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輿論風向突變，連親內塔尼亞胡的名嘴也倒戈

2026年4月15日 耶路撒冷 晴轉多云

在這個并不算太平靜的春天，地中海東岸的風里似乎夾雜著一種以前從未有過的焦躁味。對于我們這些常年盯著中東這盤棋局的人來說，以色列內部的每一次細微裂變，往往比外部的火箭彈襲擊更值得玩味。今天是2026年4月15日，就在這幾天，我注意到一個極其耐人尋味的信號：那個曾經像巖石一樣堅硬的以色列右翼定居點陣營，似乎正在經歷一場遲到的、痛苦的，卻又不得不進行的“內爆”。

這不是那種為了應付國際輿論而精心編排的公關戲碼，這更像是一位老父親看著自己溺愛大的孩子正在揮刀自殘時，發出的那種絕望又憤怒的嘶吼。

故事的主角，是一個77歲的老人，平哈斯·瓦勒斯坦。

如果你不了解以色列的政治生態，你可能不知道這個名字的分量。他不是那種在電視上夸夸其談的政客，他是那種真正在泥土里刨食、在圣經里找魂的“老骨頭”。做了29年約旦河西岸本雅明地區委員會的負責人，一輩子都在搞定居點建設，是老牌右翼政黨“虔信者集團”的靈魂人物。退休十幾年了，這老先生一直像個隱士一樣，除了在經卷和橄欖樹間徘徊，幾乎不在公共媒體上露面。

但就在上周，他做了一件讓所有人都跌破眼鏡的事：他主動敲開了《國土報》的大門。

要知道，《國土報》在以色列右翼眼里，那簡直就是“叛徒”的代名詞，是左派的喉舌。一個右翼的奠基人去左派媒體接受采訪，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地震。瓦勒斯坦的目的很純粹，甚至純粹得讓人心疼——他要罵醒自己陣營里的那些年輕人。

我在耶路撒冷的一位朋友把采訪的錄音轉給了我，聽著那位老人沙啞的希伯來語，我能感受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和緊迫感。他說，西岸現在那些越鬧越兇的猶太極端暴力，如果再不管，不僅會毀了以色列的國家形象，更會毀掉他花了一輩子心血建立起來的定居點事業。

老派的宗教準則里有一句話很重：“想抗議卻保持沉默，就是對發生的事負責。”瓦勒斯坦說，他逃不掉這個責任。

一、 沉默的崩塌：從“野草”到“”

毒瘤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以色列主流社會對西岸的極端定居者有一種微妙的“縱容默契”。大家把他們看作是一群有點狂熱、有點搗亂，但終究是“自家孩子”的野草。哪怕他們推平巴勒斯坦人的橄欖樹，哪怕他們向阿拉伯人的車窗扔石頭，右翼政客們往往也就是輕描淡寫地說一句“少數極端分子”，然后該給撥款給撥款，該給保護給保護。

但瓦勒斯坦這次把話說到了絕路上。他在奧弗拉的老定居點家里接受采訪，那個院子對著樹林，連個圍欄都沒裝。這似乎是一個隱喻——老一輩人心里的邊界是模糊的、共生的；而現在的年輕人心里，只有墻和槍。

瓦勒斯坦直接點名了現在那幫被稱為“山頭青年”的極端分子。他沒有用“野草”來形容他們，他用的詞更狠——“爛到了根子上”。

他說，這些年輕人現在的自我認知和宗教認同，全是錯的。按照“虔信者集團”精神領袖的教誨，襲擊以色列國防軍士兵，不僅僅是違反民主法律，更是背叛了信仰的核心。我們把世俗的以色列國看作是“回歸錫安、實現先知愿景”的過程，那就要對這片土地上所有的居民負責——哪怕是阿拉伯人。你打著上帝的旗號去傷害無辜者，這不是在捍衛信仰，這是在褻瀆上帝的名。

最讓我觸動的是他對這些年輕人的定性：“名義上的宗教信徒”。瓦勒斯坦說，這些孩子沒有正經的拉比背書，沒有能坐下來講道理的領頭人，他們就是一群拿著絕對宗教信仰當幌子的失控野獸。他甚至引用了2009年納胡姆·拉比諾維奇的話，稱這種行為是“所多瑪式的邪惡”——打著神圣土地的旗號，滿足自己內心黑暗的破壞本能。

“他們是一群死蒼蠅，”瓦勒斯坦的話很難聽，但很真實，“他們會把整個猶太定居點運動這鍋湯搞臭，直到沒人敢喝。”

二、 風向標轉動：連“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

如果說瓦勒斯坦的發言是“老靈魂的覺醒”，那么最近一周以色列輿論場的集體轉向，則更像是一場“生存危機的應激反應”。

我們看到了一連串熟悉的名字跳出來“割席”。

第12頻道的評論員阿米特·西格爾，這可是媒體圈的老油條了，上周直接在節目里說：“不幸的是，猶太恐怖主義確實存在，我們得承認這個詞。”這句話在以前是絕對的禁忌，說了就要被右翼網民網暴到銷號。

更有意思的是美國駐以色列大使赫卡比——這可是特朗普的鐵桿，一直是定居點項目的堅定支持者。他最近也表態了，說這些暴力行為正在毀掉以色列在美國的外部支持基礎。這話說得很重，潛臺詞就是：你們再這么鬧，我們在華盛頓也保不住你們了。

還有親內塔尼亞胡的第14頻道主播埃雷爾·西格爾。這哥們以前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數”代表，現在也忍不住了，在直播里說：“我之前一直沉默，現在忍不了了。必須叫停這種盲目暴力，這既不道德，也不聰明，正在毀掉整個猶太復國主義事業。”

就連身兼財長和防長的斯莫特里奇——這可是定居點運動的政治領袖——也在右翼周刊上發文承認，邊緣確實存在危及整個定居點項目的暴力，必須徹底根除。

外界都在猜，這是不是美國爸爸施壓了？是不是內塔尼亞胡政府給媒體遞了話？

也許有這方面的因素，但我認為更深層的原因在于恐懼。這種恐懼不是來自哈馬斯的火箭，而是來自內部的失控。就像一個大家庭，突然發現最小的兒子手里握著雷管在客廳里亂跑，這時候不管平時怎么溺愛，當爹的必須得吼一嗓子了。

上個月，撒馬利亞的首席拉比萊瓦農也給追隨者發了強硬信息，說以色列的土地只能靠《托拉》和道德來建設，傷人性命不管是誰，都是反道德的。耶路撒冷南邊埃齊翁集團定居點的拉比們更是聯名發聲明，拒絕任何形式的暴力，說這些行為除了不道德，還會削弱我們在這片土地的立足點。

貝特埃勒定居點的負責人說得更直白：這幫人就是要把以色列拖進B區、C區的全面戰爭，他們干的事，和普通恐怖分子沒區別。

三、 所羅門王的抉擇：為了不把孩子劈成兩半

在采訪中，瓦勒斯坦談到了一個很經典的比喻——所羅門王的故事。

兩個女人爭一個孩子，所羅門王說那就把孩子劈成兩半，一人一半。假母親同意了，真母親卻寧愿把孩子讓給對方，也不愿看著孩子被劈死。

瓦勒斯坦說，現在的以色列就像那個面臨被劈開命運的孩子。關于吵得翻天的司法改革，關于定居點的存廢，關于國家的性質，整個國家已經撕成了兩半。

“如果改革的代價是把以色列國家撕成兩半，那我寧愿讓步。”瓦勒斯坦的這番話，如果放在三年前，會被右翼視為“投降派”。但今天，這代表了一種極度務實的生存智慧。

他是國家主義者，但他首先是個現實主義者。他可以反對最高法院的判決，可以拼盡全力去改，但一旦判決生效了，他就遵守。因為他知道，一旦規則被打破，國家機器就會停轉，而在這個四面皆敵的地方，沒有國家機器的保護，定居點就是沙灘上的城堡。

他對現在西岸那些冒出來的“定居者農場”看得很透。有些是為了防止巴勒斯坦人占用C區國有土地，這是戰略需要，沒問題；但有些就是輟學青年搞民族主義犯罪的窩點，那是純粹的禍害。

這些邊緣化的年輕人，原來在體制里找不到位置，覺得被社會拋棄了。現在突然發現，只要夠狠、夠極端，就能成為“先驅”，就能找到歸屬感。他們覺得國家最后肯定會原諒他們，甚至會給他們的行為合法化。

“謀殺怎么可能合法化？”瓦勒斯坦直接懟了回去，“你跑到沒惹你的阿拉伯人家里開槍，你就是殺人犯。當年杜馬村燒房子燒死一家人的事，這絕對不可原諒，永遠不可原諒。”

四、 失控的野馬與斷裂的代溝

這其實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社會學問題：代際斷裂。

現在的年輕極端分子，大多是所謂的“后撤離一代”。2005年沙龍撤離加沙地帶時，他們還是孩子或者少年。他們看著父輩在加沙的家園被強拆，看著軍隊把猶太人從自己的土地上拖走。那種“失敗主義”的陰影深深烙印在他們心里。

他們對老領導層充滿了憤怒，認為父輩太軟弱、太妥協。所以當國家機器對巴勒斯坦人展示鐵腕時，他們覺得還不夠，他們要自己動手，用更原始、更血腥的方式去“凈化”這片土地。

瓦勒斯坦把這比作“先驅”和“叛徒”的區別。老輩的先驅是走在營地前面，但還在視線范圍內，等著大部隊跟上；現在的年輕人是離營地太遠，自立門戶，甚至反過來攻擊營地。

“這不是先驅，這是叛徒。”老人的話里透著一股悲涼。

更可怕的是，這些年輕人有一種“法不責眾”的幻覺。他們覺得只要鬧得夠大，政府就會像以前一樣，最后給他們發個特赦令，把他們的非法前哨站合法化。這種政治投機心理，加上宗教狂熱，釀成了現在的苦酒。

瓦勒斯坦承認，現在整個右翼內部的裂痕已經擺到了臺面上。這不再是那種“左派反對右派”的外部矛盾，而是“右派內部的自我清洗”。

五、 觀察員手記：風暴眼中的沉思

寫到這里，我看著窗外耶路撒冷老城的石墻，心里五味雜陳。

作為一名中國國際政治軍事觀察員，我見過太多帝國的興衰、聯盟的瓦解。以色列這個國家，總是能在絕望中創造奇跡，也總是能在勝利中埋下毀滅的種子。

瓦勒斯坦們的覺醒，來得有點晚，但總比不來好。他們終于意識到，無底線的暴力不是力量的象征，而是虛弱的表現。當一個國家的一部分武裝力量開始不聽指揮，甚至攻擊自己的國家機器時，這不僅僅是治安問題，這是內戰的前兆。

但我依然有一個巨大的問號：這幫老一輩真的能壓得住下面已經失控的年輕人嗎？

歷史告訴我們，一旦暴力的潘多拉魔盒被打開，想要關上就難如登天。那些在山上縱火的年輕人，他們已經嘗到了權力的滋味，他們還會聽一個77歲退休老頭的勸嗎？

還有那個更現實的問題：斯莫特里奇、萊瓦農這些政治和宗教領袖，他們的“割席”到底是真心的道德反思，還是為了保住權力寶座的權宜之計？一旦美國的壓力減小，一旦國內的安全局勢緩和，他們會不會又把這些“死蒼蠅”撿回來當槍使？

畢竟，在中東這個棋盤上，極端分子有時候是最好用的棋子。

瓦勒斯坦在采訪最后說了一句話，讓我徹夜難眠。他說：“我們本來是想做光，照亮這片土地；現在我們卻成了火，要燒光一切。”

今天是2026年4月15日。在這個春天的早晨，以色列的空氣里彌漫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撕裂感。老一代的定居者在試圖找回初心，年輕一代的定居者在狂奔向深淵。而夾在中間的，是整個以色列國家的命運。

這場內部的覺醒，究竟是刮骨療毒的開始，還是暴風雨前最后的寧靜？

當信仰變成了屠刀，當土地變成了唯一的偶像，那個曾經在沙漠里建立起奇跡的民族，還能不能找回所羅門王的智慧？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看著瓦勒斯坦那張布滿皺紋的臉，我看到了一種深深的恐懼——不是對敵人的恐懼，而是對自己孩子的恐懼。

如果連“自己人”都無法在“什么是對的”這件事上達成共識，那么再堅固的城墻，又能抵擋多久內心的崩塌呢？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或許我們都該問自己一個問題：當一個群體開始為了所謂的“崇高目標”而無底線地踐踏規則和人性時，我們是選擇做那個沉默的幫兇，還是做那個哪怕被誤解也要站出來的“叛徒”？

而對于以色列來說，這把已經燒起來的火，究竟會燒出一個新的秩序，還是會把他們自己也燒成灰燼？

這一切，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