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奴才 ” 史論

在清朝，“奴才”是奴仆的代稱。旗人在皇帝或主子面前往往自稱“奴才”，表示對皇帝和主子的效忠與親近之情，它是滿語“阿哈”的漢譯。清宮太監曾回憶：“其實奴才并非卑賤之稱，請看各世襲王公對太后、皇上、皇后都自稱奴才……約言之，只要受皇家眷養者必須自稱奴才。”

“奴才”一詞并非清朝一朝獨有，然而其涵義卻大相徑庭。歷史上的“奴才”是何意？趙翼對此有精彩的論述：“罵人曰奴才，世謂起于郭令子儀‘諸子皆奴才’之語，非也。晉劉淵罵成都王穎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田嵩罵楊難敵曰：‘若賊氐奴才，安敢希覬非分！’王猛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況數十萬乎！’魏爾朱榮謂元天穆曰：‘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唐末董璋反，以書誘姚洪不聽。城陷，璋責之。洪曰：‘汝奴才固無恥，吾義士，肯隨汝所為乎！’是晉、唐已有此語。按奴或作駑，《顏氏家訓》謂：貴游子弟，當離亂之后，朝市遷革，失皮而露質，當此之時，誠駑才也。又《五代史·朱守殷傳》：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后為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之，守殷無備，南城遂破。莊宗罵曰：‘駑才果誤予事！’”由此可見，在歷史上，“奴才”一詞均含有貶義和否定之意。在現代，“奴才”之意也是如此。

但是在清朝，“奴才”有特定的含義與用法，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情況都能用的詞匯。“有清故事，漢臣奏事稱臣，滿臣則稱奴才；惟與漢臣會銜，始亦稱臣；非以滿臣為卑，蓋視若家奴，親之之意；漢臣則較疏也。”“旗員奏事自稱奴才，而其仆婢對主人亦稱奴才，故讀《兒女英雄傳》一書，覺‘奴才’之聲洋洋盈耳也。”在慈禧身邊服務過兩年的德齡記載：“他們(滿洲婦女)對太后說話時總稱太后‘老祖宗’，自稱‘奴才’，所有的滿洲家庭中都有這習慣，‘你’、‘我’這些代名詞通常是摒棄不用的，以‘母親’、‘父親’或者兒女名字的第一字代替。”旗人的后代回憶：“過去有句俗話，‘滿稱奴才漢稱臣’。清入關前，統治者被稱為‘主子’，歸他統轄的滿族人民，就都是‘主子’的家奴(滿語卜衣)，自稱‘奴才’。這種奴隸社會的遺風，一直到滿族入關，進入封建社會后仍長期存在。”

清朝初年，山西大儒傅山，將“奴才”看做最可憎、可惡的字眼，其視奴氣為鼠狗一類動物的行徑。魯迅認為，清朝的滿洲人自稱“奴才”，漢人只能自稱“臣”。“這并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故滿人稱奴才，有時可以稱臣；漢人稱臣，無時可以稱奴才。”傅山的觀點與清初激烈的滿漢矛盾以及漢族知識分子對故國情節有關。魯迅與陳垣兩位先生，一位是文學巨斧，一位是史學大師，但在傳統“華夷之辨”和辛亥革命時期排滿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他們對“奴才”一詞的理解有其時代局限性。他們均認為“奴才”是旗人專利，漢人在任何時候不得自稱“奴才”，這一觀點顯然是錯誤的。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旗人都自稱“奴才”。

一、清朝皇子盡管也是旗人，但比較特別，他們向皇帝上奏折時，無論因公還是因私，均自稱“臣”，從未見過自稱“奴才”的奏折。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中皇太子胤礽向康熙帝上奏折多達七十余次，除《皇太子胤礽奏為詢厄魯特歸降者哈什哈等事折》和《皇太子胤礽奏報尚書圖納脖子生瘡折》兩折之中胤礽無自稱外，其他的奏折中均自稱“皇太子臣胤礽”。

二、皇帝的兄弟，也不向皇帝稱“奴才”。雍正元年，廉親王允禩上折時自稱：“總理事務和碩廉親王臣允禩等謹奏。”雍正四年，“御制天清地寧四序成”，雍正帝諸位皇弟，誠親王允祉、怡親王允祥、莊親王允祿、多羅果郡王允禮等上表表示祝賀，在賀表中他們均稱臣。

三、皇帝的長輩，也不向皇帝稱“奴才”。康熙二十九年，國舅佟國綱征準噶爾陣亡，康熙帝欲親往佟國綱墳塋致祭，佟國維等上奏：“臣兄效力陣亡，乃人臣所當然。亡者如果有知，皇上此臨，不但臣兄之魂未安，臣父母之魂亦必不安。”

四、皇帝在母親之前，亦不稱“奴才”而稱“臣”。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向其母祝壽：“兒皇帝臣謹奏，為遙祝仁壽事。”

五、皇帝祭天時，自稱“臣”。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至天壇為皇祖母祈福免病時，自稱“臣”。“嗣天子臣玄燁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曰：臣仰承天佑，奉事祖母太皇太后，高年荷庇，藉得安康。今者，疹患驟作，一旬以內，漸覺沉篤，旦夕可慮。臣夙夜靡寧，寢食捐廢，虔治藥餌，遍問方醫，罔克奏效。五內憂灼，莫知所措。”

另外，除旗人可以自稱“奴才”外，還有一些民人也能自稱“奴才”。

一、“往例：八旗臣工每奏對皆自稱奴才。相沿已久，上以奴才既稱奴才，而大臣亦稱奴才，甚不合體，禁止之。后惟革職官可以此稱。”在此，蕭奭提出革職的官員也可以自稱“奴才”，包括漢人文官。

二、清朝宦官大多由貧苦的漢人擔任，他們也是自稱“奴才”。德齡在《御香縹緲錄》中記載了李蓮英與慈禧的一段對話：“奴才要啟奏的是一個大吉大利的好消息！”

三、清朝的武職人員，不分滿漢，在請安折等必須自稱“奴才”。甘國寶為福建屏南人，雍正朝武進士。其附庸風雅，模仿漢文臣在奏折中稱“臣”，乾隆帝對此大為光火，上諭軍機大臣等：“福建提督甘國寶奏請陛見及請安折內，于書銜處稱臣，殊不合體式。向來武職具折，例稱奴才。”

四、清廷極為重要滿語與蒙古語。故而，在清宮內部，有一些教皇帝與皇子的蒙古語老師，他們并不全是八旗蒙古人。但見皇帝與皇子時，均自稱“奴才”。“見皇子，長跪請安，稱奴才……蒙古立教，滿洲坐教。”

故而，“奴才”一詞和旗人身份沒有必然的聯系。一方面，不是所有的旗人都自稱“奴才”。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情況下，非旗籍人員亦能自稱“奴才”。

清廷第一次對“奴才”與“臣”之稱謂進行正式規范的是雍正帝。雍正元年，世宗特別上諭：“凡奏章內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不宜兩樣書寫。嗣后著一概書寫‘臣’字。特諭。”在此，雍正帝反對旗人上奏折時自稱“奴才”，要求旗人和漢大臣一樣，上奏折時均稱“臣”。乾隆六年，旗人張廣泗上奏折時自稱“臣”。高宗上諭軍機大臣等曰：“張廣泗系漢軍，請將伊子隨任，原為一已私事，折內應寫奴才，乃自寫臣，伊子寫奴才，殊屬不合。可寄信訓飭之。”乾隆帝強調旗人上折，談及私事時須稱“奴才”。為了規范旗人與漢人在奏折的自稱，乾隆帝規定：“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后頒行，公事折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折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

乾隆帝將“奴才”與“臣”之區別，界定于“私”與“公”之間，并無地位之高下，關系遠疏之別。乾隆三十五年，在處理“周元理搜捕蝗孽一折”時，高宗上諭軍機大臣：“西寧、達翎阿則稱奴才，周元理則稱臣，殊覺可笑。臣仆本屬一體，均系奉上之稱字義雖殊，其傳則一。滿漢臣工自稱，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雖滿洲大員，亦一例稱臣。而滿洲督撫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稱之為卑而近，稱臣為尊而遠也。即如滿洲大學士，在朕前亦自稱奴才。而漢人雖丞簿末秩引見，亦皆稱臣。豈丞簿漢員，因此遂得謂尊于滿大學士乎？朕撫御臣民，并無歧視。而朝廷體統，本自尊嚴，又豈因臣下之稱奴才而尊崇有加，稱臣而體制有減乎。朕于此等事，從不計較。即漢人中，間有于召對時稱奴才者，亦并無嘉賞之意。而折奏到銜，則不宜參錯。止當論首銜何人，或滿或漢，皆可以一稱貫之。如此次三人會奏之折，西寧名列在前，既稱奴才，則達翎阿、周元理，自當連名直寫，又何事妄生區別于其間耶。若謂周元理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視周元理身分太高。諒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節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達事理耶，可笑之至。將此傳諭周元理知之。”

乾隆帝在此強調：“奴才”與“臣”只是旗人與漢人大臣在不同場合的自稱而已，不存在因自稱“奴才”而導致“卑而近”，自稱“臣”而導致“尊而遠”的情況。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再次重申了“奴才”與“臣”只是滿洲舊例，與地位高低和身份尊卑無關。“向來，奏折滿洲率稱奴才，漢官率稱臣，此不過相沿舊例，且亦惟請安謝恩，及陳奏己事則然。若因公奏事，則滿漢俱應稱臣。蓋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朕從不稍存歧視。不過書臣覺字面冠冕耳，初非稱奴才即為親近而盡敬，稱臣即為自疏而失禮也。且為君者，豈系臣下之稱臣稱奴才為榮辱乎。今天保馬人龍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為指斥，恐此后轉相效尤。而無知之徒，否或因為獻媚，否或竊為后言，不可不防其漸。即如各部院衙門題奏折本，雖至微之筆帖式，無不稱臣，又何用強為區別于其閑耶。嗣后，凡內外滿漢諸臣，會折公事，均著一體稱臣。以昭畫一，著為令。”

盡管乾隆帝詳細地規定了“奴才”與“臣”之用法，但是，許多旗人為了取悅于乾隆帝，拉近與皇帝之間的關系，即使在公事折中也自稱“奴才”，以示親密。這樣的做法，也被乾隆帝嚴厲的批評。“常青、徐嗣曾聯銜俱稱奴才，殊不知政體。向來旗員督撫奏折，除請安、謝恩外，俱一體稱臣。今常青系將軍署理督篆，于此等奏折，自應照例稱臣。況同為臣仆，尊親原不系此。即稱奴才，于尊君之道，亦非有加。至徐嗣曾原系漢員，聯銜具奏，尤不應如此。著傳諭常青，嗣后除請安謝恩外，凡遇地方事件，俱照例一體稱臣，不得仍稱奴才。并諭徐嗣曾知之。”乾隆帝之所以批評常青，原因有二：一是常青署理將軍篆，是為公事，應自稱“臣”，因為乾隆帝早就規定只有在請安折、謝恩折等私事之中才能自稱“奴才”。二是，此折為聯名折，徐嗣曾為漢人，在折中自稱“奴才”，易導致滿漢不分，有違體制。

道光五年，宣宗對滿漢大臣之自稱再次上諭：“向來督撫等奏折，有關地方公務，例俱稱臣。從前乾隆年間，屢奉圣諭，通飭各省，自應永遠欽遵。近日各省奏折，不能畫一，殊屬未協。嗣后，各省旗員督撫藩臬，除請安謝恩外，凡奏事具折，俱著一律稱臣，以符體制。”雖然有此規定，但許多旗籍大臣在奏公事折中仍自稱奴才。不僅如此，一些旗籍大臣在與漢臣聯名折中亦自稱奴才。咸豐元年，廣州副都統烏蘭泰在匯報象州戰敗折中，以奴才自稱：“以后籌畫堵剿情形，應由署撫臣周天爵、提臣向榮會同奴才另行具奏。”‘光緒年間，內閣學士文碩激烈抨擊旗人拋棄旗人舊俗，動搖八旗根本，談及八旗簡樸之負與國運興衰之間關系。他在奏疏中常以奴才自稱：“奴才愚以為，凡此數事，皆關國俗消長之機。國俗既崇，然后可及于天下。化民之端，其在是乎？然則今日端士習，維風化，未有要于此者矣。”在其他討論國家大政方針奏疏時，文碩毫無避諱地反復以“奴才”自稱。

晚清，革命黨人為了革命的需要，疾呼排滿。他們圍繞“奴才”大做文章。其中《奴才好》一文中，以反語的方式對“奴才”一詞進行猛烈的批判，將“奴才”與無恥、賣國、無尊嚴聯系在一起。“奴才好，奴才樂，世有強者，我便服。三分刁七分媚。”什么革命，什么自由，什么平等產，“都能害性命……我輩奴仆當勤勞戒之”。以前歸順過大金、大元、大清，現在就范大日本又何妨？“奴才好、奴才樂，奴才到處皆為家，何必保種與保國。”“惟奴才最無用，惟奴才最無恥，惟奴才不可與義士并列……滿臣其自稱皆曰奴才，亦竟不以為辱，真不可解。繼而思之，彼固奴才，而直認不諱，有其實，乃用其名，誠何足異？”而對革命黨人的批判，清廷開始對此問題進行反復的討論，對臣工稱謂進行改革，以此來“平滿漢畛域”，顯示滿漢平等。

光緒三十二年，政府正式就此問題進行討論，“免去滿員稱奴才字樣，一律稱臣”。此問題懸而未決，于是在光緒三十三年，政府對此問題又進行了討論，依然沒有結果。宣統二年，軍諮處直接向中央奏請：“嗣后，武職奏事刪除奴才字樣，一律稱臣”。最后得到清廷的答復，清朝末代皇帝溥儀上諭：“君臣為千古定名，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系舊習相沿，以致名稱各異。恭讀高宗純皇帝諭旨，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嗣后，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著一體稱臣等因欽此。”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清廷降旨：“內外滿漢文武諸臣章奏，一律稱臣。”八旗官員奏折，無論公私，不再稱“奴才”，與漢族官員統一稱臣，以示滿漢平等之意。載澤將臣仆之稱與滿漢關系、立憲制度聯系起來，認為此舉有利于化解滿漢畛域。“當此立憲時代，尤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嗣后，內外滿漢文武諸臣陳奏事件，著一律稱臣，以昭畫一，而示大同。”

1911年，辛亥革命一聲炮響，大清帝國土崩瓦解。在革命浪潮和民主共和思潮的沖擊下，“奴才”這一特別的稱呼，和封建帝制一起被帶入了歷史的墳墓。（節選自《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