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喬冠華要被打成右派，張聞天：他有個人主義，但不是右派

1957年夏天，時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的張聞天正在東南亞各國視察駐外使館工作，一封緊急電報將他召回了北京——國內(nèi)反右派運動全面展開，外交部需要他回去主持工作。這位以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著稱的老革命家，即將面臨一場特殊的考驗。

張聞天

張聞天回到外交部時，反右運動已經(jīng)如火如荼地展開。部里各單位已經(jīng)初步確定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單，等待他的審定。在外交部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上，張聞天聽取了各單位的匯報后，眉頭緊鎖，他注意到，各單位報上來的“右派”數(shù)量遠超預期，其中不少是外交部的重要業(yè)務骨干。

在隨后的幾次會議上，張聞天反復強調(diào)：“劃右派要特別慎重，要研究，不要把一般認識問題定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發(fā)表過右派言論的多半是一些‘秀才’和有能力的知識分子干部，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不但他們的政治生命從此斷送，我們也不好再使用他們了。”

國際關(guān)系研究所副所長陳翰笙的案例最為典型，這位著名學者、老黨員在鳴放期間講了一些話，被不少人認為應該劃為右派。張聞天雖然不同意將陳翰笙劃為右派，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直接反對需要充分的理由。最后張聞天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在黨組會上提出，陳翰笙長期在國外工作，很少經(jīng)受組織生活鍛煉，所以說話“沒個準頭”，應該把他當作“黨內(nèi)的民主人士”處理。

陳翰笙

這個理由在當時看來并不充分，甚至有些牽強，但與會人員看到張聞天的堅持，也就接受了這個“不成理由的理由”。陳翰笙因此免于被劃為右派，繼續(xù)在外交部系統(tǒng)工作。

辦公廳一位秘書的案例則更具戲劇性。這位秘書工作積極努力，但有個毛病：有時喜歡傳播些小道消息。有一次，此人瞎說張聞天的夫人劉英過去是某人的妻子。這話傳到此人所在的黨支部，立即引起了支部領導的強烈反應——傳播領導家屬的謠言，這還了得？支部堅決要求將此人劃為右派。

劉英得知此事后，卻哈哈一笑，她說：“哪有這事？完全是胡說八道，但也不是什么政治問題。”既然當事人都不追究，且認為這不是政治問題，這位秘書也就逃過一劫。

張聞天和劉英

研究室和新聞司是外交部知識分子最集中的部門，也是反右運動的重災區(qū)。這兩個部門的浦山、關(guān)在漢、李肇新、曹棉之、薛謀洪等人，大多解放前接受過反蔣民主運動的洗禮，或曾留學國外，經(jīng)歷過西方民主政治的熏陶。這些人與研究室主任喬冠華、新聞司司長龔澎關(guān)系密切，常到喬家聚會，一起談天說地，鳴放期間，他們提出過一些在當時看來頗為“尖端”的觀點，比如認為即使不搞兩黨制，也可以在黨內(nèi)搞兩派，以便相互監(jiān)督。

反右運動開始后，浦山等人都被打成右派，而他們寫的材料不少都牽涉到喬冠華和龔澎，下面還有人正式提意見，催促張聞天處理喬、龔二人。

張聞天確實不愿將喬冠華、龔澎打成右派，但又承受著來自下面的壓力，最終他決定采取“拖”的策略。因為當時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喬冠華和龔澎不論如何處理，都不能不通過周恩來并取得他的首肯，這樣做無異于給他出難題。

喬冠華和龔澎

就這樣，喬冠華和龔澎的問題一直拖到了1958年。那時外交部的右派已經(jīng)定案，要下放農(nóng)村的都已經(jīng)下放。3月31日和4月1日，已經(jīng)接任外交部長的陳毅主持外交部黨組會討論喬冠華的問題。

張聞天在會上發(fā)言說：“喬冠華有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單純業(yè)務觀點和個人主義，但不是右派。他鳴放期間有錯誤，但是反右開始以后立場正確。他多年來積極為黨工作，成績還是比較顯著的，工作能力也比較強，今后還可以為黨工作。”

陳毅在會上最后發(fā)言，他采取了“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辦法。陳毅說，喬冠華提的都是要害問題，“我們要給他全部端回去”，“喬家是裴多菲俱樂部，喬冠華是外交部右派頭子，一旦右派翻天，他就要黃袍加身”。但落實到組織處理時，陳毅也主張不劃右派。喬冠華和龔澎就這樣過了關(guān)。

陳毅

在張聞天的努力下，外交部整體被打成右派的比例控制在了1.5%以下，遠低于當時很多部門和單位。1959年廬山會議后，張聞天被迫離開了外交部，但他在反右運動中保護知識分子的努力，以及外交部相對較低的右派比例，成為那段歷史中一個值得記錄的特殊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