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收拾遺物，見證孤獨和死亡的最后人生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有界UnKnown（ID：codesideAI），作者：錢江。日本通經授權轉載。

日本東京，一個潮濕悶熱的夏日，一位70多歲的老人在自己租住公寓地板上死了。

她沒有家人，沒有朋友，甚至沒有一個在她死后敲響房門的人，所以她的死亡也沒有人發現。直到三周之后，房東催繳拖欠的房租，才有人發現她的異常。

像這位老人一樣，如今日本每年有數萬人悄無聲息的死去，他們沒有名字，沒有葬禮，也沒人在意。據日本政府估算，日本2023財年約有4.2萬具遺體無人認領。

▲日本歷年“孤獨死”人數預估

日本社會將這種現象稱為“孤獨死”。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與民間團體報告統計，2024年日本孤獨死的人數預計為6.8萬人。普通人可能很難想象，在日本如漫畫一樣街道上，可能外面看起來一切如常的某棟房子，某個公寓，或者某扇緊閉的大門背后，就存在一具數月都無人發現的尸體。

當然，這些“孤獨死去的人”不會永遠無人發現，比如催繳房租的房東，或者鄰居察覺到令人難以忍受的臭味。總之，他們一定會被“處理”，房子還會繼續出租，活著的人也還要繼續生活。

于是，日本就出現了這樣一個新職業——清潔隊。他們負責在有人“孤獨死”后上門打掃，處理遺體和遺物。所以他們通常也被稱為“收尸隊”或者“遺物整理師”。

這份工作并不容易，和我們熟知的入殮師、遺體化妝師等職業不同，遺物整理師要面臨更加復雜的情況，腐化的尸體，人情的冷漠，逝者的自我放棄以及對生活的絕望等等，所有事情都在沖擊一個人關于生活與生命的思考。

所以遺物整理師，它既是一份職業，也可以說是日本社會孤獨社會最直接的見證者。

“孤獨死”后的一片狼藉

“孤獨死”的人有一個共性，他們生前幾乎都將自己掩埋在垃圾堆里。

一位親證者描述，2018年日本炎熱的夏天，65歲的佐藤浩二悄悄去世了，他的房中發出異常惡臭的味道。走進這個滿是垃圾的房間，人們發現有數不清的塑料瓶，而這些瓶中裝著的是佐藤浩二的尿液。

瓶子的數量多到數不清，“大概有幾十個，不，恐怕有幾百個”。

白色透明的便利店塑料袋堆疊成山，還有一些保質期截止幾天前的營養飲料的瓶子。不遠處，散落著被紅繩捆住的女性裸體寫真集，一些成人DVD碟片封面上全裸女性，用水汪汪的眼睛“盯”向這邊。

佐藤浩二死去的區域變成了又黑又潮的低洼，尸體腐爛流出的液體浸潤了墊在身下的雜志，一邊的風扇已經銹跡斑斑，帶壺嘴的水桶邊沿布滿尿結石。“他先排泄在水桶，后來又轉移到塑料瓶。”

幾乎每個孤獨死的人，生前都曾和佐藤浩二一樣生活在垃圾堆里，遍布滿屋的吃喝拉撒遺留物告訴世人，他們未必是猝死，也并非病得奄奄一息無力自救，他們選擇了獨自“等死”。

▲Shiho Fukada/華盛頓郵報（左）包裹尸體的被褥 深田志保/華盛頓郵報（右）

他們任由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時光里，浸泡在垃圾中，靜靜感受瀕死，也不去主動撥打“119”.

我們不禁好奇，這些垃圾堆的制造者，生前都是一群什么樣的人？

最容易聯想到的是日本的獨居老人，他們也確實是“孤獨死”群體中占比最高的一類。2024年5月，日本警察廳公布了當年1月至3月期間的“孤獨死”數據：在家中“孤獨死”的亡者總人數21716人，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有17034人，占據總數的80%.

但其實日本“孤獨死”是一個可能在全年齡段的人身上發生的事情。

根據Japan Forward報道，2018年至2020年間，東京23個區共有742名10歲-30歲的人在家中獨自死亡，這說明“孤獨死”也在年輕人群體中蔓延。

此外，從“孤獨死”遺留的垃圾來看，他們還有一些共同畫像：貧窮，自我認同度低，喜歡獨居，宅。

“孤獨死”最多的遺物之一便是信件，包含催款單、切斷煤氣和水電的通知、催款單、滯納通知，甚至帶有恐嚇性質的欠資警告，他們的房門前也被債主貼上各種粘貼單。這也是死者親戚不愿意認領遺體的原因之一，他們并不想惹上一身債務。

除了貧窮，他們始終保持著邊界感，不愿接受幫助。在日本橫濱一個叫做“壽”的地區，山中伸彌會定期探訪孤獨的病人，并為他們定期體檢，其中有一些處于生命末期的病人放棄治療，74歲的Yasuo就是其中一員，他自我評價稱“我是一個低等人”，“愿意跟社會底層的人打交道的人不多，但他（山中伸彌）愿意來找我，我很感激。”不久后，Yasuo的結局也是孤獨地在家中去世。

和老人相比，“孤獨死”的年輕人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宅”和自我忽視。一位“孤獨死”的29歲女士，曾在獨居的時候陷入了自我忽視，高中遭受欺凌的經歷，讓她上大學后很難與同齡人建立聯系，每天獨自沉迷游戲14小時，除了上課修學分外，她幾乎不出門。

這些是從“孤獨死”群體中總結的表層畫像，當我們試圖去尋找這群人對死亡失去畏懼的深層原因，發現它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就像一條河流的流向，并非單純由水流決定，還受周圍地形、氣候和人為疏導的影響。

孤獨死背后的成因，是日本整個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的復雜交織。

而更直接的形成條件，是對日本社會的人情冷漠。

日本人長期習慣獨居，哪怕年老、殘疾，也習慣獨自乘地鐵、獨自就醫，默默處理生活的一切。所以在日本地鐵，殘疾人自己推著輪椅上地鐵的情況也并不少見。

這是自立，也是一種溫柔的冷漠。

在強邊界感的日本社會，每個人都對別人彬彬有禮，在見別人的時候都會西裝革履，卻將殘破不堪的一面獨留給自己。

他們生前越是用體面和克制偽裝自己，死后留下的景象往往越是狼藉不堪。而這片狼藉，恰恰是遺物整理師生存的土壤。

清理“死亡氣息”的遺物整理師

“當有人獨自死去，我的工作就開始了。”

遺物整理師Miyu在進入每家門戶之前，都會停下腳步，雙手合十，為屋內的死者默默祈禱。那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動作，卻像是在為一場遲到的道別拉開帷幕。

她已經記不清自己到底進入過多少間這樣的屋子。只知道去年一年，她大約清理了90套公寓。

每一個門鎖打開的瞬間，等待她的不是日常的臟亂，而是一種被長時間遺棄的痕跡。有時，是還未關上的電視；有時，是發霉的榻榻米和沾了體液的地板。死亡沒有聲音，卻早已滲透進空氣。

“夏天通常比較忙，那些很久沒被發現的尸體，往往是因為氣味才被鄰居察覺。”她說。

每一次接到電話，她都抱著復雜的心情“啟程”。她知道自己即將獲得一筆不低于十萬日元（約5000元人民幣）的收入，但也總會忍不住想：“什么時候，才會不再有人這樣離開？”

這是一份靠死亡謀生的職業。他們的收入建立在死亡之上，卻又不愿這樣的死亡持續下去。

大多數從事這份工作的人，并不是一開始就打算走上這條路的。Miyu今年24歲，性格活潑，說話時總會笑，但笑容背后藏著一段不愿多提的往事。幾年前，她的父親獨自在家中猝然離世。那之后，她開始關注那些“沒有人送別”的死亡。

她說：“我只是想幫到死者。”

但遺物整理師的工作，遠遠不只是“幫”。

這份職業需要的不僅是體力，還需要一種敏銳的判斷力。

面對一間空屋，他們要能分辨出哪些是垃圾，哪些是死者生前最后留下的生活線索；面對失控的情緒，他們要懂得在合適的時機沉默或開口；面對一個已經腐敗的身體，他們要知道該如何處理殘留的痕跡、如何盡量還原一個“可以再次被使用的空間”。

“所謂的特殊清掃，就是連沾染在住宅上的怨念都要清除干凈。”一位清理師這樣說，“雖然我們不是僧侶，無法超度亡魂，但至少可以祓除房間中的污穢之氣。”

很多時候，死亡不是以“結束”出現的，而是一種“遺留”——體液滲進地板，榻榻米需要拆除、墻體需要刷洗，空氣需要反復凈化。屋子清理干凈了，但那些關于“如何死去”的問題，卻不會那么快被消除。

除了清理空間，他們的工作還常常卷入人際的紛擾之中。

根據日本相關規定，如果房屋中曾有人死亡，未來出租時需明確標注“事故物件”，并相應下調租金。孤獨死通常下調一成，自殺三成，若涉及刑事案件則可能降至一半。這使得一些房東在面對“非自然死亡”時，傾向于盡快清理現場，模糊細節，以免后續房租受損。

遺物整理師弘明曾遇到這樣的情況。一位租戶獨居離世，現場遺留明顯異常：地板大面積滲透、雜物堆積、門口還殘留處理過的藥物包裝。但房東卻一再強調死者“自然死亡”，并叮囑他們“盡快清掉，不要留痕跡”。清理公司雖無權調查死因，但在這樣的情境下，他們也只能默認配合，“不問太多”。

比房東更棘手的，是一些在死者生前失聯已久，卻在死后迅速現身的家屬。

一次作業中，弘明負責清理一位孤獨死富豪的房間。工作剛完成，死者的三個女兒就趕到現場，爭相翻找屋內的物品。他還沒來得及收走清理出的物件，對方便將金飾和手表一一裝袋。

“我在榻榻米最底層發現一張信紙，看得出是死者親手寫的，上面還沾著體液。”弘明回憶。他剛撿起，那位大女兒就上前搶奪。“她以為是遺囑。”他說，“我沒給她，通知公司，讓他們請律師來現場。”

律師到場打開查看，那張信紙確實是一封手寫遺囑，按規定具有法律效力。死者在信中表示，希望遺產由三人平分。沒有任何人發出異議，東西收拾完，他們離開了。

“這事不關我什么事，但你不能眼睜睜看著東西被人順走。”弘明說，“我的工作職責是讓活著的人理解死者。”

但在讓別人理解之前，“我需要先理解”，比如猜測死者想要“留下什么”這件事，總讓人猶豫。

死者不會說話，屋子里每一個殘留的物件，每一封信、一個杯子、一張票根，可能都是他們生前最后的意愿和記憶。而這些東西，在清理過程中，常常要在時間、空間和他人意志的多重夾縫中迅速做出判斷——扔，還是留。

“有時候我們會把某些東西先留下來，等家屬來了再問一問。”Miyu說，“但也碰過家屬一句話都不說，把全部東西打包扔掉。”她記得有一次清理出一本死者生前自己寫的小說手稿，她猶豫了很久，最后放在玄關上，沒有扔。

“我不知道這東西值不值錢，也許不值。但我就是扔不下去。”她說。

這份工作不需要感情用事，但也不能完全斷情絕義。你得在收拾這些陌生人留下的碎片時，恰到好處地保持距離，也恰到好處地保留一點人味。

清理完一間屋子，地板換新、氣味散去、遺物被歸置，下一任租客會在幾周后搬進來。屋子恢復原狀，但死者的痕跡，也就至此為止。

這些清理師不會留下紀念，也不主動追問死者的過去。他們把一切打包帶走，默默離開，就像從未來過。

也有一些清理師希望能讓更多人看到孤獨死“最后的世界”，在日本清理公司To Do工作的小島秀夫將她曾經整理過的房間做成模型。

攝影：Kosuke Okahara/衛報Photograph: Kosuke Okahara/The Guardian

“死亡往往是我們生活中的陰暗面，有些事情總是被隱藏起來，”小島說。“但我希望人們了解現實。”

結語

日本人可以毫不避諱地討論死亡，他們認為死后的世界是很美的。

“只有在日本住過，才能理解日本人為何喜歡櫻花”，一位長期居住在日本的中國女士對有界UnKnown說道，因為櫻花花期太短，崇尚“物哀美學”的日本人格外偏好曇花一現的東西，“他們還喜歡在夏天看煙花，享受短暫的絢爛。”

這種“接受終結”的美學觀，潛移默化地塑造了日本人的死亡態度：不執著長久、不強求抗爭、不害怕死亡。

孤獨死者并不是無助到無法求救，而是主動選擇了安靜地離開，在沒有騷動、沒有打擾的狀態中，完成一場符合物哀美學的謝幕。

甚至，他們認為死亡并不是一種終結 ，而是擦去生前污垢的手段，不論生前遭遇什么，死后的自己都是干凈的。

電影《尋夢環游記》里有一句知名的臺詞：“死亡并不是結束，遺忘才是。”對于日本“孤獨死”群體而言，被遺忘，似乎是他們對生命最后的希冀。

※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日本通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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