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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烈怡,1916年出生,福建福鼎縣前岐人。
前岐地處閩浙邊境。20世紀30年代初期,閩東黨組織就在這里創建蘇區,培養了一大批黨的地方領導干部。他們中有不少人為革命獻出了生命。據統計,福鼎縣縣級以上干部的烈士共24人,其中前岐就有16人。
1935年王烈怡小學畢業后,進入福州第四中學學習了兩年。1938年,他回到前岐鳳桐小學任教,并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王烈怡性格耿直,嫉惡如仇。該校董事會董事——王烈怡的舅父,貪污學校的經費,王烈怡就公開在師生面前指責舅父。事后,王烈怡的母親責怪兒子無情無義。王烈怡說:“舅父干壞事,怎么能不批評呢?”
1938年12月,中共浙南特委選派王烈怡、歐陽寬和王烈評等10名青年黨員干部沖破國民黨重重關卡,赴安徽省涇縣新四軍軍部教導隊學習。
他們在教導隊第二大隊訓練了6個月,學習了社會發展史、帝國主義侵華史、《論持久戰》和游擊戰術等政治軍事的理論知識。學習期間還聆聽了周恩來、葉挺和粟裕等人的教誨。經過這段時間的學習,王烈怡更加成熟了。
1939年7月,浙南特委指派王烈怡任泰順縣委青年部長。他在泰順縣委的領導下獨當一面。隨后,泰順縣委又派他同武工組組員葉兆多到泰平區、泰東北區一帶恢復發展黨組織。
教師出身的他工作很有魄力,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很有說服力。王烈怡還特別善于做知識分子的工作。他到珊溪了解情況以后,決定先去接近壤山小學的林云和林玉清兩位老師。
這一老一小兩位老師家境清寒、生活艱苦,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非常反感。兩人經王烈怡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引導教育,很快接近黨,成了黨的重要骨干。
王烈怡的工作方法靈活機動。他發現貧苦知識分子毛曉通(原名毛書求,入黨后化名毛志忠)是個有民族氣節、富有反抗精神的好苗子。但毛家邊上房子多,住戶雜,怕暴露。王烈怡就利用傳教名義,扮作傳教士去他家接觸。
經過一番艱苦細致的工作,他終于說服毛曉通,使他成為黨的忠實黨員。當毛曉通提出不再信教時,王烈怡卻制止說:“我們思想上可以不信教,但表面還是要信。這樣就為我們黨宣傳、集會創造了方便的條件。”
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工作,王烈怡在反動據點——珊溪、東灣坑的周圍地區發動了群眾,重新建立了黨的組織。
國民黨頑固派發現珊溪周圍又有共產黨組織的活動,就派兵“進剿”。王烈怡只好帶著已公開身份的同志被迫隱入深山與之展開斗爭。
在山上,由于國民黨頑固派部隊的連日“清剿”,糧食接濟不上,他們只得挖野菜來充饑。偶爾弄到一點“東洋參”(番薯絲)、“金絲湯”(南瓜湯)等較好的食物,王烈怡總是讓別人吃,自己則吃野菜、樹皮充饑。
當有些同志憋不住氣要硬拼時,王烈怡相當理智地要求那些同志放棄雞蛋碰石頭的幼稚做法,面對壓頂而來的暴風雨先避一避,并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頑固派眼下盡管不可一世,但兔子尾巴終究長不了。他對形勢正確的分析,使同志們克服了急躁情緒,堅持下來,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
情況好轉后,王烈怡又帶領其他同志回到村子里同頑固派展開更巧妙的斗爭,使泰順東北區黨組織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為搞好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王烈怡還不斷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敵區,爭取上層人物。國民黨泗溪頭村保長林玉卿就是經他深明大義的引導,并被他拳拳愛國之心所感動,逐漸向共產黨靠攏,轉變為抗日民主人士的,最后還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1年5月,王烈怡穿著一件對襟白布衫,同泰順縣委工作人員葉岳銘一道從縣委機關回泰東北區。
老奸巨猾的朱家田注意到王烈怡一只手伸不直,就走過來拉了一下。“啪”的一聲,王烈怡的手槍從腋下掉到地上。國民黨自衛隊見狀如臨大敵,急忙撲上去,把王烈怡、葉岳銘兩人捆綁起來,并帶到珊溪審訊。
在珊溪監獄里,自衛隊對他施行了慘無人道的酷刑,殘忍地剝去他的手指甲。他硬生生承受了十指連心的痛苦,毫不動搖對黨的忠誠。
這一天,在縣公堂,兩排士兵分列兩邊,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殺氣騰騰。王烈怡和葉岳銘昂首挺胸、大義凜然,站在廳堂中央。
1941年冬,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在緬懷王烈怡等一批浙南烈士紀念冊的封面上題了一首詩:“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念我烈士,萬古美名!”以示悼念。王烈怡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20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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