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生育率降至歷史新低，全球趨勢難以逆轉

美國最新數據顯示，去年的一般生育率降至每千名15至44歲女性53.1個新生兒，創歷史最低水平。

有專家指出，與經濟不確定、政治環境變化有關。

這樣的解釋有一定道理，但顯然僅僅解釋了短期影響，而非趨勢性因素。

二戰以來，美國經歷過太平盛世也經歷過經濟危機、政治動蕩，但整體而言生育率是越來越低。

不止美國，全球發達國家和中國這樣的工業化中等收入國家，生育率也在走低。

最近幾十年，全人類都越來越不愛生，全球總和生育率1950年是約4.7，1990年降到了約3.3，2024年只有約2.2。

真相是，在當代，經濟越發展，人們生育意愿越低，幾乎不可逆。

當前，我們很難逆轉生育率走低的趨勢，但依然要重視人口問題，盡量減緩生育率下降對社會經濟的沖擊。

清朝康熙帝時期，實施“攤丁入畝”，宣稱“盛世滋丁，永不加賦”，這一政策成為“康乾盛世”的重要標志。

“盛世滋丁”的表述背后，其實透露了古代社會的一個深入人心的觀念，即大家認為，凡是“盛世”，一定會“滋生人丁”，在古代社會，經濟越發展，人口增長越快。

到了后工業時期，或者說“后現代社會”，徹底變了。經濟越發展，人們反而越來越不愿意生孩子。

在傳統農業社會，人口是核心的生產要素甚至是“財富”。古代戰爭中經常有“擄掠人口”的描述，因為“搶人”，有時候跟搶金銀、糧食一樣，是搶奪財富。

古代農業經濟以土地和勞動力為基礎，人口越多，意味著耕作能力、家庭收入越高，也是養老和家族延續的保障。勞動力的培養成本極低，在古代，幾乎不需要任何教育，即可投入農業生產。

可以看出，在農業社會，大部分情況下，“多生孩子”在經濟上是一個很“劃算”的決策，這才有了“多子多福”的觀念。

古代社會的經濟發展會促進人口增長。在“盛世”，政治穩定、糧食充足、耕地開墾，這為人口繁衍提供了物質基礎，而增長的人口又反過來創造更多財富，形成“人口-經濟”的正向循環。

到了工業化時期，生產活動從家庭場景的耕種，轉移到工廠、城市。社會分工細化，意味著培養勞動力必須付出教育成本。同時，教育、醫療、養老等功能逐漸被社會化和市場化。這就讓養育孩子的成本變得高昂。

進入后工業時期或者說“后現代社會”，這一趨勢更加強化。

大城市聚集了更多人口，養育孩子需要的剛性資源，如住房、優質教育變得越來越昂貴。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人與人的教育、職業競爭更加激烈，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的觀念深入人心。個人價值觀興起，一些年輕人家庭觀念變得淡薄。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勞動參與率提升，生育與女性職業發展之間出現沖突。

當前，我們所有人口、婚育政策的目標，都是減緩生育率下降對社會、經濟的沖擊，而非根本扭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

出生率下降過快，人均壽命延長，會加劇人口老齡化。學校、產科會過剩，養老、醫療設施會不足。

養老金體系也可能受到沖擊，因為“繳納基數”小了，“領取基數”大了。

老齡人口占比高，還可能抑制內需。因為老年人需求天然不足，會更傾向于儲蓄而非消費。

我們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出生率下降太快，從而為轉型爭取時間。

當下，“內卷”并非中國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問題。

在當代，絕大部分人并不存在“生存”危機，但社會經濟結構的設計，倒逼人們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無限努力，進行存量競爭，這才是“內卷”的本質。這種“內卷”環境下，全社會的生育意愿不可能高。

必須先解決“內卷”問題，才能討論如何從根本上提升生育意愿。

未來，可能需要AI和機器人，幫助人類解決這一困局。

例如AI可以提高生產力，降低人們的勞動時間，讓人們有更多精力關注組建家庭。機器人可以從事家務勞動，減少育兒需要付出的勞動和時間。

當然，這一切并不會自然發生，而是需要通過制度設計，讓技術革命轉變為社會紅利，而非僅僅是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