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專業醫療糾紛律師張傳國：跨越醫與法的專業壁壘

深度觀察：醫學背景律師如何破解醫療糾紛案件“舉證難”

在民事訴訟領域，醫療糾紛案件因涉及復雜的醫學知識，常面臨較高的技術壁壘。醫學的復雜性與法律的嚴謹性交織，導致患方在面臨爭議時，常因信息不對稱而陷入舉證困境。

針對醫療糾紛案件中的取證難點與病歷審查機制，本文對話了具有臨床醫學背景的執業律師張傳國（現就職于北京市煒衡（濟南）律師事務所），試圖從“醫法交叉”的視角，探討該類糾紛的客觀解決路徑。

電子病歷比對：尋找客觀數據

在醫療糾紛的司法實踐中，對病歷真實性的審查往往是案件審理的基礎。

“普通人難以閱讀復雜的醫學術語，而病歷是還原診療過程的核心證據。”張傳國擁有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專業背景，他表示，跨學科的經驗有助于在文書審查中發現有違臨床動態規律的細節。

他提到此前代理的一起由乳腺結節手術引發的致死糾紛。在初步查閱的紙質病歷中，診療過程記錄完整，院方初步判斷為患者個人體質導致的意外。然而，基于人體在麻醉狀態下的生理指標變化邏輯，原告方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將紙質麻醉記錄單與醫院后臺的手術麻醉系統進行電子數據司法鑒定比對。

最終的鑒定結果顯示，紙質記錄與系統后臺原始數據存在差異。基于這一客觀事實，涉事醫院確認了診療過錯，并承擔了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該案表明，在信息化時代，對電子病歷系統運行機制的了解，是確保證據客觀真實的關鍵環節。

診療指南：界定過錯的標尺

醫療訴訟的核心環節是“醫療損害司法鑒定”。鑒定機構需判斷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以及過錯與損害后果間的因果關系。在此過程中，各專科的醫學診療指南成為重要的衡量標準。

在一起因“低鈉血癥補鈉過快”導致患者出現腦橋外髓鞘溶解（表現為神經系統嚴重受損）的案件中，醫學指南成為劃分責任的關鍵依據。

張傳國在梳理病程記錄與生化化驗單時提出，院方在為患者靜脈滴注氯化鈉時，其補鈉速度超出了國家相關醫學指南規定的安全閾值。原告方隨后向鑒定機構提交了補鈉速度演算過程與指南對照依據。最終，鑒定機構認定“補鈉過快”與患者的神經系統損傷存在直接因果關系，法院據此判決醫院承擔主要過錯責任。

“醫學指南不僅是醫生的臨床操作規范，在法庭上也是判斷醫療行為是否符合規范的客觀標尺。”張傳國表示。

鑒定程序：用法律程序替代情緒化沖突

發生醫療意外后，醫患雙方往往容易陷入情緒化的沖突。但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通過醫調委調解、司法鑒定與法院訴訟，是解決爭議的常規合法途徑。

將糾紛納入理性的法治軌道，是代理律師的一項基礎工作。在部分特殊案件中，例如不明原因的院外或家中死亡事件，尸體檢驗是查明死因、明確責任的必經法定程序，但家屬在情感上往往難以接受。

在近期處理的一起新生兒黃疸延誤治療致死案中，患兒在家中死亡，死因初期無法確認。經過溝通，家屬最終同意啟動尸體檢驗程序。正是基于尸檢結果，司法鑒定機構最終確認了院方在退黃及搶救環節存在延誤過錯。

對于醫療訴訟的社會意義，張傳國認為，訴訟的目的不僅在于促成個案的民事賠償，其客觀社會價值在于通過司法裁判的反饋機制，促使醫療機構規范診療行為、完善內部流程。在醫法交叉地帶，依靠證據規則和醫學常識還原事實，是化解醫患糾紛的根本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