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詩品格與作家的結構主義敘事——讀李春光長篇小說《問故鄉(xiāng)》

作者：楊煥亭

盧卡奇說，小說是“一個時代的史詩……”李春光的長篇小說《問故鄉(xiāng)》，正是這樣一部帶著歷史詰問，帶著中華民族必將走向統(tǒng)一的信念，帶著海峽兩岸生命主體的祈愿走進讀者的文學文本。

作品以1949年第三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為背景，以地處隴西和渭北高原的鄭姓和秋姓家庭長達七十多年漫長歲月中骨肉分離，情感磨礪，命運起伏為典型，生動地反映了由于歷史原因而造成海峽兩岸暫時處于分離狀態(tài)而帶來的“民族創(chuàng)傷”，深刻地揭示了祖國必然統(tǒng)一，祖國終將統(tǒng)一的時代主題，從而賦予作品以史詩性的品格。

（一）

黑格爾在談到史詩性作品的要求時認為，史詩不應該局限于在一個場所發(fā)生的特殊事跡有限的一般情況，而是要擴充到全民族見識的整體，也就是一個民族在整個歷史階段中的“意識形式”。

就題材而言，海峽兩岸暫時的分離狀態(tài)，是當年內(nèi)戰(zhàn)造成一種客觀既在，又是海峽兩岸當代中國人必須面對的時代課題。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問故鄉(xiāng)》所選擇的是一種求證式的審美表達方式。

求證式寫作，是一種從既定的命題出發(fā)，通過對審美對象生存狀態(tài)的追蹤，生命歷程的追溯，生活生態(tài)的梳理以及精神世界的探微，從而揭示歷史必然性的寫作方式。

它當然不只是為了證明某種公論或者命題的正確與否，而在于全方位、多側面、立體地展示蘊含在這些必然聯(lián)系中“跟在事實后面的思考”，從而對現(xiàn)存社會“塑造新的基本經(jīng)驗”（安娜?西路斯語），并且要將這種必然性“由它本身對象化為形象。”（黑格爾語）正是在這個事關“文學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統(tǒng)一的原則面前，李春光表現(xiàn)出一種文學當下性的時代自覺，一種飽含歷史情結的文化自覺，一種多元文學生態(tài)下的藝術自覺。

這種詩性，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跨越兩岸的血脈認同。鄭根家族的親人分離，是整個中華民族苦難的縮影。無論是身在大陸的主人公鄭紅木，還是被戰(zhàn)爭裹挾到臺灣的鄭根夫婦和秋風等，他們之所以歷盡滄桑而始終對祖國統(tǒng)一抱著堅定的信念，正在于他們身上烙下“中國人”的胎記。

流落到臺灣的鄭根，面對生存艱難，環(huán)境壓力，卻始終沒有忘記將上自夏商，下迄近代大陸與臺灣的歷史淵源種進妻兒的心土。那些來自大陸政權命名的“島夷”、“東鯷”、“澶州”直至明清時期，“臺灣”之名“正式出現(xiàn)在朝廷公文中”的歲月雨痕，貫通著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和生命自信。

從鄭成功收復臺灣到1684年去清政府設立臺灣府；從1885年臺灣設“行省”到1709年泉州人合股立陳賴章墾號；從1895年，清政府割讓臺灣給日本到抗戰(zhàn)勝利，臺灣回歸祖國懷抱；從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到國民黨逃亡臺灣，臺灣與大陸從來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因此從父親家鄉(xiāng)在三秦省、母親的籍貫在甘省，他自己居住在臺灣的鄭新林到從廣東惠州來到臺灣的郝海民；從誕生在臺灣的高山到300多年前祖輩遷徙到林灣村的林雪龍兄妹，他們都把自己視作龍的傳人。

這種身份認知，給予了他們穿越風雨，走過黑暗的精神力量。憑著這種身份認知，林雪云在丈夫高山犧牲后，帶著女兒艱難度日，卻始終沒有喪失生活的信心，用一夜又一夜的琴曲和吟唱寄托她對未來的期望；憑著這種身份認知，他們在度過了他鄉(xiāng)異地的寂寞和孤獨，找到了同宗同族的歸宿感，在困難中掙扎的林雪云在鄭根夫婦遭到白色恐怖威脅時替他們照看幼小的二林，康廣合胸懷大義，不懼臺灣當局的迫害，慨然介紹鄭新林到香港上學，用血和淚詮釋了“兩岸一家親”的命題。

憑著這種身份認知，他們痛感人為的分離，既不符合民族大義，也違背兩岸國民的心理，從而準確把握歷史樞機，迎來兩岸開放的陽光。作品主人公之一鄭新林在香港面對大海時，“年輕的心里，有了一種沖動和向。……你們別想永遠將我們這個家分開。

如果這是一個挑戰(zhàn)，那么，他樂于迎接他和戰(zhàn)勝它”。“鄭新林”成為一個文化“符號”，他所吶喊的，是海峽兩年人民的共同心聲，他所承載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人文情懷。這樣，李春光就通過一群普通人的命運歷程，實現(xiàn)了對“祖國統(tǒng)一”這一重大題材的審美表達。正如黑格爾所說，史詩的美學風格應該是嚴肅的、壯美的、崇高的。

這種詩性還表現(xiàn)為跨越海峽的文化認同。著名歷史學家王子今先生認為，中華民族之所以連續(xù)不絕，除了宗親關系“相承不絕”外，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文化傳承，“傳學不絕”，這也成為《問故鄉(xiāng)》的一個看點。

在作品中，源自雙陽市廣壽縣的“天行建神丹”被賦予象征的意蘊，既成為寄托主人公“鄉(xiāng)愁”的文化載體，又成為溝通兩岸情感的文化媒介。那是生命主體的心靈共鳴。鄭根在被裹挾到臺灣時，忍受父子分離，將大兒子紅木留在大陸的灼痛，卻沒有忘記將自己研制的中藥方劑帶到臺灣，并且在臺北開起了“關隴藥行”。它之所以能夠在臺北市找到“再生”的土壤，是因為中醫(yī)藥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瑰寶，是兩岸人民共同擁有的財富。

最要緊的是這里生存著一群對中華文化一往情深的兄弟姐妹，洪老大帶著失蹤友人的囑托來買紅芪，“爸爸和洪老大緊緊握著手，兩人的眼睛里，流露出異樣的光彩”，“藥行”開業(yè)時，從大陸來的和臺灣本地的父老鄉(xiāng)親紛紛登門祝賀，共同分享文化共同體的魅力。

那是超越物象的審美通感。鄭根為尋找開行地址而漫步臺北街頭，盈目而來的是，不僅道路名稱蘊含著“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民族、民情、民權、民生”等中華文化精神，而且街道也以“廣州”、“貴陽”、“長沙”等大陸城市命名，那被譽為“大天后宮”媽祖廟、與內(nèi)地古建筑風格相映生輝的“大南門”、象征兩岸同文同宗的“文廟”，都讓讀者觸摸到中華民族血脈相連的紐帶。

它也是凝重的信念負載。生于臺灣，長于臺灣的林向華之所以愛上從大陸來的秋風，是因為“大陸的地面大，大陸男人的心也大”，大陸“北邊是絲綢之路，東則是周秦漢唐曾經(jīng)的大都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如果說，從“天行健神丹”到“關隴藥行”，留下鄭根、秋月走進臺灣文化的生存步履，那么，從“關隴藥行”到“天行健身丸”沙龍的形成，則標志著一種從自發(fā)意識向信念自覺的質(zhì)的飛躍。

在那個小小的空間里，他們的思想沖破臺灣當局封鎖，用從開放的大陸投射進來的陽光驅(qū)除身邊的黑暗，溫暖自己的靈魂，燭照自己的未來，展望民族復興的愿景。在這里，他們馳騁思想，從原三秦省省長、北市大學南教授、王教授都把推進兩岸交流視作共同的理想和夙愿，從而矢志堅守一個認知，就是“臺灣和祖國大陸，經(jīng)濟上本來就是一個整體”；抱定一個信念，這就是“最終實現(xiàn)國家的統(tǒng)一”。

因此，《問故鄉(xiāng)》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成為“祖國統(tǒng)一”這部波瀾壯闊，云水激蕩的時代史詩中的一個音符，他們沛然若浪的生命，匯成一種“莫之能御”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在復雜的矛盾沖突中“忠實于自己”，保持著個體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又承載著諸多的現(xiàn)實矛盾，“從他們身上可以見出一般心靈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全民族已發(fā)展出來的思想和行動的方式，全民族集中到他們身上，成了有生機的個別主體。”（黑格爾語）這正是史詩作品的魅力所在。

這種詩性，還表現(xiàn)為精神價值的代際傳承。老一輩兩岸人在隔海遙念中，帶著遺憾和傷感老去，然而，“祖國終將統(tǒng)一”的信念成為一筆豐富的精神資源，在下一代兩岸新人中獲得賡續(xù)和傳承。

伴隨著祖國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兩岸對峙走向兩岸對話，他們以風流今朝的綽約風姿，為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書寫嶄新的華章。于是，從新時代命運的和弦中，綻開出鄭新林與洪高錦的愛情之花，搖曳著白浪與鄧蓮相依相偎的身影，彈奏著鄭三森與郝蘭蘭的相戀心曲，更播撒著白浪與鄭新林、郝海民的殷殷友情。

所有這些，都藝術地呈現(xiàn)出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中華民族統(tǒng)一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歷史潮流。正如美籍俄裔作家納博科夫所說：“藝術的魅力可以存在于故事的骨骼里，思想的精髓里。”

（二）

內(nèi)容決定形式，是一條反映藝術創(chuàng)作內(nèi)在聯(lián)系的客觀規(guī)律。在理論意義上，它所要解決的是如何寫的問題，也就是藝術自律性的問題。因此，有論家將結構的藝術視作小說創(chuàng)作的最高藝術，“小說結構的布局，就像裝飾展覽櫥窗那樣，需要的是以藝術的眼光將不同的排列組合，而且正是從物件的自由排列組合中呈現(xiàn)出新穎的構型。”（福克納語）。

它不僅決定著作品語言敘事時空的的廣度和深度，更見證作家駕馭作品的氣度和能力。讀完《問故鄉(xiāng)》，掩卷沉思時，會發(fā)現(xiàn)作家以強烈的結構意識，以創(chuàng)新的姿態(tài)，以對現(xiàn)代性結構藝術的汲取和吸納的胸懷，借鑒國內(nèi)外理論成果，從而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表現(xiàn)出結構主義的藝術向度。

整體性布局與板塊式敘事，是《問故鄉(xiāng)》的一個重要特點。作品以鄭、秋兩個家庭的滄桑變化為主線，在時間上貫通70年流光歲月，在空間上將故事發(fā)生、延展、變化置于“大，陸雙陽”、“空中航班”、“港島中環(huán)”、“臺北之家”四個地域，從而建構起既相對獨立又彼此聯(lián)系的敘事體系。

然而，我關注的是，面對從時間長度到空間三維的題材難度，作家以怎樣的氣度去把握全局，以怎樣的思維去調(diào)度素材，以怎樣的藝術維度去實現(xiàn)完整的審美表達，又會以怎樣的思想高度去升華主題。

在這些方面，作為一位有著豐富創(chuàng)作實踐的老作家，表現(xiàn)出敏銳的創(chuàng)新意識。一是敘事人的設定，提高了駕馭作品的宏觀力度。在《問故鄉(xiāng)》中，鄭紅木、鄭新林和鄭三森分別以敘事人的身份，在不同的事件和空間，以不同的視角和感覺，牽動著整個故事的開端發(fā)軔，情節(jié)圜轉和矛盾落伏。

雖然就一個敘事人而言，屬于“限制敘述視角，即敘述者寄居在一個人物身上”，它對故事的轉述始終以這人的視覺和感覺為界，帶有直擊者特征。然而，每一個板塊，乃至每一個敘事人的言說都以與其他敘事人聯(lián)系而作為整體性要素體現(xiàn)它存在的意義，當四大板塊構成一個互鑒、互補的網(wǎng)狀或者立體的敘事模態(tài)時，整體性便得以完整的描述。

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夠透過鄭紅木和鄭二林的敘述，感知在不同的生存空間和生命旋律中所蘊含的心靈共振，利益共有，從而在“言說”的互照中獲得對海峽兩岸歷史和現(xiàn)狀的完整的歷史認知和美學認知。

二是回溯式的敘事。海峽兩岸的長期分離，不只是中國內(nèi)戰(zhàn)遺留下來的問題，而且伴隨著外國勢力的介入和臺灣獨特的歷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必須直面的嚴峻現(xiàn)實。這也是李春光突破依照時間順序安排情節(jié)的傳統(tǒng)方式，從前沿性和當下性切入敘事的初衷。

在《問故鄉(xiāng)》中，故事的開端不是始于1949年的內(nèi)戰(zhàn)烽煙，而是置于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海峽兩岸開始對話的濃郁氛圍中。已經(jīng)位居雙陽市副市長的鄭紅木沒有想到，他接待的投資商是分離幾十年的同胞兄弟鄭二林（鄭新林），故事就從深情夜話拉開了歲月的簾幕；并在在鄭紅木隨“三秦赴港招商總團”考察，在國際航班上的思緒回環(huán)中獲得了延伸。

那些蒙著歲月風塵的生活“碎片”，那些天各一方的思念對望，眼前與過往、“此在”與“曾在”、歷史與現(xiàn)實、個人沉浮與國家命運，都伴隨著觸景生情的思緒激蕩，從遙遠的年代“復活”在記憶的屏幕。

特別是與父母親離別后，他為尚安民收養(yǎng)，從一個少年到基層干部，并且一步一步走到“副市長”的人生歷程，積累起他莊嚴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成為他為去臺灣的馬凱尋找失散在大陸的親人、為呂布尋找父親的精神動力。

與此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是，鄭根到臺灣后的人生風雨是在“港島中環(huán)，兄弟夜話”中，以“二林”敘事人的口氣鋪敘出來的。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他被稱為“跟在事件之后的”“思考”，而在藝術美學中，客觀事物在作家藝術的思維中被強烈地“內(nèi)化”，被稱為“內(nèi)容熔鑄”，從而實現(xiàn)了作品的結構創(chuàng)新，尤其帶給讀者以強烈的當下感，達到了“回首暮云處，飛絮攪青冥”的審美效應。

共時性觀照與歷時性綻出的結合，是《問故鄉(xiāng)》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所謂共時性，是指敘事中的非時間模態(tài)；所謂歷時性，是指結構的時間狀態(tài)。

張俊彪先生在《問故鄉(xiāng)?初讀札記》中特別指出。作家“將鄭家一族幾代人生活、命運、遭遇和悲歡，放置在大陸、臺灣、香港兩岸三地的廣袤地域。”這種整體性結構，打破了傳統(tǒng)的線性敘事模式，無疑對實現(xiàn)審美表達帶來了諸多難度。

令人欣喜的是，作為一位老作家，李春光以共時性鋪展同時異域下的命運狀態(tài)，以歷時性完成人物思想、情感和性格的發(fā)展歷程，從而使讀者能夠橫向地感知兩岸生命主體的人生圖譜和社會際遇。

同是從1949年的硝煙戰(zhàn)火中走來，在大陸此岸，鄭紅木有幸成為王爺村地下工作者尚安民的義子而從此人生鋪滿陽光；在海峽彼岸，鄭二林卻隨著父親鄭根、母親秋月和舅父秋風擠上一架飛虎隊的飛機踏上了臺灣土地，在陌生的異鄉(xiāng)暗夜中茫然追尋人生的支點；同樣是風云際會的五十年代，在大陸，鄭紅木在尚安民的影響下，不斷經(jīng)歷生活鍛造，書寫人生輝煌，收獲與蕓蕓的愛情甜蜜；在臺灣，鄭根、秋月帶著二林經(jīng)受著物資短缺的惆悵和政治審查的折磨，承受思親的痛苦，以至于鄭根反復叮嚀鄭二林，決不能讓別人知道他在大陸還有一個哥哥。

在大陸，當鄭紅木經(jīng)歷了“大躍進”的風雨洗禮，步入“三年困難”時期，目睹“多少年沒有缺少過糧食的王爺村，突然沒有口糧”的現(xiàn)實時，在臺灣，他的父親和兄弟過著被“陌生人”盤問和監(jiān)視的提心吊膽日子；在大陸，鄭紅木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為兩岸開放探親而歡欣鼓舞，而在對岸，鄭二林想把在臺灣去世的馬凱的遺物轉給他在大陸的親人時，卻擔心會不會對給紅木帶來麻煩。作家這樣的敘事，使得作品具有了橫斷面、立體性的審美特征。

然而，《問故鄉(xiāng)》中的藝術群像，都不僅僅是共時的存在，每一個生命個體，都在歷時性的“綻出”出，激蕩著人生的波瀾起伏，展示著性格的剛柔異彩，延展著命運的春云夏雨，活出自己的精彩。鄭紅木生于戰(zhàn)火煙云中，長在陽光下，他從王爺村的基層干部起步，走過了鄉(xiāng)、縣、市負責人的人生履歷，親眼見證了當代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風雨歷程。

紅色基因賦予他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的性格特征，在某種意義上，他就是新中國走向現(xiàn)代的影像，相比之下，鄭二林有著更加復雜的生命基線。

臺灣布滿白色恐怖的特殊環(huán)境，父母抗爭逆境的堅韌負重，鍛造了他自尊、倔強、濟困扶弱的性格，從而使他在遠離父母的香港 ，靠自己雙手撐起人生的風帆，靠知禮大義向失去父母的白浪伸出溫暖的雙手，靠青春激情叩開洪高錦的愛情之門。如果說，共時性拓展了作家鋪敘故事的巨大空間，那么，歷時性的敘寫則為作家塑造血肉豐滿的藝術群像打開新的途徑。

主體能動與客體的會合，是《問故鄉(xiāng)》的又一個顯著特點。在所有的小說作品中，人物永遠居于敘事的核心。濃墨重彩地刻畫人物形象，鋪敘人物的行為，是實現(xiàn)理想審美表達的重要方面。

讀《問故鄉(xiāng)》，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追逐時代潮流，還是抗擊生存逆境，都體現(xiàn)了主體作為“此在”的能動性。無論是生活在大陸的鄭紅木等，還是流落在臺灣的鄭根、鄭二林，乃至生在臺灣的鄭三森，他們都以敏銳的思想觸角關注周圍的環(huán)境，從而以改造環(huán)境去確立人的尊嚴。

在被康廣合介紹到香港讀書的一個偶然機會，鄭二林得到了一份《三秦日報》，上面登載了介紹黨支部書記鄭紅木事跡的報道，由此而點燃了沖破黑暗，走向擁抱的希望火苗。

這僅僅是個開始，在第53章，它已經(jīng)匯成不可遏制的思想潮流，原三秦省長、黃師長、王教授等在“天行健身”沙龍秘密閱讀經(jīng)由香港轉來的消息，交流對《告臺灣同胞書》的看法，吟誦于右任的《望大陸》，欣喜地歡呼“這是一股溫暖和煦的浩蕩春風”，決心“跟上時代”，發(fā)出了“愛臺灣護臺灣。就要讓臺灣回到中國的懷抱里”的時代強音。所有這些，都大大強化了作品的史詩品格，是一部關于“人類就是審美”的禮贊。

（三）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人的存在之家，人類以語言之家為家。”有論者據(jù)此斷定，“一個民族對于世界的理解，就在這個民族的語言表里面。”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的藝術，也可以說成是語言的藝術。

與李春光早期的作品相比，《問故鄉(xiāng)》在語言方面也表現(xiàn)出作家求新求異的價值取向。

一是語言的知識含量。為了準確地表達文本所承載的審美含量，作家對于大陸歷史、大陸與臺灣的歷史、臺灣社會發(fā)展史做了深入細致的梳理和釋讀。

因此，對于中華民族五千年綿延不絕的歷史特別是秦文化發(fā)展史，引經(jīng)據(jù)典，旁征博引，從容追敘，娓娓道來。

尤其是對于臺灣的歷史縱橫、民俗風情、地理環(huán)境，一草一木熟稔在胸，一景一觀如數(shù)家珍以散文化的筆流于紙上，也流進讀者的審美心野，，讀來如飲甘醇。

二是語言的抒情性。注重敘事的抒情性，是近年來小說創(chuàng)作的時尚。我也一向認為，小說作品只有引進抒情性，才能突出其詩性表達。

我很欣喜地從《問故鄉(xiāng)》中讀出了作家對語言詩性的追求。例如在21章開篇，作家以主人公鄭紅木為情感載體，刻畫了一位走下飛機的身影，接著寫到：

啊！你多像我家的雅雅啊！你的目光清高，自信。不知道你會不會像她那般孤傲和任性？你像一陣清風，從窄窄的艙道翩然而過，就是不知道，這個轟隆轟隆作響的龐然大物，此時此刻，飄在了多少千米的高空之上？

馬兒喲！你慢點走慢點走！

那是誰唱的歌兒？

好的！不用急，你已經(jīng)飛得很快了！

讀來基調(diào)婉約，意象崢嶸，樂感沁脾。正所謂“君子之心，有與天地同情者，有與禽魚鳥木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體天地之化，微以備禽魚草木之幾。”

李春光的《問故鄉(xiāng)》還可以有諸多的鑒賞空間，它代表著作家創(chuàng)作的新高度。

算起來，李先生大概已七十有四的春秋，尚有如此激情，乃文學的幸運。祝愿他健康長壽，筆力雄健，多出佳作。

2024年2 月3日于梅軒

編輯：司馬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