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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良介文化世界電影節
出品:良介文化
策劃:
監制:戴君良
策展:Jeanne Chang
統籌:鐘荔儷
技術部:王鈺鑫、邊思婕
翻譯:凌文麗
嘉賓:康寧、
伊娃·奈伊斯藤(荷蘭)、
彼得·穆薩·范馬倫(荷蘭)
文稿整理:龔雪麒
排版:桂華梓
校對: 平瑤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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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白說》海報
| 展映影片 |
《我坦白說》
(Honestly / Ik zeg je eerlijk)
影片字幕:中英文
影片時長:25分鐘
語言:荷蘭語
2025年第71屆奧伯豪森國際短片電影節
青年評審團大獎
| 影片簡介 |
彼得·范馬倫是性少數群體的一員,后皈依伊斯蘭教。他為中小學學生開設有關性與宗教多樣性的互動課程。在不加評判、輕松幽默的課堂氛圍中,他嘗試引導學生討論一些敏感話題。當他講述自己的生活經歷時,學生們會作何反應?《我坦白說》關注的是在課堂中,如何安全、開放地討論被視為禁忌的話題。
| 嘉賓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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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藝術學院媒體藝術碩士、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碩士。世界電影節平臺國際合作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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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娃·奈伊斯藤(荷蘭)
伊娃·奈伊斯藤(Eva Nijsten)1990年出生于荷蘭阿姆斯特丹,是一名自由紀錄片和電視制作人。她于2011年畢業于布雷達圣約斯特藝術與設計學院(St. Joost School of Art & Design)視聽設計專業。此后,她為荷蘭公共廣播機構創作、開發并執導了面向兒童和成人的電影及電視節目。在她的首部作品《How to be a Saint》(2017)中,她記錄了出租車司機馬塞爾的生活——他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成為圣尼古拉斯”。這部影片不僅展現了圣尼古拉斯傳統更深層的意義,也揭示了這一荷蘭傳統的荒誕之處。她的青年紀錄片《Holy Moly》(2019)曾在多個重要電影節放映,并在2020年Cinekid電影節上獲得荷蘭最佳短紀錄片提名。在這兩部紀錄片中,Eva以幽默的方式展現了她對傳統的興趣,同時也表達了她對人文傳統的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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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穆薩·范馬倫(荷蘭)
彼得·穆薩·范馬倫(Peter [Musa] van Maaren)是《我坦白說》的核心人物,擁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教育實踐者。
+訪談摘錄
康寧:《我坦白說》(Ik zeg je eerlijk / Honestly)是一部紀錄片,更確切地說是一部人物紀錄片。今天導演伊娃·奈伊斯藤(Eva Nijsten)和紀錄片的核心人物彼得·穆薩·范馬倫(Peter Musa van Maaren)兩位主創都參加了本次映后交流。導演是否可以談談,和穆薩老師是在怎樣的機緣巧合之下認識了彼此,進而決定制作這樣一部紀錄片?
Eva Nijsten:我和穆薩是在我制作另一部紀錄片《圣·尼古拉斯是真實存在的》(Sinterklaas Bestaat / How to Be a Saint)時認識的。在荷蘭,圣·尼古拉斯的形象和圣誕老人類似。穆薩隨即和我談到了他自己寫的書,書名翻譯過來就是《我的老師是同性戀》(My Teacher is Gay)。關于這本書,我們聊了很多,我當時就覺得他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在這之后,我也去參加了很多他和學生一起上的研討課。這些都讓我由衷認為,他就是我想拍的紀錄片主角。
Peter Musa van Maaren:在我看來,伊娃拍攝紀錄片這件事很棒。我和她說我在學校和課堂上做的事情時,她非常感興趣,說如果這些事情都是真的話,她想要跟拍我一年,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她是一名紀錄片導演。當時我就一口答應了,也根本沒想過最后會如何呈現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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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白說》劇照
康寧:大多數觀眾可能都有相似的疑問。首先,這部影片算紀錄片嗎?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看到研討會上有一名學生的臉進行了模糊處理,為什么會做這樣的處理呢?是因為與學校和學生達成了共識嗎?或者是其他原因?導演是否可以談談?
Eva Nijsten:在拍攝這部影片時,我們肯定要和學校的管理層與通訊事務部都進行了大量的溝通,也要征求所有孩子和家長的同意。孩子同意了,我們才會拍攝;不想露臉但也想參與研討的孩子,我們就會讓他們坐在攝像頭后面,這樣就拍不到他們了。
隱私安全肯定是我們的首要考量因素。所以,即使有些孩子在研討會結束之后,后悔自己在鏡頭前說了那些話,不想露臉了,我們也會尊重孩子的意見,不會讓他們出鏡。還有一位家長,在我們拍攝完的次日就反悔了,我們也沒讓她的孩子出鏡。另外一個情況是,成片向學校、家長和孩子公開放映后,大家都很開心,但有一位母親悶悶不樂,因為她女兒在拍攝時戴了頭巾。這位母親隨即要求我們刪了她女兒的所有鏡頭,其中就包括很多特寫鏡頭。特寫鏡頭我們是可以換人補拍的,但也有補拍不了的廣角鏡頭,這就只能模糊處理了。
康寧:我們注意到,這個課堂里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年級,有些孩子明顯比其他孩子年長,都像是中學生模樣了;也有一些看起來明顯年齡更小,像是小學生。導演能否談談,參演這部紀錄片的學生都是屬于哪個年齡段的?都就讀于哪個年級?
Eva Nijsten:在一年時間里,穆薩會給很多所學校開設這門研討課,而不僅限于一所。紀錄片的素材來自他在兩所學校的上課過程。其中一所學校里的學生大概在14歲左右,我們拍攝了幾門不同課程的上課過程;另一些課堂場景是在一所小學里拍攝的,學生大概在9歲左右。
Peter Musa van Maaren:在周末開設的研討課上,學生的年齡在10歲到11歲之間。
康寧:穆薩老師,我注意到您喜歡在課堂上與學生就多個不同的話題展開討論,學生所處的年齡階段不同,在情感和認知上所處的發展階段也不同。您能否談談是如何根據學生的多樣化背景來選擇討論話題的?
Peter Musa van Maaren:我面對的學生來自不同年齡段,也來自不同文化背景,還給老師上過課。我現在69歲了,什么樣的學生都接觸過,也了解一個話題的情感觸發點在哪里。
首先,我會通過游戲的方式向學生介紹我自己,在游戲的過程中,我會注意是否會發生問而不答的現象,依此判斷這個課堂是否能帶給學生暢所欲言的安全感,這是很重要的。在紀錄片的開頭,我們對所有話題保持敞開的態度,不論是文化的還是宗教的,與多樣性相關的抑或是性別議題。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是很棒的體驗,因為是用游戲的方式來給學生講故事,學生會在你的故事里找到他們自己。所以你會在影片里看到他們放聲大笑,他們大吃一驚,這些都是他們將自己代入故事的方式,我也因此獲知他們對某些話題的態度,可以看出接受與不接受之間的差異。了解話題和言語的情感觸發點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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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白說》劇照
康寧:下面這個問題也是觀眾提出的。兩位主創能否談談,課堂上的問題是你們共同決定的,還是都來自于穆薩老師的課程設計?
Peter Musa van Maaren:是來自于我構思五年的課程設計,有針對年齡較小的孩子設計的,也有給青少年和成人設計的。
之前我和伊娃去了一所大學聊這部紀錄片。在和來自西蘭省(位于荷蘭西南部,別稱“海之省”)的學生討論的時候,他們想更深入地探討一些問題,因為他們認為影片里的問題都太溫和友好了,他們更想直面一些學生生活里尖銳的嚴肅議題,比如孤獨感和自殺傾向,這些是他們想討論的內容,討論這些能讓他們更了解彼此。
我和伊娃在做課堂游戲時也沿用了那個思路,但我后來意識到,話題觸及得越深,對我們自己來說也越有沖擊力,越難以面對。所以到最后我特別累,因為哪怕是面對自殺這樣的沉重話題,都要保證所有人都要處在一個安全無虞的討論氛圍中。
康寧:穆薩老師剛剛提到,是您主動提出要跟拍他一年來制作一部紀錄片。導演是否可以談談,除了親自跟課之外,為拍攝這部紀錄片,您還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Eva Nijsten:首先,我花了很多心思琢磨影片的視覺風格。最開始我們只使用一臺攝像機拍攝,但最終的拍攝效果未達我自己的預期。因為對我來說,這部影片本質上就是圍繞建立聯結和深度參與對話這兩點展開的。可如果只用一臺攝像機,就只能拍一位講者或聽眾,但是我既想拍穆薩,也想同時捕捉孩子們的反應。
所以我后來改用雙機位拍攝。當時學生圍成一圈坐著,一臺攝像機主要對準穆薩,另一臺則負責拍正在發言和傾聽的學生。這部影片的視覺風格,其實是在拍攝過程中慢慢打磨出來的。
當然,重要準備工作還包括尋找愿意參與拍攝的學校——其實這才是最主要的工作。
康寧:您談到最主要核心的工作是找愿意拍攝的學校。導演能否談談,在說服學校批準進入班級拍攝的過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難?面對這么多學生,會不會很不容易?
Eva Nijsten:是的,當時真的很艱難,因為剛好在疫情期間,大家都在隔離。而且解封之后,學校對外來人員進校非常謹慎。再加上影片要談的話題也挺敏感的,所以有些學校就擔心影響不好,弄得他們很難堪。但最后,我們還是找到了愿意合作的學校,他們認為影片要傳達的信息真的很重要,所以想參與進來。只不過,找到這些學校確實花了很長時間。
我們當時確實在好幾所學校拍攝過,但是那些素材都沒用上。一方面是因為,那個時候還在用單機位拍攝;另一方面是,有一所學校的孩子文化背景高度相似,這導致他們之間的對話不夠尖銳深刻,沒那么強的碰撞感。所以我們花了很久才找到合適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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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白說》劇照
康寧:影片中有很多非常有分量的即興鏡頭,捕捉到了雖然不算激烈、但氣氛非常緊張非常有沖突感的瞬間。兩位主創能否談談,你們事先是否有做過任何排練或準備嗎?這些鏡頭都是如何拍攝到的?
Peter Musa van Maaren:如果對這些學生的背景,比如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了解的話,就能知道游戲如何開展。跟具有不同背景的學生打交道,就會產生很多不一樣的火花,出現很多不同的回答方式。比如和穆斯林的學生打交道,整個對話就是誠實且真誠的,因為穆斯林教義認為撒謊是不正確的。而且在課堂的進行過程中,我們不會批判而是通過詢問求證,如問學生“是怎么成為一名穆斯林的”,學生回答說“我天生就是穆斯林”。這樣的方式既能體現對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尊重,也能讓探討更加深入。
Eva Nijsten:我們沒有事先進行排練,穆薩的研討課的特點就是即興性。課程進行到后半段,有很多學生都忘記了攝像頭的存在,我們這些攝影記錄的人完全沒有對課程造成攪擾,學生的回答和反應是自然流露的結果。
康寧:這部影片將電影藝術中靜默觀察式的拍攝手法與紀錄片更側重互動訪談式的風格融為一體。有意思的是,這種參與感是由影片主角穆薩本人來完成的,這就好比我們在課堂上格外偏愛互動性強的老師一樣。觀眾會感覺整部紀錄片里有一位引領者,也就是核心主導者——由他來拋出話題,引導觀眾去觀察、去接觸不同的學生,像領航一樣帶著大家往前走,就像一位船長。
導演能否談談,您在是如何看待并塑造自己在這部影片中的導演角色的?在整個拍攝、剪輯的全過程中,您的視角是什么?又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創作?對于整部作品、以及您所觀察到的一切,您最核心的理解是怎樣的?
Eva Nijsten:剪輯是這部電影的創作過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真正的困難所在,因為我們拍攝的時間不長。我也和了解學生的老師談過,想知道哪些學生適合參與拍攝,哪些學生喜歡和穆薩交流,以此來決定每個學生的座位,哪些學生佩戴麥克風。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我不希望整部影片看起來只是單純的課程記錄,所以需要加入別的場景;我也不希望影片的面向過窄,即僅僅關注同性戀和穆斯林之間的沖突或者穆薩談過的其他話題。師生在課堂上討論了很多話題,比如愛、親密關系和吻。在剪輯時,我把不同的主題分門別類,再按照從輕松到嚴肅的順序排列。
還有一個重點是,這部影片不應該是兩極分化的,也不應成為批判某一宗教的工具,否則就會和我們的初心背道而馳。我還是想強調一下,我們這部影片想傳達的,是對話和聯結的重要性,是溝通的方式,而非局限于同性戀或宗教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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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白說》劇照
康寧:整部影片的敘事節奏很棒,一開始的引入提問就很精彩,就算是輕松的話題也敘述得有聲有色,很讓人驚嘆。上課伊始,穆薩老師用性別中立的稱謂來稱呼學生,課程的開場形式就是很開放的。穆薩老師能否談談,您為何會選擇這樣的形式作為課堂的開場和結尾?
Peter Musa van Maaren:首先是為了更好地讓學生理解,其次課堂的主題是性別。如果和學生打招呼時只說“男孩女孩們”,那么就會忽略那些擁有非傳統性別認同的學生,還會潛意識讓他們忽略二元性別之外的多樣性。在荷蘭,很多人都在討論性別認同這個議題。僅僅是使用性別中立的語言和稱謂,就可以從學生的臉上看到很不一樣的反應。我一直都想把所有人都容納進來,一個人都不能落下,不僅是男生女生,還有無性別或其他擁有多元性別的學生。荷蘭和歐美國家的很多地方,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性別認同的探討。
康寧:我個人喜歡這一部分:您提到有人把你當成女孩、當成女性,孩子們會感覺疑惑,但是他們也試圖在理解這種想法背后的原因。影片里的氛圍時而非常緊張,時而又特別幽默。穆薩老師能否談談,面對這類情況,你是如何做到從容沉穩地回應,同時又保持思考周全、表達清晰的?
Peter Musa van Maaren:我們有老師工會。他們在雜志上用了整整五頁的篇幅,報道了一所學校發生的事。那所學校里有很多非常難溝通的穆斯林學生。工會當時覺得,這堂課肯定會問題百出。邀請我去的那所學校,當時也覺得會出大麻煩。就連負責拍攝記錄的人,也預判現場氣氛會非常充滿敵意。但事實是,只要你給別人機會講述他們的故事,他們也會愿意聽你的故事。
在我們做采訪的那所學校里,有一個男生,他一直要求我承認:《古蘭經》里禁止同性戀。我回答他:《古蘭經》里寫的是,婚前的一切性行為都是被禁止的。他又追問,堅持要我說出“《古蘭經》禁止同性戀”。我依舊平靜地回答:《古蘭經》里寫的是,婚前的一切性行為都是被禁止的。當他第三次這么追問時,現場兩個來自伊拉克的穆斯林男生直接對他說:“你閉嘴吧。我們都聽明白了,你根本沒在聽。婚前的一切行為都是被禁止的。”你只要這樣溫和地回應,只要表現出你了解他們的文化、了解他們的宗教,他們就會感受到尊重。這一點至關重要。
我去過很多國家,了解很多種文化,我甚至知道他們社會最底層的那些東西,知道他們用來罵同性戀的所有臟話。當他們說出那些臟話時,氣氛就會充滿攻擊性。但我說出那些詞的時候,他們反而會笑。就像穆薩這個名字,在第五頁里有個對應的說法。我有時候會故意用這些詞,來判斷他們來自哪里。當我把那些臟話寫在白板上,整個小組都笑了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們來自摩洛哥,他們來自蘇里南,他們在用自己的語言。即便用的是臟話,這也能打開話題,讓大家可以在充滿尊重的前提下坦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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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白說》劇照
康寧:我們注意到在穆薩老師和學生討論的過程中,伊娃有安排片刻停頓,之后影片又回歸了靜默觀察式的風格。在這片刻停頓的過程中,鏡頭轉而拍攝整個教室的環境。影片里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鏡頭,比如墻面、課桌和窗戶的場景,其中一些鏡頭還帶有相當直白、略帶暗示性的視覺隱喻,與人際關系、性取向等主題緊密關聯。導演能否談談,您是如何構思出這樣的剪輯節奏與鏡頭設計的?
Eva Nijsten:這個構思是在剪輯的較后期出現的。影片里多是教室里的討論鏡頭,因此我想再多一些反思鏡頭。一開始我們嘗試的是空教室的鏡頭和無人時學校走廊的推拉鏡頭,但是這些鏡頭太泛泛了。我們想讓這部電影不僅僅與某一特定學生群體有關,還應與全荷蘭的學校和學生建立關聯。
早些時候我們參觀學校時,我看到了書桌上的學生繪畫作品,很喜歡畫上那些反映孩子思緒的線條。舉例來說,雖然有些孩子嘴上閉口不談性,但是筆下畫出來的都是男性生殖器。我覺得這一點挺有趣的,繪畫能揭示人腦中的真實所想。
Peter Musa van Maaren:沒錯,伊娃,盡管這些片段很短,但在我去過的所有國家都產生了巨大反響——這部影片在七個國家的電影節展映過。每場放映都坐滿了年輕學生。影片里那些初戀的情愫、心動的瞬間,都非常純真青澀。但到了第二部分,畫風一轉,我們可以看到各種涂鴉,場景也因此帶有性暗示,觀眾每次看到這里都會哄堂大笑。我經常會拿這個舉例,比如在德國的時候,我就說:“今天很高興,在座的都是德國學生。德國一向非常整潔、非常守規矩。我知道你們不會干(涂鴉)這種事,真是太好了。”話音一落,全場爆笑。
之后我們就會展開討論:拋開所有宗教和文化差異,這些小小的涂鴉其實反映的是學生們在校園里的真實生活,其實每個人都這么做過。我會接著問:“你們有沒有在廁所墻上寫過東西?”然后話題就越來越深入,大家聊的其實就是如何給平淡的生活增添一點刺激。
康寧:導演您曾表示,這部影片并非只想被看作一堂課的簡單實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正如剛才談到的,影片圍繞愛慕、情感、親吻、親密關系等內容展開,在敘事上從輕松的片段逐步過渡到更嚴肅的討論,再走向更具張力的時刻。
導演能否從個人經驗的角度談談,對紀錄片創作中主觀性與客觀性的角色與平衡的看法?在拍攝這部作品、處理這類題材時,您是否會反思整部創作?這部作品里,哪些部分來自你的想象與個人視角,哪些部分更偏向真實的記錄本身?
Eva Nijsten:就我個人而言,拍攝紀錄片最重要的一點是:片中的人物在看完影片后,能夠從中認出真實的自己。當然,我會借助這些人物去講述一段故事,但對我來說同樣重要的是,他們能夠與這個故事產生共鳴,感覺自己被看見、被理解——這一點對我的紀錄片創作至關重要。
每部片子的情況都不一樣。在這部作品里,我和穆薩深入聊過我拍這部電影的初衷。這部片子里所有內容都是完全真實的紀實,我沒有任何設計或擺拍。但在我其他的影片里,我常常會進行一些編排,每部片子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不設計不擺拍這種處理方式,給創作者留有的空間其實很大。
對我來說,(是否絕對客觀)其實沒那么重要。我從不會宣稱紀錄片里呈現的一切就是完整的現實。這當然是我想要展現的故事,只不過用的是真實的人物,而創作本身永遠都是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平衡。
Peter Musa van Maaren:我之前上過很多次電視,但都只是在提問環節里講述自己的故事。而在我和伊娃的這次合作中,我擁有了完全的自由。我可以按照我平時的方式去教學,伊娃再把所有瞬間都記錄下來,剪輯成片。
但我也發現,以往的電視節目里,有些剪輯方式并不合我心意,甚至對文化少數群體、宗教少數群體并不友好。可當我看到這部紀錄片時,我覺得它非常完整、非常真實,呈現出了我和學生之間真實的聯結。
我從1977年開始教書,是發自內心地熱愛教師這份職業,也真心喜愛學生。而這些,伊娃都在影片里完完整整地拍出來了,她記錄了我教學的樣子,那些輕松的瞬間,還有面對尖銳難題時的狀態。影片展現的,就是一名教師最真實的日常:努力去引導、去教育面前的每一個人。一開始我其實很緊張,但看完之后,我真的特別欣慰、特別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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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白說》片頭
康寧:這部影片最讓我感興趣的,其實不是主題內容,而是片名設計、片頭片尾的配色。我真的特別著迷你選用的這些顏色,我覺得和影片氣質太搭了,而且看著非常舒服,很有芭比的風格,干凈利落,又帶著一種童話感、卡通感,就好像邀請你走進這間教室一樣。非常恰到好處,非常貼合這部電影。
關于影片的顏色,我對兩位主創各有一個問題。導演能否談談,為什么會選擇這種配色?為什么會選用粉色、白色這類色調來做片頭片尾?穆薩老師在影片里也換了風格和顏色各異的襯衫,能否談談您的用意?
Eva Nijsten:這個問題很有趣,還沒有人問過我。
不同色調的選擇背后的原因都有差異。首先,我個人很喜歡粉色,但我想選一個符合LGBTQ+群體的色調,又不想沿用彩虹色,最后還是覺得粉色能夠呈現這個群體的特質。
你提到了一個很有趣的點,那就是“芭比風格”,這個聯想很有趣。我有時候也會覺得,穆薩這個人有點像《愛麗絲夢游仙境》里的愛麗絲,像是這片“仙境”里的那個芭比。
Peter Musa van Maaren:我想起一件我特別喜歡的事。荷蘭報紙寫了一篇報道,盤點了我穿的所有襯衫,而這點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作為一個同性戀男子,我很愛花朵的圖案。但說實話,對一個男人來說,有時候真的很難找到帶花卉圖案的衣服。所以我不管去哪兒,只要看到帶花朵圖案的襯衫,就想買下來。就算別人跟我說:“先生,這是女式襯衫。”這時我就會回一句:“我不在乎。”
顏色是很重要的,就像伊娃的色彩選擇一樣,它本身就有力量。看起來似乎很邊緣,但它就是會給人帶來影響。
康寧:還有一個問題想問兩位主創。兩位主創能否談談,這部影片對你們二人分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否影響到了你們的私人生活?對于穆薩老師來說,是否對您未來的教師生涯有所影響?
Eva Nijsten:對我來說,沖擊力最強、最讓我難忘的一刻,是我們在IDFA(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msterdam的縮寫,中文譯為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的一場校園放映活動。
當時影院里坐了兩三百名學生,影片播放時,每當出現涉及恐同的內容,臺下就會發出尖叫、起哄、鼓掌,現場的氣氛讓人非常不安。我和穆薩就坐在觀眾席里,心里都清楚,放映結束后還有一場問答環節。燈光亮起,我們走上臺前,讓孩子們提問。就是在那一刻,我真切地意識到,這部片子有多重要、有多特別。對這些孩子而言,這可能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公開談論這個話題的機會。哪怕他們一開始對這個議題的態度很負面,但他們并沒有離場,而是懷揣著尊重認真傾聽。這讓我明白,溝通平臺的建立為什么如此重要,為什么我們要為青少年拍攝這樣的紀錄片,就是為了讓大家能夠彼此理解、共同成長、和睦相處。
Peter Musa van Maaren:對,當時就像買彩票中了大獎一樣開心。所以當我聽說這部電影在很多國家放映時,我也跟著去了很多地方。每次我都特意坐在學生中間。
有一次在德國,我身邊坐了很多穆斯林男生。其中一個男生一直盯著我看——因為只有我一個白人陌生人,混在這群年輕人中間。前兩場放映時,很多男生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但看我們這部紀錄片時,他們都坐得很認真,一直在聽,看得出來他們很受觸動。
之后他們邀請我下樓交流,我就跟著出去了,全場都在鼓掌。我問他們:“這部紀錄片里,你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什么?”有一個穆斯林女孩說:“作為同性戀是很難的,宗教里根本就不允許。”我就問她:“你知道Zina這個詞嗎?它指的是所有婚前性行為。你們不能想、不能看、不能談論這些事。”這時在場的男生們就說:“老師,我們每個人都犯過錯,我們都不是無罪的。”那個女孩想表達我們所有人婚前都應該是處子之身,但男生們直接說:“我們都不是完美無罪的。”交流結束后,我回到座位,繼續以一名同性戀穆斯林的身份,坐在他們中間。他們有一大堆問題要問,男生們特別熱情。而之前一直盯著我的那個男生,目光始終沒有離開我。散場走出影院時,他徑直走向我,直視著我說:“我很佩服你,敢坐在我們這些所謂的‘敵人’中間。”這時另一個黑人男生也走過來,問我:“你還是同性戀嗎?”我說是的,我依然是。他聽完露出了開心的表情,然后就離開了。
對我來說,這就是全部意義。
現在我有機會去更多的地方,這真的很好。去年12月,我去了芬蘭,去了拉普蘭(位于芬蘭最北端的行政區),在冰天雪地里和學生們交流。不知道為什么,越是那些看起來最難溝通、最強硬的男生,反而越受觸動,這一點我特別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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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白說》劇照
康寧:還有最后一個問題想問導演。導演能否談談,拍攝完畢后是否有漏拍想補拍的鏡頭?如果有的話,是否有考慮過使用AI來重新生成這些漏掉的部分?
Eva Nijsten:這個問題很有趣。
首先,這部影片沒有漏拍的鏡頭。其次,制作這部紀錄片時,我從來沒有想過使用AI。我不清楚在中國是什么情況,在荷蘭,有很多關于是否應該使用AI生成畫面的討論。但是我們這部紀錄片討論的話題都很敏感。我們絕對不能讓觀眾和被拍攝的孩子覺得,我們在編造一個不符合他們真實話語、真實感受的“虛假現實”,這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在制作這樣的一部紀錄片時,我對使用AI的態度非常謹慎。
紀錄片本身也是建構和剪輯的產物,我并不完全反對AI,是否使用AI最終還是取決于影片的類型和題材。只是這項技術還很新,我目前還想象不到自己之后會怎么用它。但十年后的世界肯定會和現在不同,誰也說不準。我同時也是兒童節目和科教節目的導演,業內也有很多相關討論。我們公認的很重要的一點是,當孩子們看電視上的節目,比如看關于冬天或動物的節目時,他們需要能夠分辨出自己看到的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尤其是涉及科學事實的內容,那就必須讓觀眾明確知道,什么是從真實世界中來的,什么是AI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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