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聽海南以刑化債案，學習優秀辯護詞

　　2026年4月，我讓助理去海南旁聽一起民事糾紛轉詐騙罪的案件開庭，其跟我說庭審非常精彩，尤其是作為第一被告人辯護人趙煜律師、李世慧律師和第二被告辯護人劉明律師的庭審發問、質證和辯護如行云流水般。作為學習和研究之用，經三位律師同意，本公號進行必要的技術處理后，分頭條和此條分別刊發該案辯護人在第二次開庭期間的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受劉小白本人及其近親屬的委托，廣東知恒（海口）律師事務所指派我們擔任劉小白的辯護人，依法為其辯護。接受指派后，辯護人認真研究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會見了劉小白，聽取其辯解，全程參與了本案的兩次庭審，已對本案有了充分的了解。現提出如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合議時參考。

　　辯護人總體認為：這不是一起詐騙案，而是“行賄慣犯”買通公權力的司法迫害！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本案的本質根本不是詐騙，而是一場原實控人為了逃避巨額債務，重金買通腐敗偵查員而精心炮制的“以刑代民”司法迫害慘劇！本案的客觀真相是，2010年，劉小白作為翡翠水城項目的操盤手，為推進項目合法吸收了嚴澤勝2100萬元的借款投入聯華公司。事后，聯華公司原實控人朱某貴將劉小白等人趕出項目并拒絕認賬。嚴澤勝無奈之下通過合法的民事訴訟維權，并獲得了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內的多級法院的勝訴判決支持。朱某貴在民事訴訟全面敗訴、面臨巨額執行的絕境下，竟行賄公安偵查人員，以公權力強行插手經濟糾紛，試圖將這起合法民間借貸包裝成刑事詐騙。辯護人將從以下幾個維度分別論證：

　　一、程序嚴重違法已經揭穿了本案“買兇辦案”的底色

　　我們認為，本案在偵查啟動與取證程序上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已經失去了作為一起刑事案件基本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基礎。具體有以下三點：

　　（一）立案和管轄的時間順序存在明顯倒置，屬于違規插手經濟糾紛。

　　我們翻看案卷里的客觀文書，會發現三個非常不合常理的時間點：海南省公安廳是在2023年10月7日出具的《指定管轄決定書》；然而，瓊海市公安局是在兩天后的10月9日才出具《受案登記表》；更讓人費解的是，10月10日，辦案民警千里迢迢從瓊海趕赴海口到被害人的辦公室給朱萬祿提供“上門服務”，制作了第一份報案的《詢問筆錄》。

　　這在程序上是完全說不通的。按照正常的辦案邏輯，公安機關必須先接到報案或者發現線索，經過受案審查，發現自己沒有管轄權，才會向上級申請指定管轄。但在本案中，被害人還沒報案，省公安廳就已經提前三天知道了案情，并且做出了異地管轄的決定。這種“先指定、后報案”的做法，說明本案并不是一起正常的刑事報案，而是典型的利用公權力違規插手普通的經濟糾紛。

　　（二）主辦警官涉嫌受賄且缺少同步錄音錄像，相關證據應當依法排除。

　　本案的一名核心偵查人員劉某霄，因為在辦案期間收受了報案人朱某貴的財物，已經被紀委監委立案調查。針對這個嚴重的問題，公訴機關提交了一份省公安廳內部出具的《情況說明》，想以此說明劉某霄雖然收了錢，但沒有違法辦案。

　　大家可以想一想，既然紀委監委已經介入調查，為什么反腐敗的權威機關沒有提供卷宗，也沒有出具類似的說明？原因很簡單，偵查人員拿了控告方的錢，這基本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紀委監委不愿意為這樣的腐敗分子“背書”。

　　而基于劉某霄受賄犯罪的事實，我們甚至可以換一個角度思考，海南省監委遲遲不愿提供案卷材料，也不愿提供類似海南省公安廳的情況說明，是否可以說明：監察部門并不認可劉某霄收錢后還能正常辦案，所以不愿意出具類似說明；監察部門/公訴機關認為如果提供了劉某霄的受賄案卷，我相信其中肯定不止一筆劉某霄受賄的犯罪事實，肯定還會有其他的受賄犯罪事實，這樣一來，一旦提供卷宗，劉某霄收錢還正常辦事的人設就崩塌了，省公安廳就被打臉了，偵查機關原本想打造的劉小白偽造證據，是一個詐騙慣犯的形象，瞬間就會被扭轉為偵查人員是收受賄賂、違法辦案的慣犯形象了

　　并且，由于本案的取證程序已經存在重大的違法線索，辯護人早就依法申請調取全案的同步錄音錄像。但直到庭審結束，公訴機關依然拿不出相關的錄音錄像來證明取證過程的合法性。根據排非的相關規定，公訴機關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因此，劉某霄參與收集的那些被害人陳述和帶有誘導性的證人筆錄，以及其他證據，依法都應當被排除，不能作為給劉小白定罪的依據。

　　（三）報案人具有多次行賄的劣跡，本案實為惡意控告。

　　公訴機關在起訴時，花了很多篇幅引入外圍的證人證言，還不厭其煩地大肆搜集所謂的書證，試圖把劉小白描繪成一個偽造證據的“訴訟詐騙慣犯”。但我們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案件背景就會發現，本案的報案人朱某貴，他自身有著非常嚴重的不良底色。

　　相關的生效裁判文書顯示，朱某貴過去為了打贏民事官司，曾經向原海南高院副院長張家慧、原民一庭副庭長王慶偉等人大肆行賄。可以說，他在面對經濟糾紛時，習慣了用金錢去開路和擺平問題。這次，他在與嚴澤勝等人的民事訴訟中全面敗訴，受到法院的強制執行。在這種情況下，他又故技重施，用錢買通了公安偵查人員，試圖通過惡意控告把合法的債權人和操盤手抓起來，進而逆轉裁判。對于這樣一個有過多次行賄劣跡的人發起的報復性控告，法庭在審查本案時應當更加審慎，絕不能輕易成為其幫兇。

　　二、沒有客觀事實與科學鑒定支撐，“偽造借據”的指控無法成立

　　公訴機關指控劉小白詐騙，其中一個非常核心的邏輯，是認為嚴澤勝手里的那張2100萬《借據》是事后偽造、倒簽的。但是，我們在案卷中并沒有看到任何直接的證據。偵查機關和公訴機關其實一直是在繞彎子——他們花了大量篇幅引入趙某海等人的證言，試圖向法庭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因為劉小白曾經教唆趙某海用舊打印機造過假，所以劉小白是個“造假慣犯”，進而推斷嚴澤勝案里的這張借據，肯定也是他用同樣手法偽造的。

　　對于這種用“品格”和“相似事實”來推定犯罪的做法，辯護人認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在事實上也是完全錯誤的。

　　（一）趙某海編造的“郵寄舊打印機造假”的故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趙某海在筆錄里說，2018年他在海口的康年皇冠酒店和劉小白面談，劉小白讓他從杭州寄一臺十幾年前的老舊打印機過來，用來偽造借條。但這只是趙某海的一面之詞，我們看看其他相關人員是怎么說的：

　　首先是寄件人。趙某海說他是借用朋友夏某的身份寄的，但夏某在公安機關明確表示，自己從來沒有幫趙某海寄過任何東西，是趙某海冒用了他的身份。其次是收件人。趙某海說把打印機寄給了張某友律師。但張某友明確表示，自己根本沒收到過什么打印機，他自己就有打印機，不可能從別的地方再收一臺。張某友當時之所以留那個地址，僅僅是為了讓劉小白把民事庭審要用的1.56億元財務轉賬憑證等材料郵寄給他。最后是在場的證人。趙某海說當時在酒店商量造假的時候，司恩東也在場。但司恩東證實，他當時根本沒有聽到過任何關于“倒簽時間”、“偽造借據”的討論。

　　寄件人沒寄，收件人沒收，在場的人沒聽見。這個用來支撐劉小白是“造假慣犯”的底層故事，完全是漏洞百出。既然這個前提故事都不存在，那公訴機關憑什么推斷嚴澤勝的借條也是劉小白偽造的呢？

　　（四）從科學鑒定的角度來看，“倒簽偽造”的說法也無法成立。

　　退一步講，如果這張《借據》真的像指控的那樣，是在2019年左右才新鮮打印并簽名的，那么紙張上的墨跡和碳粉揮發物是非常容易被現代技術檢測出來的。

　　但實際情況是，在之前的民事訴訟中，業內非常專業的廣東南天司法鑒定所在審查了這份檢材后，直接做出了退案處理，理由是“檢材不具備鑒定條件”。法院也因此中止了鑒定。專業機構的退案，恰恰從科學的角度說明，這份文件已經經過了十來年的自然老化，失去了檢測時間的基礎，它根本不是這幾年才剛打印出來的新東西。

　　綜上，公訴機關既沒有科學的技術鑒定能證明這份《借據》是偽造的，他們試圖用來“舉例說明”的趙某海造假故事，也被多名證人直接否認。剝去這層虛構出來的“慣犯”外衣，指控劉小白偽造借據詐騙的說法，就失去了所有的證據支撐。

　　三、是真實的借款，且已被生效裁判所確認

　　公訴機關指控的另一個核心，是說劉小白和嚴澤勝虛構了這2100萬的債務。但事實是，這筆錢不僅真實存在，而且它的合法性早就被多級法院確認過了。

　　第一，2100萬的資金流向非常清楚，聯華公司實際收到并使用了這筆錢。案卷里的銀行流水清楚地顯示，2010年11月和12月，嚴澤勝的2100萬元資金分兩筆，通過創域公司的賬戶打進了聯華公司。這筆錢實打實地用在了翡翠水城項目的建設上。錢真實地進去了，聯華公司也實際用了，這怎么能叫虛構債務呢？

　　第二，劉小白當時完全有權利代表公司去借這筆錢。公訴人質疑，如果真是公司借款，為什么借條上只有劉小白個人的簽字，沒有加蓋聯華公司的公章？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聯華公司的公章和財務U盾一直控制在朱某貴手里，劉小白根本拿不到。但是，劉小白當時是翡翠水城項目的總經理，當時的《委托書》上寫得明明白白，他作為操盤手有權進行“對外融資及利息支付”。在項目急需用錢，朱某貴又拿著公章不配合的情況下，劉小白作為項目的最高負責人，簽字確認這筆借款以解項目的燃眉之急，這是完全合法的職務行為。

　　第三，多級人民法院已經確認了這筆借款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大家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筆2100萬的借款，在此之前已經經過了鄂州中院、湖北高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反復審理。法院經過詳細的“穿透式審查”，明確排除了這筆錢是其他人股權款的說法，在法律上確認了這就是嚴澤勝借給聯華公司的錢，借貸關系合法有效。

　　總結來說，本案的底層邏輯非常簡單，就是一起民間借貸糾紛。朱某貴在民事官司里打輸了，為了挽回執行損失，就跑來利用刑事手段報案。如果我們今天用刑事指控去推翻最高法的生效裁判，幫著敗訴方索回債務，那么法律的底線和公信力在哪里？

　　四、被放棄的審計報告導致“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不再可信

　　公訴機關要想把這個案子定性為詐騙，就必須證明劉小白有非法占有聯華公司財產的目的。為了證明這一點，公訴機關拋出了一個觀點：劉小白在聯華公司的實際投入是個“負數”。而得出這個“負數”結論的唯一依據，就是致同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那份審計報告。

　　但是，經過前幾天的法庭調查，這個指控邏輯已經完全站不住腳了，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作為定罪基礎的審計報告，已經被公訴人當庭放棄使用。

　　這份審計報告在程序和實體上都有非常嚴重的問題。鑒定人在沒有去進行外部核實（函證）的情況下，完全無視了歷次生效的法院判決和仲裁裁決，而是按照委托人（偵查機關，甚至可以說是劉某霄）的意志，把劉小白合法的5600萬利息和2.5億補償款全都給扣減掉了，強行拼湊出一個“負數”的結論來配合定罪，這顯然是不客觀的。

　　也正是因為這份報告存在這么大的問題，公訴人在法庭上已經明確表態，不再把這份審計報告的結論作為指控證據來使用了。

　　這就帶來了一個最直接的結果：既然公訴人放棄了這份審計報告，那么控方就徹底失去了證明劉小白“資金投入為負數”的財務依據。沒有了財務數據的支撐，公訴機關說劉小白是為了“非法占有”公司財產，這就成了一句空話。

　　（五）關于1000萬的所謂“分贓款”，兩人的口供差異恰恰證明了沒有合謀。

　　公訴機關指控的另一個點是，嚴澤勝在打贏官司拿到錢之后，給劉小白轉了1000萬，公訴人認為這就是他們合謀詐騙后的“分贓”。

　　但我們看看這兩名當事人自己是怎么說的。嚴澤勝在法庭上和筆錄里都明確表示，這1000萬是他“借”給劉小白的。因為他知道聯華公司不會善罷甘休，他借錢給劉小白去治病、請律師申訴，實際上也是在保護他自己，因為只有劉小白能說清楚這些復雜的賬目。可是，劉小白卻認為，這1000萬是嚴澤勝在還以前兩人合作其他項目（比如牛嶺項目）時欠下的舊賬。如果這真的是一場蓄謀已久的詐騙，如果這1000萬真的是分贓的錢，他們兩個人怎么可能不在事前對好口供呢？這種完全沒有對過臺詞的“認知差異”，恰恰說明了他們兩個人之間根本不存在什么“事先串通、事后分贓”的詐騙合謀。這僅僅是兩個有著十多年復雜經濟往來的生意人之間，正常的賬務結算糾紛而已。

　　我們提請合議庭注意，在昨天的舉證質證環節，公訴人回應辯護人關于趙某海作偽證的意見時曾說過，“如果趙某海和劉某霄合謀作偽證的話，就不會出現漏洞，會做的更完美”，那么，為什么嚴澤勝和劉小白現在對不上口供就被公訴人認為是合謀了呢？在有利于控方時，對不上就是合謀，不利于控方時，對不上就是合理，這是什么道理？這是不是雙標？

　　經過這幾天的法庭調查和辯論，本案的真相已經非常清楚了。這根本不是一起刑事詐騙案，它純粹是一場令人發指的、由“行賄慣犯”重金買通腐敗公權力的司法迫害慘劇！嚴澤勝借給聯華公司的2100萬元是真金白銀。這筆借款的真實性和合法性，早已經過鄂州中院、湖北高院，甚至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詳細審查，并且作出了生效的裁判予以確認。

　　真正的問題出在哪里？出在聯華公司的原實控人朱某貴身上。他在民事訴訟中全面敗訴，妄圖搶回被執行走的財產，為此，他花錢買通了腐敗的公安偵查人員，硬生生地利用公權力插手經濟糾紛，把別人合法的民事維權污蔑成了刑事犯罪。

　　本案從證據、邏輯、常識等多方面已被攻擊的千瘡百孔，指控已然崩塌。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刑事訴訟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而不是某些人予取予求的趁手工具，更不是配合他們把別人送進監獄的幫兇！

　　因此，辯護人鄭重向合議庭提出以下兩點請求：

　　第一，懇請合議庭堅守證據裁判規則，頂住一切法外壓力，尊重最高人民法院等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依法宣告劉小白、嚴澤勝無罪。第二，請求法庭依法要求有關機關將本案背后的行賄罪犯朱某貴押回受審，將劉某霄的同伙和余毒涉嫌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的違法犯罪線索，移交紀委監委進行調查處理。

　　以上辯護意見，懇請合議庭予以采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