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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盧特的這套“哲學”幾乎不給人留下任何未解之問。但比起其中令人不寒而栗的內容——它實際上將與巴勒斯坦人之間持續不斷的暴力沖突神圣化——更重要的是,外界需要充分認識這位“思想者”所處的位置。
布盧特沒有拐彎抹角。他把約旦河西岸猶太團伙的致命暴力直接稱為“以色列恐怖主義”,毫不含糊。他說:“我們需要實話實說:如果有人在屋內還有住戶時縱火燒房子,那就是以色列恐怖主義,即便背后沒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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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換作一名“普通”的服從型軍官,既然受制于政府及其領導人的指令,那么在膽敢挑戰那道界線之前——一邊是被視為合法、且專屬于猶太人的恐怖主義,另一邊則是完全屬于阿拉伯人的“不合法”恐怖主義——他恐怕早就得先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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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布盧特的話,意義并不止于他如何為猶太暴力尋找正當性這樣一個操作層面的問題。真正重要、也真正危險的新變化,在于他試圖掌控那套決定何為正當、何為不正當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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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見,如果有哪位將軍或其他高級軍官使用“猶太恐怖主義”這樣一個爆炸性的說法,會引發怎樣的憤怒。不過,其實也不必設想,只要回想一下布盧特的前任、中央司令部司令少將耶胡達·福克斯在2024年夏天告別演說后遭遇的那一連串辱罵就夠了。
當時,福克斯說:“遺憾的是,近幾個月來,在戰爭和復仇欲望的庇護之下,民族主義犯罪已經抬頭,并在那些并不構成威脅的巴勒斯坦居民中播下了災難與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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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盧特的處境不同,因為他不僅是一名軍官,還是一名定居者。這兩種關鍵身份疊加在一起,使他仿佛擁有一種“平行政府”的地位。也正因此,他既可以批評國防部長——“他已經不再發布行政拘留令了,但我明白風險,所以我會盡我所能”——也可以批評司法系統——“我們抓了5個蒙面的人,把他們帶到法官面前。結果法官怎么判?居家監禁3天,簡直是笑話。”
他還可以對以色列社會下判斷:“我們看到了以色列公共生活中的暴力話語。說起來并不好聽,但以色列已經變了,而且在我看來,民眾變得暴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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