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身后的三十年孤寂：五次遷墳，從荒草野墳到百畝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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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邊上的江津，以前是個不顯山不露水的小地方。抗戰那幾年，好多大人物都躲到了西南，這地方才熱鬧起來。1942年的夏天，天氣熱得邪乎，知了叫得人心煩。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瘦得皮包骨頭的老人，在這地方咽了氣。

這人就是陳獨秀。

放在二十年前，這名字能嚇死人。那是北大的文科學長，是《新青年》的掌柜，是五四運動的領頭羊，更是共產黨的頭一任總書記。可這會兒，他是被開除出黨的“右派”，是剛從國民黨大牢里放出來的犯人，是個連看病吃藥都掏不起錢的窮老漢。

他死的時候，家里窮得叮當響。身邊就剩下個小兒子陳松年，還有幾個孫子孫女。一家老小，連吃飯都成問題，哪有錢買棺材、辦喪事？

幸虧當地有兩個讀書人，叫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倆，看這老先生實在太慘，動了惻隱之心。他們湊錢買了口楠木棺材，又給弄了身壽衣。那時候物資緊缺，好楠木不好找，但這口棺材算是當地能拿得出手的好東西了。又找了個叫葛康俞的書法家，在墓碑上刻了“獨秀陳先生之墓”。沒敢大張旗鼓立碑，就找了個荒郊野外，大西門外的康莊，挖個坑埋了。

出殯那天，江津不管是有錢的紳士，還是沒錢的窮教書的，甚至還有好多不識字的老百姓，聽說陳獨秀死了，自發地跟在靈車后面送。那隊伍拉得老長，足有好幾里地。鞭炮聲從城里頭一直響到城外，紙錢燒得漫天飛。

陳松年跪在墳頭，眼淚都流干了。他記得爹臨死前抓著他的時候囑咐他，一定要把他和妻子的骨灰帶回安慶老家，埋在一起。

可這年頭，兵荒馬亂的，回安慶得走長江水路，那是一筆巨款。陳松年拿不出這筆錢，只能讓他爹先在這四川的山坡上躺著。這一躺，就是五年。

這五年里，墳頭的草長了又枯，枯了又長。沒人修繕，墓碑上的字都被風雨侵蝕得模糊了。只有陳松年每年偷偷去燒紙的時候，才知道這墳還在。那時候的墳，跟個土包沒啥兩樣，要是沒人指引，誰也想不到底下埋著個改變了中國歷史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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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仗打得更兇了。長江上跑的船都是運兵運糧的軍船，民船少得可憐。陳松年好不容易湊錢租了條破船，順著長江往下游漂。

船上裝著兩口棺材。一口是他爹陳獨秀的，一口是他祖母的。

到了安慶十里鋪，天已經黑透了。陳松年沒敢進城，直接去了鄉下的老墳地。他找了個背風的地方，把父親的骨灰和祖母的尸骨埋葬在那里。

這次立碑，他留了個心眼。碑上刻的是“先考仲甫公之墓”。仲甫是陳獨秀的字，“公”是對長輩的尊稱。但他沒敢刻“陳獨秀”三個字。

為啥？因為這時候的陳獨秀，在官方那邊還是個大大的“反動分子”。要是讓人知道這兒埋著共產黨的創始人，這墳當天就得被刨了。陳松年還得在這地方活人，還得養家糊口。他只能讓父親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做一個死去的嚴父，而不是那個轟轟烈烈的革命家。

這一藏，又是三十年。

這三十年里，中國變了天。國民黨垮了，共產黨來了。陳松年過得小心翼翼，像只驚弓之鳥。他從來不跟人提他爹是誰，別人問起來，就說是個教書的，早死了。

但這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1953年，直到毛主席坐軍艦路過安慶。他在船上問當地的干部：“聽說陳獨秀是安慶人？他還有個兒子在這兒？要是日子過得難，你們得幫襯幫襯。”

這話一傳出來，陳松年的身份就露餡了。不過也好，有了這句話，陳家的日子好過了點。政府開始每個月給發30塊錢生活費，一直發到陳松年去世。

雖然有了照顧，但陳松年還是不敢去掃墓。特別是后來搞運動的時候，紅衛兵到處砸墳挖碑。陳松年怕啊，怕那些愣頭青知道底下埋的是誰，把骨頭都給揚了。

所以，每年的清明、冬至，還有陳獨秀的忌日，陳松年都是一個人去。天不亮就出門，摸黑走到墳地，燒幾張紙，磕幾個頭，連哭都不敢哭出聲。燒完紙還得把痕跡掃干凈，生怕被人看見。

他女兒陳長璞那時候小，不懂事，問：“爹，咱為啥不給爺爺修個大墳？別人家都有石碑樓。”

陳松年就捂住她的嘴，瞪著眼說：“小孩子別瞎問！記住了，以后誰問你爺爺是誰，你就說不知道！”

就這么著，這座隱姓埋名的墳，在荒草棵子里躲過了一劫又一劫。墓碑上的字都被青苔蓋住了，遠看就是個沒人要的野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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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9年，風向變了。

那時候剛開完會，說是要“實事求是”。好多以前被打倒的人，又開始被人提起來了。書呆子們開始翻故紙堆，寫文章說陳獨秀的好話，說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說他建黨有功。

陳獨秀要是活著，都一百歲了。

陳松年的閨女陳長璞，這時候在文化局上班。她是個有心氣的姑娘，看著爺爺的墳平得快跟地一樣了，心里不是滋味。她跟她爹陳松年商量：“爹，現在政策松了，能不能給爺爺修修墳？”

陳松年那時候也老了，躺在床上咳嗽了半天，說：“修吧。但別太招搖。咱們也沒錢，就用家里的那點積蓄。”

這時候，有個叫藍天的大官，是安徽管宣傳的，說話了：“今年是陳獨秀一百年誕辰，政府得表示表示。你們家屬別出面，政府出錢修。”

政府給批了200塊錢。

別小看這200塊，那年頭，豬肉才幾毛錢一斤，這可是一筆巨款。但修墳還是不夠。陳長璞就拿著這200塊錢，帶著家里人去了墳地。

墳地在哪？三十年沒動，樹長得比房子還高，荊棘叢生。陳長璞找了個當年給陳獨秀抬過棺材的老農。老農那時候也成老頭了，領著他們在樹林里轉了半天，指著一個小土包說：“就在這底下，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棵歪脖子樹底下。”

挖開一看，棺材板都爛了，骨頭都露出來了。一家人一邊挖一邊哭。

這次修墳，沒敢立大碑，就是把土堆高了，圈了個水泥園子，立了塊碑。但這次還是沒敢直接寫“陳獨秀”，加了個“公”字，顯得客氣點。

陳長璞覺得還不夠。她想，爺爺一輩子搞新文化，提倡科學民主，這墳修得太寒酸，對不起他的名聲。她就給鄧小平寫了封信。

信里說：陳獨秀是黨史上的重要人物，現在墳太破了，能不能請國家撥點款，好好修一下？

這信還真送到了鄧小平手里。鄧小平看了，批示了一句話：可以作為文物保護起來。

這話分量重。有了這句話，安慶市政府不敢怠慢，撥了兩萬多塊錢。那是1983年，兩萬塊能蓋好幾間大瓦房。

這次修得像樣了。請了省里的大書法家張建中，寫了“陳獨秀之墓”五個大字，刻在黑石碑上。墓修得圓圓滿滿，還沒封頂，據說是陳松年交代的：“蓋棺論定，我爹這輩子還沒論定，先別封死。”

墓修好了，來參觀的人多了。有學者，有學生，還有來祭奠的老百姓。

到了90年代，這股風更熱了。書出了一本又一本，電視劇也拍了。陳獨秀的歷史地位越來越高，大家開始承認他是革命家、思想家。

陳長璞又給上面寫信，這次是寫給江澤民的。信里說，應該建個紀念館，讓后人好好看看。

上面又批了。國家文物局給了85萬，安慶市政府又配了50萬，加起來一百多萬。

于是從1999年開始，在十里鋪鄉征了110畝地。

先是把舊墓修葺一新。這次立碑又有了爭議。有人說找趙樸初題字，趙樸初是安慶人，大書法家，還是佛教協會會長。

也有人建議，用陳獨秀自己的字。

最后定了個折中方案：找唐朝大書法家歐陽詢的字，集了個“陳獨秀先生之墓”，還加了“先生”兩個字，表示尊敬。

碑石是從外地采的大理石，好幾噸重。路不好走，車進不去。工人們就在石碑底下裝了滑輪，幾十個人拉著繩子，硬是把石頭滾到了山上。

2004年，獨秀園正式開建。又是挖湖，又是種樹，又是蓋房子。2006年，塑了個巨大的銅像，陳獨秀穿著長衫，坐在石頭上，眼神深邃地看著遠方。2008年，園子開放了。2009年，紀念館也開了。

現在的獨秀園，氣派得很。進門是個大牌坊，刻著“民主”“科學”。迎面是一堵墻，叫“驚雷”，上面刻著他的一生。里面有新青年碑刻，有水塘，有柏樹林。

陳獨秀的墓就在最里頭，被蒼松翠柏圍著。墓碑是黑的，字是金的，在太陽底下閃閃發光。

從江津那個荒涼的土包，到安慶鄉下的隱姓埋名，再到現在這個占地百畝的大陵園，陳獨秀的骨頭折騰了五次，總算有了個安穩的、體面的家。

每天都有好多人進去參觀，有的在銅像前鞠躬，有的在紀念館里看那些發黃的舊報紙。風吹過樹林，發出沙沙的響聲，像是有人在低聲說話，又像是什么都沒說，只留下一片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