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局局長馬學亮受審時，拿提拔他的陳希同當擋箭牌，后來如何？

1985年冬天，北京的風已經有些刺骨。審判庭里，年過花甲的馬學亮被法警押上被告席，面對檢察官的訊問，他忽然抬起頭，說了一句：“我是陳希同提拔的。”現場一陣騷動，旁聽席上有人小聲嘀咕：“這算什么？拿原市長當擋箭牌？”

有意思的是，這句看似“壯膽”的話，并沒有為他換來任何轉機，反而讓這起原本就備受關注的案件，更加牽動人心。一個掌握城市煤氣、電力、自來水等命脈部門的局長，怎么會走到這一步？他和提拔他的領導之間，又究竟是什么關系？要搞清楚這些問題，還得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說起。

一、一張任命書，埋下了日后翻船的伏筆

1983年3月，北京市政府換屆，新一屆領導班子需要重新配備。彼時的北京，正處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關鍵階段，城市基礎設施滯后，煤氣供應緊張，自來水、電力問題也不少，市民意見集中，公用事業系統被視為“老大難”。

那一年，陳希同擔任北京市市長，年僅四十五歲左右，正是銳意進取的階段。要想把這攤子事理順，公用局局長的選人就格外重要。組織部門拿出的候選人名單里，多是有專業背景、資歷尚淺的技術干部，也有從部隊轉業、作風強硬卻缺乏行業經驗的同志。

在這些人里，出身農村的馬學亮并不算出眾。他是1930年前后出生，只有中專學歷，從基層干起，在煤氣系統摸爬滾打多年，干過一線工人，也當過車間、科室負責人，到了八十年代初已五十多歲。檔案里，對他的評價是“熟悉業務”“作風樸實”“能吃苦耐勞”，文化程度不高，卻“接地氣”。

當時的干部選拔，帶著明顯的時代印記。一方面，要重用有知識、有專業能力的年輕人；另一方面，又強調“從群眾中來”，重視有基層經歷的老同志。馬學亮這種“老行業、老資格”的干部，很對決策層的胃口。加上他在系統內人緣不錯，被認為不會鬧亂子，市政府辦公廳在呈報名單時，把他的名字放在了靠前的位置。

據當時一些參與工作的人回憶，陳希同在討論時曾強調，公用局是“苦差事”，不能只看學歷，要看誰“愿意下去扛擔子”。就這樣，1983年，馬學亮被正式任命為北京市公用局局長。對他個人來說，這幾乎是職業生涯的頂點；對北京的公用系統而言，這張任命書則標志著一個新的權力中心正在形成。

不得不說，這個位置的誘惑并不小。公用局掌握著大批工程項目和預算資金，各區、各單位想要接煤氣、裝管線、搞配套建設，都離不開這個口子。權力一旦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如果監督機制跟不上，風險就不難想見。

二、名義上的“改革探索”，實質上的利益新通道

時間往前推一點。改革開放剛起步的時候，各行各業都在講“搞活”，煤氣系統也不例外。原先的大鍋飯、人浮于事，已經難以適應城市建設的節奏。于是，一些基層單位開始打起“企業化運作”的主意。

管網所，隸屬于北京市煤氣公司，是負責鋪設和維護管道的技術部門。八十年代初，城市建設加快，新小區、新企業紛紛上馬，煤氣管道工程越來越多。管網所的人手、設備卻有限，既干施工，又管維護，忙得不可開交，內部管理也比較混亂。

就在這種背景下，管網所提出了一個設想：在原有單位基礎上，掛靠成立一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新企業，用企業方式來接工程、多掙錢，既提高效率，又解決職工福利問題。報告里寫得冠冕堂皇，說是“響應改革號召”“為國家減輕負擔”“調動職工積極性”。

事實上，這個所謂的新企業，是典型的“三無單位”：無資金、無正式編制人員、無固定廠房。它既不是完全脫離煤氣公司的社會企業，也不是正常意義上的內部科室，而是披著“公司”外衣的掛靠實體。更關鍵的是，它打算繼續打著原單位的牌子干活，比如對外簽合同，仍然以“某某煤氣公司”名義出面。

這就相當于，在國家公用事業系統內部，悄悄開了一扇窗，把本來屬于公共資源的工程和利潤，導入一個半獨立、半隱蔽的“小金庫”。如果控制不好，這扇窗就很容易變成利益輸送的暗道。

報告很快送到了公用局局長辦公室。馬學亮拿著材料，看了又看，一時沒有表態。他當然看得出，這里有問題：沒有資產、沒有公開招標，一張紙就想成立“公司”，還要占著原單位的牌號。這在當時并非孤例，但尺度怎么把握，局長一句話就能決定。

他沒有急著批，也沒有當場駁回，而是把報告暫壓案頭。有人后來回憶，這種“先不批也不退”的態度，在當時其實是給自己留下“回旋余地”：將來不同風向，可以往前推，也可以抽身退。

不過，正是這一點曖昧，為黃玉乾、梁國安等人的下一步動作，提供了空間。

三、糖衣炮彈慢慢攻城：從請吃喝到“名譽董事長”

在管網所的設想里，這家新企業的具體操盤者，就是黃玉乾和梁國安。這兩人一個是業務骨干，一個是施工一線的負責人，手里都有不少工程資源。成立“公司”，表面是為單位搞創收，實際上他們都清楚，若能把這個平臺掌握在自己手里，往后就是一本“生意經”。

但問題卡在公用局這一關。馬學亮不批，方案就落不了地。于是，如何“做工作”，就成了黃、梁最費心的事。有意思的是，他們并沒有一上來就送大錢、大物，而是用了一套當時十分常見的辦法：請吃飯、送小禮，慢慢拉關系。

起初，只是以工作名義匯報情況，順便在附近飯館吃個便飯。菜不算豐盛，但酒是必不可少的。推杯換盞間，說的是工程安排、職工情緒，其實在試探局長的態度。馬學亮出身普通，早年苦日子沒少過，按理對這種場面并不陌生。關鍵在于，他剛上任，手里權力驟然放大，耳邊夸贊聲又不斷，心態難免起變化。

過了一段時間，小禮物開始出現。節前一包煙、一瓶酒，中秋一盒“月餅”。黃玉乾笑著說：“馬局，都是兄弟們的一點心意。”馬學亮嘴上推辭：“以后別這樣。”可禮物還是留在了抽屜里。一步一松，一次一次突破心理防線，糖衣炮彈的“甜味”，往往就是這么滲進去的。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他們談起“公司名稱”的那次談話。黃、梁等人提出，希望新企業掛靠煤氣公司，對外注冊一個響亮的名字，更方便接工程。馬學亮聽著，沉默了片刻，提出兩點要求。

第一個要求，是公司名字要改為“和平煤氣工程公司”。“和平”兩個字，既顯得大氣，又不至于太扎眼。當時，北京有不少單位喜歡用類似詞匯，聽上去穩妥中性。

第二個要求，更見玄妙：他要擔任這個公司的“名譽董事長”。名譽二字，看似不沾錢、不沾具體經營，卻天然帶著一種“保護傘”性質。黃玉乾他們心里明白，局長肯出這個名字，就等于從制度門口給他們批了一個“免檢通行證”。

“馬局，您當名譽董事長，那是我們公司的福氣啊。”有人半真半假地恭維。馬學亮笑了笑，沒有再說什么。

從那一刻起，權力與利益之間，不再只是模糊的灰色地帶，而是形成了一個清晰的紐帶：上面有人罩，下面有人干，工程和利潤自然就有了歸屬。

和平煤氣工程公司很快掛牌，表面上“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實際上人、財、物都緊緊依附在公用局和煤氣公司系統里。施工隊、設備從老單位調，用的是公共資源；工程項目，多半通過公用局的關系獲得，帶有天然壟斷色彩。

名義上的“企業化改革”，一步步變成少數人“內部消化”公共利益的工具。馬學亮作為局長，又是“名譽董事長”，在關鍵審批、工程分配上，時不時開一張“條子”，說句話，該公司的路就越走越寬。

四、賬本翻開，權力鏈條上的每一環都藏不住了

和平公司成立后，很快就嘗到了“甜頭”。在馬學亮的庇護下，他們承接了多項煤氣管道工程，有些是改建，有些是新建，涉及金額不小。賬面上看，是公司盈利，給職工發獎金、提高待遇、改善生活；實質上，很多利潤被層層截留，流向少數人的腰包。

那些年，工程款的結算不像后來這么規范，現金交易、簡單收條時有發生，留下了不少空子。黃玉乾、梁國安為了內部清算，也為了控制分配，在公司內部留下了比較完整的帳本。這些賬本，記錄了工程收入、成本支出，以及各種“額外費用”的去向。

所謂“額外費用”，包括請客吃飯、節日禮品，更包括向關鍵人物的“表示”。其中，給馬學亮的支出被分散在不同科目下，有的寫“招待費”，有的寫“辦公用品”，還有的干脆用“其他”一筆帶過。但只要把工程合同、資金流向和實際消費一一對應，就能看出蹊蹺。

事情出現轉機，是因為另一宗案件。1985年7月，朝陽區檢察院在偵辦田文和案時，意外發現和平煤氣工程公司與有關人員之間的經濟往來異常。順藤摸瓜，檢察機關調取了公司的財務賬冊和銀行流水。

這些本來只是在單位內部傳看的“賬本”，到了辦案人員手里，就成了一個個無法抹去的證據點。賄賂金額、時間、對象，雖然被刻意拆散，但依舊能拼成一條完整的鏈條。更麻煩的是，那些曾經的“飯局”、送禮場合，也可以通過證人證言、酒店記錄等方式被拼接還原。

在訊問過程中，檢察官攤開賬本，指著某一頁問：“這筆招待費，具體是哪些人參加？”面對一行行數字，相關人員心里都明白，遮掩的空間已經不大。

對于馬學亮來說，真正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和平公司負責人陸續供述的情況，把他在關鍵環節上的“默許”甚至“授意”暴露出來；另一方面，是實物證據的逐漸累積，讓他很難再用“記不清”“不清楚細節”來推脫。

在辦案機關反復釋法說理、強調“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之后，他的心理防線被不斷沖擊。不得不承認，在證據面前，再硬的嘴也會軟下來。

五、“我是陳希同提拔的”——擋箭牌沒擋住什么

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后，社會上對這起案件的關注度明顯上升。原因很簡單：公用局局長，不是一般人；煤氣工程，更是與千家萬戶都有關系。再加上改革開放初期，北京的反腐案件并不算多，這一案自然引人側目。

就在這個時候，馬學亮在一次訊問中，說出了那句流傳甚廣的話：“我是陳希同提拔的。”這句話的含義，很耐人尋味。

從字面看，是在強調自己的任職背景，有點想表明“不是小人物”；再往深里說，則有點試圖把責任往上層扯，希望辦案機關有所顧忌。試想一下，一個已經身陷囹圄的局長，忽然把提拔自己的市長搬出來，多少帶著一絲“撞線”的意味。

然而，辦案機關關心的是行為事實，而不是“誰提拔的”。干部任命是一回事，個人遵紀守法又是另一回事。用提拔人當“擋箭牌”，本身就說明他有意混淆組織信任和個人違法之間的界限。

在庭審階段，他又多次提到，自己是“執行改革精神”，是“支持企業搞活”，似乎一切問題都是“改革中出現的偏差”。但檢察方出示的證據顯示，他不僅為和平公司提供了制度庇護，而且收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在審核、批示、工程安排中，明知違規，仍然開綠燈，甚至主動支持。

有一點需要說明，陳希同在1983年擔任北京市市長時，確實簽署了包括公用局在內的多項任命，但這只是履行市長職責的正常程序。馬學亮后來的違紀違法，屬于個人選擇，與組織提拔的初衷背道而馳。

從審判結果看，法院并未因為這層關系而有任何動搖。權力鏈條再怎么復雜，案件的焦點還是回到一個核心：他作為國家干部，是否利用職務之便，進行以權謀私、收受賄賂、玩忽職守等行為，是否給國家和公共利益造成了損失。

六、鐵案落地：判決、曝光與震動

1985年年底，這起案件逐漸走向公開化。12月，《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重要報道，披露了涉及四級黨組織和有關負責人嚴重經濟問題的案件，其中就包括北京市公用局系統的部分情況。報道沒有刻意渲染情緒，而是用冷靜的筆觸，呈現案件的基本事實和處理原則。

這一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不小反響。一些老百姓在茶余飯后議論：“活該，該抓就得抓。”也有人感嘆：“公家單位居然能弄出這么多幺蛾子。”在單位內部，尤其是國營企業和行政機關，震動更明顯。有的職工直言：“原來上面也有人敢動。”

經過審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在1986年3月作出一審判決：以貪污罪、受賄罪、玩忽職守罪，數罪并罰，判處馬學亮有期徒刑六年，并沒收其非法所得。六年的刑期，在部分群眾看來似乎不算太重，但在當時的司法環境下，這樣的量刑已經傳遞出嚴格執法的信號。

判決書的重點不在于數字，而在于認定邏輯。法院認定，他利用公用局局長的職務便利，為和平公司在工程承攬、資金結算等方面提供關照，從中收受財物；在監管職責上嚴重失職，放任掛靠企業挖國家墻角，造成公共資產流失。這些事實，既有證人證言，也有會計賬冊、銀行憑證等客觀證據支撐。

不少干部在學習通報時，心里都頗有震動。以往，部分人對“以權謀私”抱有僥幸心理，覺得只要“注意一點分寸”，問題不大。馬學亮案敲打的是這種心態：哪怕是披著“改革”“搞活”外衣的操作，只要觸碰到公共利益和紀律底線，同樣要被追責。

值得一提的是，媒體的公開報道，使案件不再停留在內部通報層面，而是成為全社會的公共事件。這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經是一種明顯的變化：輿論不再只是簡單轉發表態，而是用事實報道，增強公眾對法治和制度的信心。

七、從和平公司這面鏡子，看制度的漏洞和拉扯

把目光重新拉回到和平煤氣工程公司，可以發現，這家“三無公司”的成長軌跡，很典型。理論上，它是為了解決職工混崗干活、收入偏低等問題，以“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方式，增加單位活力；實際操作中，它卻迅速演變成一套封閉的利益循環。

人從哪里來？從原單位抽調。設備從哪里來？從公用系統調用。工程從哪里來？靠局長批條子，靠部門內部協調。資金流呢？表面上進入公司賬戶，經過一番“成本”“費用”名義的分配之后，剩余部分被特定人群瓜分。

這種所謂的“企業化運作”，沒有公開的市場競爭，也缺乏第三方監督。公用局長既是審批者，又是“名譽董事長”，權力高度集中而缺乏制衡。只要有一批人達成默契，內部“黑箱”就能轉起來。

從制度角度看，這類掛靠企業的風險，在當時并非孤立現象。改革開放初期，各地都在探索事業單位企業化、加強創收的路徑。一些地方確實通過這種方式提高了效率、增加了收入；但在缺乏嚴格財務審計、權力透明運行的前提下，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所謂“系統內的小金庫”和內部人控制。

馬學亮案給人的提醒在于，不能把個人腐敗簡單歸結為“人品問題”。如果制度允許權力高度集中，資金流向不透明，尤其是把審批權、監管權和利益分配權集中在一個圈子里，“好人”也難免被裹挾，甚至主動參與。

有意思的是，當年一些替和平公司辯解的人，也打著“改革”的旗號，說什么“沒有闖就沒有新路”“不闖怎么知道對錯”。這話本身有一定道理，但關鍵在于闖的是哪一道門。如果把公共利益當成試驗田，把規章制度當成可以隨意變通的“參考意見”，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借改革之名行謀利之實。

八、偵查與審訊背后：坦白從寬并非一句空話

在案件偵破過程中，檢察機關并沒有急于求成，而是從外圍入手，逐步收緊證據圈。黃玉乾、梁國安的賬本，是突破口之一。賬本按時間順序記載了工程收入與支出，雖然對敏感支出用了含糊字眼，卻難以抹去資金流向。

結合銀行流水、工程合同，辦案人員對每一筆大額支出都進行分析。有些項目看似合理，實則金額偏高；有些看似普通招待費，實則對應的是重要節前“拜訪”。通過與證人證言相互印證，一層層剝開，鏈條越來越清晰。

對涉案人員的訊問，也是循序漸進。先問事實，再問動機；先從小問題入手，逐步逼近核心。辦案人員多次強調黨的政策和法律規定，明確指出，如實交代問題可以依法從寬處理，負隅頑抗則必然從嚴。長期在體制內工作的干部，對這種政策導向極為敏感。

可以想象，在漫長的訊問過程中，有人反復猶豫，有人試圖掩飾，有人則在精神壓力下選擇了交代。馬學亮一開始也試圖“選擇性回答”，把部分行為說成“工作失誤”，把自己的角色弱化。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擺出來，這種遮掩越來越站不住腳。

在這里，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是一句空洞口號，而是在量刑過程中體現出具體差別。誰先交代、誰如實交代、誰主動退贓，這些因素，都會被寫進卷宗，成為法院判斷悔罪態度和社會危害程度的重要參考。

從偵查角度看，這起案件也反映出當時紀檢、檢察、公安之間逐步形成的協同機制。線索發現于一案，卻牽出另一案；地方檢察機關與市里、中央的有關部門配合，讓案件得以在相對較短時間內完成偵查、起訴和審判。對八十年代中期的司法實踐來講，這種協同已經算是比較高效。

九、人物背后的軌跡：從“苦日子”到權力失守

把案件放在更長的時間軸上看，馬學亮的變化，并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一個農村出身的孩子，靠讀中專、進工廠，一步一步走到局長位置，按常理講，應當更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政治生命。

他早年的表現，確實也算得上“本分”。在車間時，能跟工人一起干活，不怕臟不怕累；當上科室負責人后，敢跟上級據理力爭，維護一線利益。這些品質，讓他得到不少同事的肯定。

轉折點在于，權力尺度發生了質變。局長這個位置，意味著幾十億、上百億資產的使用權、審批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與普通干部相比，他接觸的飯局、應酬、拍馬屁，也成倍增加。原先習慣的樸素生活方式，面對源源不斷的誘惑，很容易悄然變化。

還有一個微妙因素，不能忽略。很多同齡人，在八十年代初已經通過各式渠道提高家庭收入，有人下海經商，有人搞承包創收，而體制內工資又漲得不快。這種橫向比較，往往會在干部心里埋下一種不平衡感：“我這么辛苦，憑什么收入不如他們？”在這種心態驅動下，一些人開始給自己的違規行為找理由：“拿一點問題不大”“大家都這樣”。

當然，再多外因，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走到違法犯罪這一步，是他自己做出的選擇。每一次收禮、每一次默許、每一次為自己謀求“名譽董事長”的頭銜，都是向錯誤方向邁出的一小步。小步累積，多年下來，就變成難以回頭的大錯。

十、媒體曝光與社會心理：權力需要被看見

這起案件的另一層意義，在于媒體公開報道引發的社會效應。1985年《人民日報》的那篇報道，雖然篇幅不算太長，卻起到了兩個作用。

一是讓公眾看到，嚴肅查處經濟案件，不是“內部關門處理”，而是要接受社會監督。案件細節不可能全部公開，但基本案情、處理決定、涉及的教訓，都有必要告訴社會。這種信息公開，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內部人護內部人”的懷疑。

二是讓領導干部看到，權力行使并不是完全在“簾子后面”進行，而是有可能被放到陽光下接受檢查。尤其在八十年代中期，媒體逐步恢復和強化監督職能，個別有影響的報道，不僅能改變社會觀感，還能推動制度小步調整。

某種意義上說，馬學亮案成了一個標本。通過它，社會看清了公用事業系統中存在的監管空白和利益鏈條；通過它，干部隊伍也感受到了組織在面對腐敗問題時的決心。對很多四五十歲的讀者來說，那段時間的報紙、內部學習材料，至今仍有印象。

十一、從權力和利益的錯位，看制度如何補課

把這個案件放到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去看，會發現，它暴露的不僅是個別干部的貪婪，還有制度層面的錯位。

公用局這樣的重要部門，掌握著城市基礎設施的命脈，其權力本質上是公共權力。本來應該通過預算制度、審計監督、人大監督等多重機制，確保權力在規矩里運行。但在當時，很多機制還在探索中，權力流轉的透明度有限，尤其在工程承攬、下屬企業“搞活”方面，制度籠子編得還不夠緊。

和平公司的模式，就是在這種縫隙里長出來的。它以“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為講法，卻沒有真正獨立的產權和開放的市場競爭；它把公共工程當成“自己人”的資源，又缺乏有效的審計追蹤。這種結構，一開始就帶著高風險。

從后來制度調整的方向看，教訓是被認真吸取了。對類似部門，逐步加強工程招投標、預算公開、審計審查，下屬企業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界限，也一點點劃清。特別是對部門一把手的監督，更加重視財務公開、重大項目集體決策，而不是“一個人說了算”。

也可以看出一個規律：當權力和經濟利益高度交織時，不能只寄希望于領導干部的“自覺”，必須把監督內嵌到制度里。審計要跟上，紀檢要跟上，財政、銀行體系的監管也要跟上。只要公共資金的流向清楚、公開，就很難形成那種密不透風的“小圈子利益系統”。

十二、尾聲：擋箭牌擋不住責任，權力終究要對歷史交代

1986年宣判之后，馬學亮從一個手握實權的局長，變成服刑人員。他曾經在法庭上提到“自己是改革的支持者”“是陳希同提拔的”，這些話最終都沒有改變任何法律后果。

對他個人而言，這是一段沉重的結局；對當時的北京乃至更大范圍而言，這起案件則像一面鏡子，把改革開放初期權力運行中的一些陰影照了出來。尤其是那句“我是陳希同提拔的”，在許多人耳邊回響許久。因為它提醒人們，組織的信任本身也是一種資源，一旦被濫用，損害的不只是個人前途，還有制度的公信力。

和平煤氣工程公司的興衰，公用局內部利益鏈條的暴露，媒體的報道以及司法的回應，共同構成了這起案件的完整畫面。從任命那一刻起，到審判落槌，每一個環節都有其時代背景，也都有其必然邏輯。

權力不是擋箭牌，更不是護身符。一旦離開制度的約束，任由人情、利益牽著走，再漂亮的履歷、再體面的頭銜，最終都難逃歷史賬本的清算。對那一代親歷者來說，這起案件留下的記憶，也許已經有些模糊，但其中的某些細節，仍然值得靜下心來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