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這是本世紀影響力最大的日本電影，也不為過

離凈語

20世紀末對于日本與日本電影來說，是一個極為奇妙而混沌的時代。

經歷了經濟上停滯的十年，整個日本社會都陷入一種看不見未來的迷茫與避世之中：一方面，人們在后EVA的「世界系」純愛動畫與校園青春片中，追求著某種終極的甜蜜與虛幻的安慰，另一方面，「日式恐怖片」在世紀末的全面崛起，則宣泄著所有人的驚惶、不安與焦慮。

在這種美夢與驚悚的兩極情緒之外，卻有一部作品另辟蹊徑，為未來十年的日本電影開創了一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類型——這便是恰好在2000年推出的《大逃殺 Battle Royale》。

《大逃殺》講述的是「42名少男少女之間互相殘殺的故事」——在這句以暴力和血腥為噱頭的劇情簡介背后，卻有一條頗為古典，卻又足夠現代化的敘事線索。

描寫未成年人社會在與世隔絕的空間內自由發展，并走向失控的敘事傳統，從1954年的英國小說《蠅王》到楳圖一雄的《漂流教室》以來一直存在，但《大逃殺》與此前這些力圖展現人性善惡的作品之間的區別在于：它在求生故事本身設定的合理性上進行了進一步的質問，并試圖尋求觀眾的共鳴。

《大逃殺》經典的片頭介紹是這樣的：

「新世紀之初，一個國家的崩潰，失業率超過15%，一千萬人失業，八十萬名學生拒絕上學，少年犯罪率攀升，成年人失去信心，并且懼怕青少年，因而通過了一條法案：新世紀教育改革法（簡稱BR法）。」

可以看出，在《大逃殺》之前，生存故事的背景主要是飛機失事、流落荒島等災難性事故；故事中的主角們由于自然界帶來的威脅，而不得不進行派系分裂與相互斗爭。而從《大逃殺》開始，卻是復雜失控的成人世界代替了自然界，成為了青少年們不得不自相殘殺的原因所在。

《大逃殺》所試圖傳遞的信息，是向在低迷時勢中躲避現實的年輕人敲響的一記警鐘，告訴他們：世界不像純愛動畫中所描繪的那么純粹凄美，也不像恐怖片里一樣神經衰弱。當代世界的叢林法則是殘酷的、血淋淋的。

如果想要生存，只有去戰斗、去求生。

非常直白地點出了生存游戲的現實隱喻

而在這種幾近勵志的道理的反面，《大逃殺》的設定本身是十分具有荒誕性的。故事所敘述的國家法律與殘殺規則，在現實的邏輯中幾乎站不住腳。而從刀劍斧頭到鐮刀鍋蓋等器具的不平等配置，也幾乎如黑色幽默一般地映射出了現實社會中的不平等之甚。

本作的導演深作欣二，是經歷過日本二戰的國寶級老導演，曾經在1970年代拍攝過影史留名的「實錄黑幫片」代表作——《無仁義之戰》系列，描繪的同樣是各路人馬的殘酷混戰。但與黑幫片娛樂性質的群體斗爭不同，《大逃殺》的規則設定，一方面是導演本人在諷刺戰爭等殘酷社會行為的終極無意義性，另一方面也源自1990年代電腦游戲與「游戲」邏輯的普及。

在《大逃殺》之后，21世紀出現了一批又一批以「游戲」、「規則」等層面的設定直接指揮劇情的作品，如03年的《死亡筆記》、07年的《詐欺游戲》、08年的《真實魔鬼游戲》系列等——它們已經走出了荒島求生敘事的范疇，但整套故事都是基于某種人為施加的莫名其妙的規則：因為規則殺人、因為規則欺騙、因為規則而不得不倉皇奔逃……

冷酷、殘忍、謀略是這些故事的底色與基調，而在同時期的日式純愛、文藝片中過于泛濫的溫情與關愛，在這里要么是殘酷故事中唯一的救贖，要么只會成為冰冷的社會法則的犧牲品，正如片中北野武臨死前射出的水槍一樣。

《大逃殺》與生存故事的寓意在于，

并非假裝天真無邪（青春純愛片）

就可以逃避世界的殘酷競賽的

當然，也正是這種基于「游戲規則」的敘事模式，才能讓《大逃殺》群像式的描摹最佳地發揮出了隱喻人性的功能：在殘忍的生存條件與極限狀態下，每個人不同的性格與處事態度，分別導致了怎樣的結局，都精簡而濃縮地呈現了出來：

放縱自己暴力嗜血欲望的人、盡情享受在游戲中取勝的人、通過自殺來成全精神潔癖的人、依賴溫情而放棄抵抗的人、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正直地反抗規則本身的人、游走在邊緣執行正義的獨行俠……盡管殺人故事的設定看上去過度娛樂化、B級化，但似乎再沒有比這種臉譜式的形象配置更加直接地隱喻了現實社會的設定了。

正如影片開頭出現的班級合照所暗示的一般，從準備畢業、離開學校這個溫室開始，在我們面前展開的社會就已經像大逃殺的世界一般冷酷、血腥了。

縱觀電影產業本身所反映出的精神取向，純愛的慰藉與驚悚的刺激都不能真正安撫或麻痹我們的傷痛，而擺脫這種精神療法的唯一方式，便是符號性地面對我們身處的殘酷現實，并且，除了拿起武器、奮力拼搏之外，并沒有過于浪漫的他法。

在這種意義上，《大逃殺》是真正現實主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