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案鑒 | 完善文物保護行政公益訴訟調查取證措施探索

完善文物保護行政公益訴訟

調查取證措施探索*

李艷濤

河北省大名縣人民檢察院

黨組書記、檢察長

三級高級檢察官

甘文霄

河北政法職業學院應用法律系副教授

摘 要：在文物群落保護案件辦理中，針對調查取證協同不暢、科技轉化不足、專業認定困難、程序規范缺失等難點，構建靶向協同取證機制，整合多方力量打破協作壁壘；打造技術性證據閉環，規范取證、存證與轉化流程；嵌入專業標準，依托專家庫與專項規范提升證據效力；強化程序規范保障，明確操作細則。通過細化操作流程、厘清責任邊界，形成可復制的實操指引，為同類案件調查取證提供高效解決方案。

關鍵詞：檢察公益訴訟 文物保護 調查取證

全文

調查取證作為檢察公益訴訟案件辦理的基礎環節，是核實公益受損事實、明確責任主體、推動問題整改的關鍵支撐。河北省大名縣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大名縣院”）在辦理文物群落保護公益訴訟案件中通過構建線索摸排、精準核查、協同整改、長效管護的全鏈條解決路徑，細化具體操作流程與責任邊界，形成了一套完整實操經驗，推動實現了文物保護與文旅開發的良性循環。

一、基本案情及辦案過程

2025年2月，最高檢部署大運河沿線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公益訴訟監督活動（簡稱大運河 “三名”保護）。大名府古城肇始于春秋衛國時期，現存208處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國家級4處、省級8處，是大運河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價值。大名縣院在開展大運河“三名”保護監督活動中發現，古城墻、原大名縣市政府舊址等23處文物保護單位（以下簡稱“文保單位”）存在不同程度的保護缺位問題，同時收到“益心為公”志愿者提供的違法線索，涉及墻體坍塌、構件損毀、未劃定保護范圍、周邊環境破壞等情形，文物安全面臨嚴重損毀風險，社會公共利益受損明顯。

經查，23處文保單位構成連片文物群落，調查范圍廣、涉及主體多，需系統性核查整體保護狀況。大名縣院發揮公益訴訟檢察職能，組建科技取證專項小組，運用無人機航拍實現23處文保單位全覆蓋拍攝，固定文保單位現狀的關鍵證據 ；同時委托專業鑒定機構對文保單位受損情況進行評估。經全面查清案件事實、夯實證據基礎后，明確了行政機關在文物保護規劃制定、日常監管履職、專項資金使用等方面存在的監管缺位問題。

據此，大名縣院向負有主要監管職責的大名縣文廣旅局制發檢察建議，要求其牽頭開展專項整改、爭取修復資金、建立長效保護機制。行政機關高度重視，牽頭協調多部門爭取財政專項資金2180萬元，對受損文物進行系統性修繕，安裝智能監控設備18套，建立由文保、公安、財政、消防等部門參與的協同保護機制，實現了文物保護與文旅開發的良性循環。2025年12月16日，大名府古城被評為國家4A級景區；2026年1月8日，大名宋府文化旅游街區被評為河北省旅游休閑街區。

二、文物保護行政公益訴訟的辦案難點及破解路徑

作為典型的文物群落保護行政公益訴訟案件，調查取證的難點集中體現在實際操作層面。檢察機關立足職能，精準定位癥結，形成全鏈條破解方案。

（一）解決取證機制梗阻問題，構建靶向協同機制

涉多部門監管的文物群落存在顯著的信息壁壘，文旅部門未提供完整文保單位監管臺賬，自然資源部門延遲移交保護范圍規劃圖紙，屬地政府缺乏全面的文保單位信息，導致調查初期難以精準掌握文物保護現狀與監管責任劃分。對此，建立文書送達、責任告知、考核倒逼協同模式，檢察機關向相關部門制發《協助調查通知書》時，同步附上詳細證據清單、法定責任告知書及配合時限要求，明確告知拒不配合將依據《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通報上級主管機關，并納入法治政府建設考核。通過該模式，文旅、自然資源、名城管委會等部門3日內即提交全部所需材料。

（二）解決線索證據瑕疵，強化調查取證主導權

“益心為公”志愿者提供的影像資料線索往往未標注時間、地點，缺乏參照物輔助判斷損害程度，存在證據合法性與關聯性瑕疵，無法直接作為有效證據使用。對此，規范志愿者參與邊界，限定其從事線索提供、現場指認、拍照等輔助工作，明確影像資料需包含文物本體、固定參照物和時間水印，視頻拍攝連續不少于3分鐘，由檢察機關審核固定證據合法性，避免程序違法風險。本案中，志愿者按規范補充的3組影像資料均被采納為有效證據。

（三）解決科技取證表層化問題，打造科技證據閉環

23處文保單位分布于古城全域，部分區域交通不便、地形復雜，人工勘驗存在覆蓋不全、效率低下、安全風險高等問題。初期無人機航拍因未提前報備飛行計劃，未記錄經緯度等關鍵參數，影像資料險些因程序瑕疵喪失證據效力。對此，我們制定科技裝備實操規范，無人機航拍前3日向空域管理部門報備飛行計劃，飛行時同步記錄經緯度、高度、風速等參數，采用全景覆蓋、重點聚焦的模式分區域、分批次拍攝， 2天內完成23處文保單位全覆蓋調查；配備便攜式加密存儲設備，高清掃描數據實時加密保存，原始文件與備份文件分開保管并由兩名干警簽字確認。

（四）解決證據轉化缺乏法定支撐問題，規范全流程轉化

在文物損壞程度調查取證中，高清掃描獲取的構件損毀數據缺乏規范的存儲與轉化流程，與法定證據種類的對應關系不明確，面臨質證不被采信的風險，科技手段的取證效能未充分釋放。對此，建立科技證據轉化流程，將無人機航拍影像、智能監控數據歸入 “視聽資料”，航拍影像拍攝完成后72小時內完成標注，注明拍攝時間、地點、操作人員；結合專家分析意見形成《文物現狀調查報告》，實現科技數據與法定證據的有效銜接。

（五）解決專業認定標準支持不足問題，強化細節及關聯論證

文物群落損害成因具有復雜性，部分墻體坍塌涉及自然老化、人為破壞、保護不當等多重因素，難以僅憑視覺判斷與行政監管缺位的因果關系。23處文保單位保護級別不同、損毀類型各異，缺乏統一的損害程度評估標準，而實踐中，此類專門性問題的認定缺乏統一操作規范，直接影響公益損害的精準判定。公益損失核算缺乏規范方法， 行政機關初期提出的1000萬元修復預算與專家評估的2180萬元存在顯著差距，直接影響檢察建議的精準性與可操作性。

嵌入專業認定標準，強化關聯性論證。一是構建專業化支撐體系，聯合本地文物局、高校古建筑保護專業組建“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專家庫”，隨機抽取3名專家組成評估小組全程參與調查取證。專家小組制定《文物受損程度評估指標》，將損害程度劃分為5個等級，明確自然老化占比≤ 30%即認定與監管缺位存在直接關聯的判斷標準，為因果關系認定提供專業依據。二是細化專業取證規范，針對古建筑、碑刻等不同類型文物制定標準：墻體坍塌需拍攝整體坍塌情況、局部破損細節和周邊環境，記錄坍塌面積、位置坐標與深度；木質構件需拍攝腐朽部位、測量腐朽范圍并收集環境溫濕度數據；統一使用“文物本體”“建設控制地帶”等專業術語，避免表述模糊。三是規范公益損失核算方法，參考《文物建筑保護工程預算定額（北方地區）》，結合保護級別、損害程度、修復難度系數制定核算公式，最終核算修復費用2180萬元，為檢察建議明確資金需求提供堅實支撐。

（六）解決程序規范不健全問題，強化證據合法性

調查初期存在程序瑕疵：向行政機關調取證據時未出具完整《調取證據通知書》，詢問古城墻周邊居民時未明確告知其權利義務，導致部分居民拒絕配合。同時，不同類型文物的取證流程缺乏統一規范，如木質構件腐朽取證未記錄環境溫濕度參數，墻體坍塌取證未測量坍塌范圍與深度，影響證據證明力 ；整改后缺乏明確比對標準，證據鏈驗證修復成效無章可循，進一步加劇了證據證明力的論證難度。

完善程序保障機制，確保證據合法性。一是規范基礎調查程序，嚴格執行權利告知、文書完備的要求，向被調查對象送達《調查取證權利義務告知書》與《調取證據通知書》，明確調查依據、取證范圍及陳述權、異議權。二是建立全流程留痕規范，制定《調查取證臺賬》，詳細記錄取證時間、地點、人員、方式及證據信息；對關鍵環節同步錄音錄像，資料完整保存不得剪輯，有效回應程序合法性質疑。三是構建整改比對標準體系，建立整改前取證、整改中監督、整改后評估三階段辦案機制，采用同一拍攝角度、測量標準、評估方法進行比對，運用無人機航拍影像疊加技術形成可視化整改成效對比報告，直觀證明行政機關履職成效。

三、文物群落保護行政公益訴訟調查取證制度優化啟示

大名府古城文物保護案的成功辦理，不僅通過靶向協同、科技賦能、專業支撐、程序規范的全流程實踐破解了調查取證實操難題，更折射出當前文物群落保護行政公益訴訟調查取證制度的完善方向。

（一）筑牢制度根基，強化規則供給

立法完善是破解取證困境的根本保障，要聚焦文物群落保護特殊性，填補規則空白。一是細化公益訴訟核心條款，在《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等配套法規中明確文物群落保護公益訴訟的調查取證程序、舉證責任分配標準，針對跨部門取證協調等爭議問題，明確檢察機關調查權限邊界與配合義務主體法律責任。參考大名府案協助調查通知書、責任告知的實踐經驗，立法明確行政機關拒不配合調查的懲戒措施，例如對責任單位處以罰款、對相關責任人員予以問責，為公益訴訟調查取證工作的剛性推進提供堅實法律依據。二是健全預防性取證制度，增設文物群落預防性保護條款，賦予檢察機關對重大風險項目的預防性調查權，提前介入固定證據，避免不可逆損害發生后取證被動。三是建立公益修復資金保障條款，明確資金來源，包括侵權賠償款、財政專項撥款等，將資金使用與調查取證中的修復方案論證、整改成效評估直接掛鉤，為專業取證與修復驗證提供資金支撐，有效防止文物因時間、環境、使用等因素的損壞。

（二）構建取證機制，提升取證效能

機制創新是提升調查取證質效的關鍵抓手，需立足協同、科技、專業、程序四大實踐維度優化升級。一是在協同取證機制方面，推廣文書送達、責任告知、考核倒逼模式，將行政機關配合取證情況納入法治政府建設考核體系，明確協助調查通知書、證據清單、限期反饋標準化流程。細化“益心為公”志愿者參與規則，出臺全國統一的《志愿者輔助公益訴訟方法指引》，明確志愿者輔助工作邊界，規范影像拍攝實操要求，設立檢察機關審核把關程序，防范證據效力風險。二是在科技證據應用機制上，總結無人機航拍及區塊鏈存證經驗，制定科技取證規范，明確無人機飛行報備、參數記錄、數據存儲流程，建立科技證據與法定證據種類對應目錄，將區塊鏈存證的哈希值驗證、時間戳認定納入采信規則，確保科技證據合法、真實、有效。三是在專業認定機制上，聯合文物主管部門和高校制定《文物保護公益訴訟調查取證專業標準》，分類明確古建筑、古遺址等不同類型文物的取證流程和損害程度評估指標，參考該案專家制定的“自然老化占比≤30%即認定監管關聯”標準，細化因果關系認定的專業依據。健全專家輔助機制，明確專家庫組建、選聘程序及意見出具規則，并將專家意見納入法定證據采信體系。四是在程序保障機制上，規范基礎調查程序，明確權利告知、文書出具、錄音錄像等操作要求，建立整改前取證、整改中監督、整改后評估三階段取證比對制度，統一拍攝角度、測量標準，確保整改成效可驗證，解決該案初期整改評估無章可循的問題。

（三）強化支撐能力，夯實履職基礎

堅實的保障體系是調查取證工作順利開展的重要支撐，需從人才、技術、考核三方面發力。一是加強復合型人才培養，建立檢察系統與文物部門的人才交流機制，選派檢察官到文物保護機構掛職鍛煉，邀請文物專家開展常態化專業培訓，重點提升干警對文物損害識別、專業證據審查的能力，打造類似該案“檢察官 + 專家”的專業化辦案團隊。二是加大技術裝備投入，將文物公益訴訟調查取證經費納入財政專項預算，為基層檢察機關配備無人機、高清掃描、區塊鏈存證等專業設備。建立國家級文物保護公益訴訟技術支持中心，為偏遠地區案件提供遠程技術協助，提升科技取證的覆蓋面與精準度。三是完善數據分析指導，將公益訴訟調查取證質效納入檢察機關大數據分析體系，重點觀察協同取證效率、科技證據轉化質量、專業認定準確性等指標，引導檢察機關主動履職，科學履職，提升調查取證專業化水平。

（四）凝聚共治合力，營造良好氛圍

文物保護的公益性決定了調查取證工作需要社會力量廣泛參與，需構建多元共治格局。一是強化普法宣傳引導，通過發布典型案例、開展法治講座、多媒介宣傳等形式，向公眾普及文物群落保護的法律規定與公益訴訟調查取證的重要意義，提升公眾對調查取證工作的理解與配合度。二是規范社會力量參與機制，除優化志愿者參與規則外，鼓勵社會組織、高校科研機構參與文物損害監測、專業評估等輔助工作，構建“檢察機關+行政機關+社會力量”的多元共治格局，拓寬取證線索來源與專業支撐渠道。三是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借鑒國際先進的文物保護取證技術與制度經驗，結合我國文物群落“活態保護”特點，完善調查取證標準與流程，提升文物群落保護公益訴訟的國際化水平。

總的來說，加強社會治理、實現社會善治是檢察機關的內在職責。公益訴訟是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徑，其調查取證措施完善程度關乎公益訴訟制度實施效果。辦理文物保護行政公益訴訟案件時，面臨協同不暢、科技不足、專業欠缺、強制力弱等困境，檢察機關以檢察智慧取得調查取證實踐成效。在“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理念指引下，通過立法筑牢規則根基、機制提升協同效能、保障強化履職能力、社會凝聚共治合力，推動調查取證從“經驗驅動”轉變為“制度驅動”，為文物群落保護提供司法保障，助力歷史文脈傳承延續。

*本文為 2025 年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應用理論研究立項課題“完善公益訴訟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措施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刊登于《中國檢察官》雜志2026年1月（經典案例版）

（圖文來源于“中國檢查官”，侵刪）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文物平安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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