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以來多數(shù)帝國官僚，達不到馮道的道德水平｜文史宴

因為微信推薦機制的更改

如果您喜歡敝號

請進入敝號頁面點亮“星標”

這樣不會錯過好文推薦

一句話總結(jié)：馮道“無恥圓滑”的歷史形象，主要是后來的宋儒們建構(gòu)，實際上在五代人的眼里，馮道的道德節(jié)操是公認很高的。

宋初薛居正監(jiān)修《舊五代史》，這個人在《太平年》里也出過場。他是后梁時生人，歷仕五代中的四個王朝，還頗有中古儒生的老派精神、同情之理解。他評論馮道，總結(jié)說：“（馮）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風(fēng)；（馮）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禮”。馮道的道德名聲播于鄰國，成為《太平年》里耶律德光-馮道“大叔CP”的歷史原型。

《舊五代史》：（馮道）將達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殊俗也如此。

所謂馮道有古人之風(fēng)，是說他早年寒素時，能節(jié)制欲望、不汲汲于富貴，后來在高位有了能力，能真金白銀救助弱者（“道在常山，見有中國士女為契丹所俘者，出橐裝以贖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后相次訪其家以歸之”）。所謂馮道得大臣之禮，是說他為相時的治理以不折騰地方著稱，史稱“在相位二十馀年，以持重鎮(zhèn)俗為己任，未嘗以片簡擾于諸侯”。

為政清凈是舊史書對治理者的極高評價，為喜歡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時代觀眾所難以理解。實際上，集中力量可以辦大事，也可能辦錯事，在君權(quán)過重的秦制帝國尤其如此。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宋朝王安石搞青苗法，本意是給有需要的民眾發(fā)國家貸款，但在現(xiàn)實中，由于在地方代表君權(quán)的官府相對民眾社會力量太強，變成了對沒有這種需求的民眾的強制攤派。

周世宗致力于北伐，被一些后世帝國文人贊譽為五代第一明君，但他糾集用于北伐的力量，相當部分是從殺人犯中免罪選拔，以至于“朝行殺奪，暮升軍籍”，報效帝國成了無恥者的通行證。

馮道對社會不折騰，對君主倒是試圖做一點制約的。《舊五代史》記載他多次對君主進諫，包括正告雄心壯志的唐明宗普通民眾生活仍然艱難的現(xiàn)實，抑制短期入主中原的耶律德光劫殺士民，以及。

當然，薛居正也認為馮道一生“事四朝，相六帝”，說不上是忠，但是這也主要是說的是馮道不幸，就像不得已改嫁的古代婦女，而不是做宋儒“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一類的道德譴責(zé)（《舊五代史》卷一二六：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

對馮道的抹黑，是從宋儒歐陽修的《新五代史》開始的。歐陽修惡毒地曲解了馮道“長樂老”的自號，認為這個稱號說明馮道對事四朝，相六帝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然后對此又上綱上線到了天下國家的層次：“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新五代史》卷五十四）。

其實馮道的這個稱號，主要指的是他自己的宗族郡望來源（《長樂老自敘》：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于國史家牒）。但這些惡意扭曲和道德攻擊由此衍生開來，形成宋明清代晚儒對馮道“奸臣之尤”、“懵大倫而不知恥”的復(fù)讀機式批判。

歐陽修以來的晚儒對馮道的道德苛刻，其實是唐宋之變之后君權(quán)極大加強的結(jié)果。在宋代以前，君主和朝代確實是容易更迭的東西，世人對絕對化的君臣關(guān)系也還不是普遍認同。孟子以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更強調(diào)真正意義上的封建君臣權(quán)利義務(wù)對等關(guān)系。上述問題在《太平年》中得到討論，是此劇在我心中比較加分的一個點。

到宋代以后，由于生效并延續(xù)，君主地位空前穩(wěn)固，而臣子地位則一落千丈。在馮道的時代，三公坐而論道，在趙宋的時代，群臣只能站著向皇帝匯報。到明代，前述的孟子君臣六句從大明帝國官方教科書《孟子節(jié)文》中刪除，禁止出現(xiàn)在科舉考試中。而臣民需要絕對、無限忠誠于君主的意識形態(tài)也是從宋明時代開始成為顯學(xu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說法，不見于任何先秦儒典，是明代才有的。

歐陽修《新五代史》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早期反映，所以作者站在宋儒的角度上，對他看不慣也理解不了的中古時代君臣關(guān)系大加批判。然而歐陽修雖然自命《新五代史》繼承了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卻愚蠢地忽略了他自以為天經(jīng)地義的絕對主義的君臣關(guān)系，就完全套不到孔子身上。馮道不過相六帝，孔子游說過的君主何止兩位數(shù)。

在宋明晚儒好為道德高論而不能實際履行的傳統(tǒng)的影響之下，很多帝國文人和百姓習(xí)慣用浮詞美文來理解歷史人物，已經(jīng)很難理解馮道的珍貴之處。我用當代語言描述一下馮道的一生，可以讓大家更容易明白這樣的人的道德水準到底是高還是低：

這個人家世不高，但他比較感興趣的是讀書治學(xué)、培養(yǎng)德行，不是考公、鉆營的積極分子（“其先為農(nóng)為儒，不恒其業(yè)。道少純厚，好學(xué)能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

做官之后，他仁者愛人，愿意把多余私財拿出來救助災(zāi)年里的鄉(xiāng)親、被異族俘虜?shù)拿癖姡ā坝鰵q儉，所得俸余悉賑于鄉(xiāng)里，道之所居惟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

他性格寬和，為官清凈，不擾百姓。雖然換了幾任君主，但總體來說，他敢于發(fā)聲制約君權(quán)，多次為臣民的安危和利益向君主進諫，眾人欽佩他的膽量。

當然，馮道也有他的局限性。用陳寅恪的概念來說，他出身在一個“文武合一”的舊士族逐漸走向崩潰的時代。他本人只是一介書生，已經(jīng)沒有用硬實力捍衛(wèi)世道人心的能力，如果是先秦的信陵君、漢末的田子泰，完全可以批評馮道，但是相比宋明以來習(xí)慣于一味學(xué)習(xí)緊跟頌圣的帝國文人和官僚，馮道還是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歡迎關(guān)注文史宴

專業(yè)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yè)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