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博文、郭靂｜金融監管的數據基礎：原則提煉與法治因應

來源 |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6年第2期

作者 | 尚博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

涉外法治研究院助理教授

北大法律信息網簽約作者

郭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數據日益成為與資本要素共同發揮作用、提升金融風險識別精準度的關鍵要素，如何在認識數據要素規律的基礎上豐富完善金融監管理論體系，是新時代金融法治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文提出“金融監管的數據基礎”這一核心命題，認為現代金融市場中的重大風險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數據收集不足、無效利用所引發的，金融監管是對數據收集、分析和利用的監管；只有將數據作為優化金融監管資源配置、實現效率加持、效能提升的支撐框架，才能實現金融穩定、消費者保護和市場效率這三項金融監管目標。

本文受信息經濟學、信息規制等經典理論的啟發，建構了“DIKA”（Data-information-knowledge-act）概念體系，旨在解釋數據、信息、知識和行為等金融監管要素的層級關系。這一體系在金融法中存在雙層映射：第一層映射于投資者適當性義務等具體規則，目的是實現市場參與者之間數據與信息的對等狀態；第二層則映射于責任分配與風險防范制度，旨在對基于知識的法律行為進行法治約束。

落實金融監管目標對應的數據基礎，需提煉并聚焦三項基本原則進而分別展開法治因應。

首先是金融穩定的數據協同流通原則，即通過基于協同的監管體制機制改革使金融監管機構數據覆蓋更廣、價值更高和時效更新。同時，通過加強數據的一致性和標準化、共享和重復使用報告數據、融入更優規制理念等方式，降低監管數據的收集成本和減輕企業報送負擔。對此，我國應當構建金融穩定數據協同流通的雙層體系，層次一是通過嵌入數據觸點，產生足夠規模、價值突出和持續供應的金融監管數據；層次二是推動構建金融監管機構內部各部門間、不同金融領域監管機構之間、非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數據協同暢通流轉，加快建設統一集成的國家金融基礎數據庫。

其次是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數據公平獲取原則，指的是通過制度構建與機制引導增強金融服務和產品的透明度，為消費者在內的金融市場提供質量更高、特征更明顯、價值更豐富的數據。參考歐盟ESAP等專門機構設立及功能設定，我國應當考慮以數據開放為核心、數據披露和分析系統為依托的數據集中供給模式，統籌推進金融監管數據開放與企業數據向金融消費者的開放獲取，在整個金融系統之間形成更為暢通流轉的數據流結構。

最后是金融市場效率的數據融合復用原則。數字化時代資金高效融通的金融市場建設有賴于法律規則的實施，融合利用金融不同市場、非金融領域的數據，并打破金融市場中的單一主體對數據、資本等要素的壟斷從而提升金融市場的效率，包括多領域數據融合利用和多主體數據重復利用兩個方面。我國有必要重構金融數據要素的分野理念，踐行注重社會資源而非個人資源的修法思路，充分發揮數據流通法律制度重鼓勵促進、輕限制懲戒的核心功能，推動公法保護在數據治理中的規則與實踐中的擴張適用。

而在金融法治理念革新層面，一方面要對金融法與數據法的外部關系進行調適。步入法律3.0時代的法律之治，應當明確金融法與數據法的邊界并實現交融互通，以專門性法律統合位階較低、彼此間存在沖突的金融數據下位法規、規章，以協調統一、完備高效的金融數據法律體系保障金融數據要素發展。同時，完善金融數據治理的協同治理機制，推動實現金融數據的多元主體協同共治。另一方面是對金融持續監管理念的內部塑造。應當以監管數據的實時收集、流通利用來支撐、并最終尋求代替監管規則的頻繁變動，從要求市場定期提供數據并由此修補規則的延時監管形式，最終實現充分分析利用金融數據流通的實時監管。同時，將監管訴求從一味依賴于詳細、具體的規則，朝向依靠更高層級、更加寬泛的原則來設定監管對象行為標準的方向邁進，在規則監管與原則監管間取得再平衡。

為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層出不窮的新金融風險，應回歸金融監管的理論本源尋求監管的正當基礎及變革之道。中國金融法治的發展，必將是一場以數據為基礎的深刻變革。本文圍繞金融監管的數據基礎這一核心命題，提出了“DIKA”概念體系及三項基本原則。未來，應當推動金融法治理念朝向更多強調基于原則的持續監管進行轉型，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調適金融法與數據法之間的關系，在金融法制定當中積極回應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對金融監管變革的要求，探索形成以數據為基礎的中國特色金融監管范本。

（以上內容為文章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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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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