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沃爾特“怒斥”：美國已論為流氓國家｜GBA編譯

譯者按 ·2026·04·07

現實主義學派一代宗師沃爾特把今日美國直指為一個“流氓國家”：美國問題早已不是某位總統“風格粗魯”或某屆政府“政策失誤”那么簡單，而是這個曾長期以“秩序供給者”自居的大國，正在越來越公開地把實力、脅迫與交易邏輯置于規則、信譽與制度承諾之上。當一個依然強大、但愈發任性且缺乏自我約束的國家出現時，其他國家會如何調整自身行為？是制衡、追隨、操弄，還是去風險化、拖延應付、“潑臟水”？對于許多國家而言，核心問題已不再是如何分享美國領導下的秩序紅利，而是如何降低對美國的暴露度，減少被其國內政治失序、外交冒險主義和經濟脅迫外溢傷害的風險。

我們如今討論美國，也許不能再停留于“強大/衰落”“民主/威權”這類過于簡化的二元框架。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維持強大硬實力的同時，迅速流失其制度信譽、道義資本與戰略耐心；也完全可能在尚未真正衰落之前，就先讓世界開始為“去美國風險”做準備。從這個角度說，沃爾特這篇文章并不是危言聳聽，而更像是一份寫給美國人、同時也寫給所有美國盟友與伙伴的預警書：當霸權不再愿意自我克制時，世界終究會開始學習如何繞開它。

本文原載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題為“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 Rogue State: Here’s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n Do About It”，囿于篇幅，有所刪減，供讀者參考。

與大多數觀察人士——包括我本人——此前的預期相比，特朗普第二屆政府的破壞性、危害性和危險性都要大得多；而這場悲劇般無能的對伊戰爭，更是把這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所以，如今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不得不思考：該如何應對一個愈發失控的美國。你不妨設想一下：如果你是沙特阿拉伯、巴西、德國、印尼、尼日利亞、丹麥、澳大利亞等國的領導人，你會怎么做？

這正是問題棘手之處。美國依然十分強大，盡管如今它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例如方向錯誤的重商主義、對科學與學術界毫無理性的攻擊、對各類移民赤裸裸的敵意、進一步加深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浪費性的軍費開支以及長期性財政赤字等等——從長遠看會削弱其自身實力。然而，就眼下而言，其他國家仍不得不擔心，美國的力量可能被用來傷害它們，無論這種傷害是蓄意為之，還是無心之舉。

其次，正如我在別處已詳細論述過的那樣，美國如今的行事方式越來越像一個掠奪性的霸權國家，利用其數十年來積累起來的各種優勢地位，對盟友和對手一并加以盤剝。這種幾乎適用于所有對外關系的零和思維，表現為對大多數國際制度與國際規范的深刻敵視、刻意制造的反復無常，以及一種傾向：一方面以幾乎毫不掩飾的輕蔑態度對待其他國家領導人，另一方面卻期待他們大多做出帶有羞辱意味的順從與效忠之舉。隨著對伊戰爭的余波在中東地區乃至全球持續擴散，這一點也再次凸顯出來：這個政府要么根本不了解其行動將如何影響其他國家，要么就是根本不在乎。

這就引出了第三個問題：如今的美國外交政策，掌握在一批極其無能的官員手中，從總統本人往下皆是如此。國際影響力取決于很多因素，但其中一個關鍵前提，是其他國家相信：與自己打交道的那些人頭腦清醒、信息充足，而且總體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目前而言，特朗普政府高層中還有誰配得上這樣的評價嗎？在我看來，一個也沒有。外交政策本就是一項高度復雜的事務，沒有哪個政府能事事做對；但特朗普政府幾乎每周都在制造“烏龍球”，卻還一再堅持自己絕不會犯錯。

U.S. foreign policy is now in the hands of a remarkably incompetent set of officials, from the president on down…Conducting foreign policy is a difficult business, and no government gets everything right, but this administration commits own goals on a weekly basis while insisting that it is infallible.

更糟糕的是，即便特朗普離任，由一個立場截然不同的人接替，其中一些問題也未必容易得到糾正。美國外交政策機器的制度能力正在被不斷掏空：有經驗的文官體系成員陸續退休或遭到清退，其中也包括一些高級軍官；而他們要么沒有得到補充，要么被特朗普式的效忠者所取代。

與此同時，由于美國政治體制依然處于嚴重極化之中，其他國家還不得不擔心，美國政策鐘擺只會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擺動。美國人不是一次，而是兩次選出了特朗普，未來也完全可能再次選出一個類似的人物。面對這樣的現實，任何國家又怎能真正相信華盛頓今天作出的承諾——哪怕是在民主黨總統執政之下的承諾——會是可靠的呢？

歸根結底，世界其他國家未來至少三年（甚至更久）都將不得不面對一個依舊強大、很可能帶有掠奪性、且極端反復無常的美國。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么其他國家應當如何應對？當然，在思考這一問題時也必須看到，美國并不是唯一一個危險的掠食者；對于某些國家而言，更緊迫的威脅甚至可能就在周邊。

還是回到我最初的問題：如果由你來主導另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你會怎么做？

在我看來，主要有以下幾種選項。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首都華盛頓白宮發表講話（圖源：新華社）

制衡

Balancing

縱觀歷史，應對強大且危險國家的經典方式，就是對其進行制衡：要么依靠自身力量，要么與其他國家結成伙伴關系共同制衡，或者兩者并行。中俄的“無上限伙伴關系”（ no-limits partnership）、朝鮮在烏克蘭問題上對俄提供的支持、伊朗在中東扶植的代理人網絡，以及據稱俄羅斯正向伊朗提供的情報支持，都體現了這種傾向。

一些國家很可能還會采取一種變體，即“軟制衡”（soft balancing）——有意識地協調外交行動，以挫敗某個強國的目標。一個經典例子是，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在2002年協同決定反對聯合國安理會一項可能授權美國進攻伊拉克的決議。盡管這一做法未能說服布什政府放棄開戰，卻暴露了美國（和英國）在國際上的孤立處境，也提高了其最終不得不付出的政治代價。

歐洲針對特朗普威脅要從丹麥手中奪取格陵蘭島所作出的回應，則是另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這是一種協調一致的外交反應，旨在阻止一個強國采取某項不受歡迎的行動，盡管其中也帶有軍事層面的成分。所謂“軟制衡”，似乎也正是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今年1月所設想的路徑：他當時呼吁全球中等強國團結起來，構建互利關系，而這種關系不應依賴一個既不可靠又帶有掠奪性的美國所提供的合作。

特朗普政府押注，無論是“硬制衡”還是“軟制衡”，針對美國力量的努力都將是軟弱的、零散的，且難以產生實質性影響。他們也許有可能判斷正確，因為許多國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仍然不愿為對沖美國實力而采取代價高昂的行動；即便是“軟制衡”的嘗試，也同樣面臨巨大的集體行動難題。不過，這些障礙并非不可逾越，尤其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一味遷就美國只會招致其提出更多要求，或者其他國家開始認為，與美國保持緊密伙伴關系帶來的風險和負擔，已經超過了其作為資產的價值。

同時，我們也不要忽視另一種形式的制衡：一些國家若擔心美國可能對其發動攻擊，或害怕美國已不再是可靠的保護者，便可能會試圖通過獲取自身的核威懾能力來增強安全保障。對美國可靠性的憂慮，已經促使法國提出要將本國核威懾更廣泛地延伸至歐洲，而韓國、日本等國也再次開始認真思考是否需要擁有屬于自己的威懾力量。對伊戰爭，以及數名原本相對謹慎的伊朗領導人被清除，只會進一步增強那些人的立場——在他們看來，伊朗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當年沒有效仿朝鮮，在尚有機會時全力沖刺、盡快擁核。

2025年，金正恩視察一處生產核材料的設施（圖源：朝中社）

追隨

Bandwagoning

盡管大多數現實主義學者都認為，追隨一個強大而具有掠奪性的國家“搭車”而行，風險極高，因此并不常見，但仍有一些國家會把這視為自身的最佳選項。尤其是那些弱小且脆弱的國家，可能會得出結論：自己別無選擇，只能向美國靠攏，并寄望于最好的結果；而那些希望借助美國支持來推進自身修正主義目標的國家，也會樂于搭上這班車。

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較小的波斯灣國家，就是這種機會主義行為的明顯例子。這個類別還包括一些右翼領導人，如匈牙利的歐爾班（Viktor Orban）、阿根廷的米萊（Javier Milei）、法國的勒龐（Marine Le Pen），以及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他們將特朗普視為一位具有聲望和個人魅力的人物，認為他與自己一樣，都對自由民主以及許多全球規范抱有反感。包括特朗普在內，這些領導人都曾公開支持歐爾班在匈牙利艱難推進的連任競選，這一點并不令人意外。

不過，追隨一個反復無常且帶有掠奪性的美國，同樣并非沒有風險。首先，伊朗戰爭之類的政策慘敗、美國經濟表現疲弱，以及特朗普支持率跌入負值區間，正在損害“MAGA”這一政治品牌的吸引力，也可能使外國民粹主義者與美國保持密切關聯所能獲得的政治收益下降。

此外，這些領導人的民意支持，大多建立在將自己塑造成堅定民族主義者的形象之上；而這種定位，與長期對一個掠奪性外國強權表現出順從并不相容。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作為法國極右翼“國民聯盟”事實領袖的勒龐，近幾個月來已開始在一定程度上“遠離”特朗普。

政治操縱

Political Manipulation

那些選擇繼續與美國保持緊密對齊、并希望借助美國力量推進自身目標的國家，將會加倍努力，試圖把美國外交政策引向自己所偏好的方向。

內塔尼亞胡以及以色列游說集團中的一些關鍵組織，幫助說服特朗普發動了這場最新的戰爭；而據稱，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也在力促特朗普投入地面部隊。幾乎可以肯定，以色列和海灣國家將繼續游說白宮和國會，確保武器供應源源不斷；同時，只要特朗普仍在位，人們也完全可以預期，更多更露骨的權力尋租與利益輸送將持續上演——比如為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或特朗普集團安排新的商業交易之類。不過，對這些國家而言，對伊戰爭同樣蘊含風險：這場戰爭越是被視為一場“替他人而戰”的戰爭，一旦戰局不利，所引發的反噬風險就越大。

阿聯酋總統和到訪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進行交流（圖源：法國國際廣播集團）

多元化與去風險化

Diversifying and De-risking

當你面對的是一個不可靠的伙伴時，明智之舉就是降低對它的依賴，即便這樣做會付出一定代價。這一趨勢自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實施“對等關稅”以來已表現得相當明顯。此后，美國的貿易伙伴紛紛加緊行動，通過彼此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來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加拿大已經緩和了與中國的緊張關系，并與印尼、印度達成了新的貿易安排；歐盟也同樣與印度及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推進了類似合作。

拖延或“就是不答應”

Balking or “Just Say No”

任何為人父母者都知道，有時候，即便是非常弱小的一方，也可能通過頑固地拒絕配合對方要求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前提是他們賭定，強勢一方要么缺乏強制執行的意志，要么沒有足夠耐心去逼其就范。比如，當特朗普要求美國的北約盟友協助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時，這些盟友就沒有買賬：原因在于，他們在戰爭爆發前根本未被征詢意見，也沒有多少理由替特朗普收拾他自己制造的爛攤子，而且他們大概也希望，這場慘敗能讓華盛頓吸取一堂急需的教訓。

另一種做法則是，國家表面上假裝同意某項要求，但隨后在執行上故意拖拖拉拉，宣布出現意料之外的復雜情況，讓外界更難核實其是否履約，并盡可能把局面攪渾。這一策略的吸引力顯而易見：它既避免了與華盛頓公開攤牌，也避免了承擔完全照辦所帶來的全部代價。

過去，其他國家也曾對美國使用過這種策略。北約國家一再承諾增加國防開支，卻總是一次次未能達標；又如以色列曾承諾拆除部分定居點，但執行速度盡可能放慢，同時又在此期間修建新的定居點加以替代。據報道，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試圖確認，中國是否兌現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所作出的經濟承諾（我敢打賭，并沒有）。

世界之龐大、繁忙而復雜，即使像美國這樣極其強大的國家，也不可能事無巨細地追蹤其他國家過去曾答應做什么，并逐一判斷它們是否真正履行了承諾。

2026年迄今，約旦河西岸九個社區的近700名巴勒斯坦人因定居者襲擊而流離失所（圖源：聯合國官網）

讓美國聲名狼藉

Make the United States Look Bad

硬實力（hard power）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貨幣，但一個強國若被視為總體上有德、相對誠實可靠，并且至少在某些時候確實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它同樣會從中獲益。我的已故同事約瑟夫·奈（Joseph Nye）將這種品質稱為“軟實力”（soft power）：當其他國家覺得一個國家具有吸引力，而且大體上是善意的，這個國家就會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由此可見，美國的對手將不遺余力地損害其形象，把它描繪成一個自私、好戰、危險的國家——一個應當被拒斥、而非被贊賞和效仿的樣板。這一策略的一個衍生做法——中國已經實行了一段時間——就是盡量置身事外，任由美國繼續跌跌撞撞。正如拿破侖所言：當你的敵人在犯錯時，千萬不要打斷它。

而特朗普政府，簡直是在讓這一切變得輕而易舉。僅憑懷疑就吹噓在加勒比地區炸毀船只、協助暗殺外國領導人、粗暴對待移民和游客、對十多個國家實施旅行禁令、僅僅因為批評總統就對外國官員施加金融制裁、夸口說實力（power）才是唯一重要的東西、把關稅稅率上下折騰得像一只嗑了藥的沙鼠一樣亂跳、在完全不清楚后果將通向何方的情況下發動一場會波及全球經濟的戰爭——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

隨著美國的國際形象從一個“或許偶有失誤、但出發點尚可的全球性強國”，轉變為一個冷漠、殘酷、習慣性撒謊、且只顧自身利益的國家，即便是那些希望與華盛頓做生意的領導人，也會對與美國走得過近保持警惕。

各種反制美國的策略之間，實際上會彼此強化。越多國家開始采取制衡——無論是硬制衡還是軟制衡——其他國家也就越容易與美國拉開距離。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越是被認為“有害”，許多國家就越難繼續站在美國這一邊，而外國領導人通過頂住華盛頓壓力中獲得的政治收益也就越大。越多國家選擇抵制和拖延，其他國家也就越容易效仿；因為即便是超級大國，也無法同時追蹤每一個國家細微的抗命行為，更不可能一次性懲罰所有國家。

美國人應當從國際社會對華盛頓當前行為可能作出的這些反應中汲取的核心教訓是：一個強大國家最大的優勢，在于它擁有相當大的犯錯余地，并且在應對問題時擁有充足資源可供調動；但其劣勢在于，雖然有些國家會設法借用美國力量為己所用，另一些國家則會對這種力量心存憂慮，并尋找辦法對其加以馴服或約束。

正因如此，一個有遠見的大國會謹慎使用自身力量，在可能的情況下遵守廣為接受的國際規范，承認即便是親密盟友也有自己的利益盤算，并努力與他國構建能夠讓各方都受益的安排。維持硬實力的鐵拳固然重要，但給這只鐵拳套上一層天鵝絨手套，也同樣重要。過去75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在這方面做得還算不錯，并從中大獲其利；但其現任領導人卻正在迅速把這種智慧拋諸腦后。

正如我二十多年前就曾警告過的那樣：“如果美國最終加速了現有伙伴關系的瓦解，并催生出以遏制我們為目的的新安排，那么我們只能怪自己。

本文作者

Stephen M. Walt

美國權威國際關系學者、哈佛大學教授以及《外交政策》專欄作家。

本文譯者

覃筱靖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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