2024年代理的商業秘密民事案件（代理原告），被某省高級人民法院評為該省年度判賠額最高案件；目前正在辦理標的額10億元的商業秘密案件。

（2）多起經辦案件入選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度中國法院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最高人民檢察院2015年度檢察機關保護知識產權十大典型案例，以及湖北省知識產權保護十大典型案例、年度保護白皮書收錄案例。

（3）代理原告的多起商業秘密民事案件獲得勝訴判決，多起案件為當事人爭取到法院支持的2倍或3倍懲罰性賠償。

（4）代理被告的多起商業秘密侵權案件，為當事人爭取到法院判定不構成侵權的勝訴結果；代理多起商業秘密刑事案件被告人/被告單位，取得無罪判決、檢察院不予追訴的辦案結果。

（5）協助多家企業完成商業秘密保密體系建設，搭建全流程合規方案。

社會兼職

（1）最高人民法院訴訟服務中心訴訟服務志愿專家（2018-2023、2023-2028）

（2）北京大學國際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研究員

（3）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知識產權與科技金融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4）北京市律師協會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公司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5）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研究生導師

行業榮譽

（1）入圍“2026 ALB中國法律大獎“年度知識產權律師大獎”提名

（2）入選IPR DAILY“中國50位50歲以下知識產權精英律師”榜單

（3）2025年度LEGALBAND客戶首選：知識產權律師15強

（4）2025年度GCP知識產權專家30強

（5）2023年度GRCD中國合規大獎「知識產權合規年度律師」

（6）2024年度中國區LegalOne實力之星（知識產權·商業秘密領域）

（7） LegalOne Merits (典范)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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