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書房 || 最后的騎士與他的“文字城池”——探訪作家高建群“高看三眼”工作室

在陜西文壇，高建群是一個繞不開的獨特坐標。他被譽為浪漫派文學最后的騎士，是震動中國文壇的陜軍東征主將之一。一部《最后一個匈奴》，讓黃土高原的蒼茫與游牧民族的風骨，鐫刻進當代文學史冊。如今，這位年逾古稀的文學老將，仍沒有擱下手中的筆。

仲春的一個午后，記者走進位于西安市蓮湖區豐園社區的“高看三眼”工作室。屋外，蔥郁綠意肆意鋪排；室內，墨香、紙香與書香交織。一腳踏入，便隔絕了市井喧囂，仿佛闖入一座由文字與思想構筑的精神“城池”。

高建群

在這里，我們與這位文壇騎士圍坐暢談，聽他講述半個世紀文學生涯的堅守與熱忱，回望從邊防哨所到文壇高地的漫漫征途。

方 寸 天 地 間 盡 顯 文 化 氣 象

文人書房向來藏著處世哲學。高建群的書房名號，從“高看一眼”到“高看兩眼”，再到如今的“高看三眼”，藏著他的人生智慧與人格追求。

“把自己看低一點，把別人看高一點，把世間所有人都高看一眼，這是我的做人原則。”他如此解釋書房取名的緣起。

“ 高看三眼”工作室，是一間百余平方米的開闊空間。臨窗的書架上插滿了書，典籍、畫冊、著作層層疊疊，塞得滿滿當當。一張碩大畫案擺在書架對面，筆墨紙硯隨性鋪陳。在工作室一隅，高建群的一幅書法作品介紹了工作室取名的含義：“第一眼看山，山就是山；第二眼看山，山不是山，已經幻化成第二自然；第三眼看山，山還是山。 ”

古人云：“詩不能盡，溢而為書。 ”高建群說：“書不能達，變而為畫。”文學表達不盡的情感，他訴諸筆墨丹青。畫畫、寫字，成了他情緒的宣泄口。

書房四周墻面上懸掛著他創作的書畫，有線條簡練的佛陀造像，有雄渾厚重的歷史題材，樸拙大氣，字里畫間皆是文人風骨與天地胸襟。

從“高看一眼”到“高看三眼”，不僅是空間的拓展，還是視野的提升、格局的升華。在這里，高建群既是書寫民族史詩的小說家，又是寄情筆墨的書畫家，還是閱盡世事的思想者。

“我最開始的書架都很簡陋，延安時期也有書架。到了西安后，一直到現在能有這樣排場的工作室，是后來的事情。”從簡陋書架到如今的“高看三眼”工作室，從延安的狹小陽臺到西安這座“文字城池”，書房的變遷，映照著一位作家半生的文學苦旅。

從 邊 防 哨 所 走 向 文 學 高 地

“我被文學綁架了五十年。”高建群笑著說出這句略帶自嘲卻滿含深情的話。這句“綁架”，始于遙遠的邊防哨所，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更始于心底無法抑制的文學沖動。

少年時，他讀的第一套書籍，是八卷本《中國民間故事》，那些鮮活的故事為他悄悄埋下文學的種子。后來，他遠赴新疆，成為北灣邊防站的一名戰士。哨所地處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北部邊緣，距縣城百公里之遙。大雪封山時，郵遞員半個月才來一次，無書可讀、無報可看的孤寂，成了青春最深刻的底色。

越是荒涼，越要生長。寂寞邊防線上，高建群把滿腔情愫化作詩句。“我每次下哨歸來，便在瞭望登記簿上、紙片上寫寫詩。”1975年的一天，新疆軍區北疆軍區政治部主任那狄將軍到邊防一線搞調研，遇大雪封路，一行人將吉普車開進了這所偏僻的邊防站，并在此留宿了十五天。

在回憶文章里，高建群這樣描寫這次際遇：“那主任來到邊防站時，我已經在這個充滿兇險、與世隔絕的邊防要塞，當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寫了不少的詩，在紙片上寫，在本子上寫… …正當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頭寫詩時，門開了，走進來兩個軍人。那主任一行沒有睡覺，這時是凌晨一點，查完鋪后才去睡覺。他要看這個小本，看我在上面寫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著，不讓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寫作者，將作品拿出來示人時，大約就像我這滿臉窘態。 ”

將軍看完高建群寫的詩后，神情嚴肅地說：“在這樣遠離祖國心臟的地方，還有一位小戰士葆有文學沖動，難能可貴。”隨即安排陪同的“侯干事”謄抄了詩作，寄往《解放軍文藝》。1976年8月號的《解放軍文藝》上，刊登了“戰士高建群”的《組詩：邊防線上》。這篇處女作的發表，像一道光，照亮了他的人生前路，也讓他徹底與文學綁定，從此再也無法分離。

“ 第一次發表作品帶來的榮譽感與沖動，讓我再也放不下筆。”從邊防戰士到專業作家，從短篇詩作到鴻篇巨制，寫作早已融入骨血，成為一種近乎“病態”的習慣。“每次坐到桌前就想寫，不寫反而憋得難受。”即便年過七旬，他依舊筆耕不輟，新作不斷。

朋友問他年紀這么大了，為何還對寫作有這么大的勁頭？他坦言：這是陜西作家刻在骨子里的責任感。他們總有一種“苦行僧”式的拼勁。“真誠面對生活，真誠寫作，一定會有讀者。 ”

高建群作品集 王藝航/攝

從邊防哨所走向文壇，高建群用了二十多年。而真正讓他震動中國文壇的，是1993年那部誕生于延安陽臺上的史詩巨著。

一 張 書 桌 承 載 的 史 詩 重 量

中國文壇永遠記得1993年。《最后一個匈奴》《白鹿原》《廢都》等力作橫空出世，掀起聲勢浩大的陜軍東征，讓陜西文學響徹全國。而《最后一個匈奴》這部震撼文壇的陜北史詩，誕生于延安日報社家屬樓一間簡陋的陽臺上。

1991年，高建群住在家屬樓的一間狹小居所，所謂“書房”，不過是臨街的陽臺。盛夏酷熱、寒冬凜冽，他就在這方逼仄空間里，開啟了宏大敘事的創作。

多篇新聞報道中，都曾提到高建群寫《最后一個匈奴》時的案頭書：拜倫的《唐璜》與《印象派繪畫技法》。

“在《最后一個匈奴》之前，我只寫過幾部中篇小說與散文集，對于駕馭宏大的長篇，感覺很吃力。”處理大量的素材需要技巧，而他借鑒的便是《唐璜》詩體小說的抒情筆法，吸收了印象派藝術“化生活為藝術”的精髓。“我就想著怎么擺布那幾十個人物，怎么安排那些事件，讓這些人物從這些事件中穿堂而過。人物出來了，事件也出來了，寫得就會很順利。”

他給自己定下嚴苛目標：每天必須寫五千字。清晨兩千、下午兩千、睡前一千，雷打不動。“有一次寫忘了，一天寫了一萬四千字。當你進入一種非常規狀態的時候，你感覺自己不是在寫作，而是在機械地記錄，好像有一只無形的手指揮著筆尖，整個人理智完全消失。這是寫作最好的狀態。 ”

書稿完成那天，編輯陪他到延安南關郵局，將厚厚的稿件寄往作家出版社。他隨即給圖書編輯發電報：“《最后一個匈奴》已全部完稿，中國文壇將有一件大事要發生，讓我們做好迎接它的心理準備！”寄出后，高建群心神不寧，朋友驅車帶他來到志丹縣，在陜甘邊界處一個叫麻臺的林場住了幾天，他才從文學的癲狂狀態回歸現實。

1993年，《最后一個匈奴》出版，迅速引爆文壇。央視專程赴延安拍攝，鏡頭對準那間簡陋陽臺，解說詞擲地有聲：就是在這個簡陋的書桌上，誕生了一部宏大敘事的陜北史詩。那一年8月6日，《最后一個匈奴》在西安鐘樓書店簽售，排隊的人群順著東大街排了五百米，聲勢浩大。

從延安陽臺到西安有排場的工作室，變的是創作環境，不變的是伏案疾書的執著；從青澀戰士到文壇大家，變的是身份地位，不變的是對文學的赤誠敬畏。那張歷經歲月的書桌，見證了一位作家的堅守，也承載著一個時代的文學重量。

回望1993年，那是一個屬于文學的黃金時代。“那時很多人把文學當作拯救自己、成就自己的路徑。”高建群感慨，在陜北，無數青年聽了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來到黃河邊，呼喚普希金筆下的“金魚”出現。確實也有一部分人，因為文學而改變了命運。

“文學是成本最低的投資。一張稿紙、一支筆，再把自己投入進去，就可以展開想象了。一個乞丐的夢最富有，文學亦是如此。”

今年3月底，高建群的最新散文集《第二次成長》出版，這本書收錄了他近年來創作的40余篇散文作品。他說自己迎來了個人的“第二次成長”，也迎來了文學道路上的再次全新出發。“五十年來，文學給予了我一切，它是我的信仰，也是我的圖騰。它已經長在我的骨頭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停不下來，也不想停下來。”

讀 萬 卷 書 還 要 行 萬 里 路

年逾古稀，高建群愈發謙遜。他年輕時自認學富五車，如今卻常感嘆：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有很多古人留下的重要的書，我沒有讀。尤其是我們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時代的重要著作，這都是中國人的文化根基。讀書不能有功利心，否則不利于人格的完成。我這么多年風風火火地走過來，跌倒了爬起來，爬起來再跌倒，變得越來越堅強，就是因為我有一肚子的學問在那里支撐著。”

他曾寫《我有鎧甲十二副》，那些讀過的書、走過的路、悟過的理，便是他最堅硬的鎧甲，讓他在人生起伏中愈發堅強。文壇沉浮、世事冷暖，都化作筆下從容，化作內心篤定。

談起第一本影響他至深的書，他提到了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是一本以音樂家貝多芬為原型的小說，告訴你一個人的心靈可以崇高到什么地步，寬廣到什么地步。《約翰·克利斯朵夫》使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學，一個藝術家應當怎樣高貴地活著和思考。”

他有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在西北大學演講時，他拍著自己的大肚子笑稱：“我的大肚皮就是一座圖書館。”萬卷藏書固然重要，但真正滋養創作的，是讀進心里、融入血脈的知識。

2018年，高建群參加了絲綢之路萬里行，車隊從西安出發，穿越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羅斯、烏克蘭等十多個國家，七十多座城市，行進兩萬二千多公里，最終到達英國倫敦，整個行程歷時兩個多月。從長安到倫敦，他親歷了文明交融的壯闊。

旅途上，他隨身攜帶幾十本書，其中，湯因比《人類與大地母親》讓他感觸很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書上得到的那些知識，只有親歷以后，才能感覺到歷史的沉重感。穿越了歐亞大陸，我們接觸了不同文化、不同人群，我的胸襟空前開闊了。如果讓我再年輕二十歲走絲綢之路，可能我后來的文學生涯會更開闊。即就是現在，我也覺得我比中國當代的大部分作家視野開闊得多。”

這次行走孕育出的長篇小說《中亞往事》，成為高建群四十年軍旅情結與絲路情懷的結晶。

文 學 騎 士 的 堅 守 與 寄 語

如今，這位文壇騎士依舊精神矍鑠、筆力雄健。《統萬城》《大平原》書寫大地史詩，《第二次成長》凝結人生智慧，《中亞往事》續寫絲路傳奇…… 他的文字，始終扎根黃土、放眼天下，既有歷史的厚重，又有生命的溫度。

對于年輕讀者，他的建議是：多讀書，讀雜書。文學名著當然要讀，但雜書也要讀一讀。“我現在基本上讀的雜書比較多，包括一些網絡推薦的雜志，不光是文學方面的，社會、哲學方面的都有涉獵。讀書不要像學生念課文那樣死記硬背，而是把書讀透，做到萬法歸一、為我所用。”

關于讀書，他有自己的見解。太白文藝出版社社長黨靖曾問他：“你認為什么樣的書是好書？”他回答：“那種有強烈真實感的書就是好書，不要太文藝范兒。”他曾在機場候機室看過一本寫藏地風貌的書，內容像游記一樣，樸實無華地講述一個個地方。“ 如果我們寫絲綢之路，就應該這樣寫。書太文藝范兒，會破壞那種莊嚴的宏大敘事。”

從邊防哨所的青澀詩人，到陜軍東征的文壇主將；從延安陽臺的苦行僧，到“長安城”里的思想者，高建群用五十載筆耕不輟，證明文學的力量從未消逝。“高看一眼”，是他的處世之道，更是這個時代對文學應有的敬畏。在這個浮躁喧囂的時代，有人追逐流量，有人崇尚快餐文化，而高建群始終堅守嚴肅文學的崇高，守護文學的火種。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梁飛燕 任俊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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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張益嘉

審 核 | 慕 瑜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