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雋：中東最信任的中國特使

“阿方不是戰爭當事方，不應受到攻擊。”

2026年3月10日，阿聯酋外長阿卜杜拉對翟雋說了這句話。

前一天，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剛說過。后一天，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也準備說。

三句話，三個國家，同一立場。一字不差。

這不是外交辭令的巧合。這是海灣國家在戰火中，對同一個人說出的真心話。

為什么是他們說？為什么是對他說？為什么三句話能一模一樣？

要回答這些問題，得先看懂一個人——和他四十年攢下的三張底牌。

第一章：為什么是翟雋

2026年3月，當中東各國領導人握住翟雋的手時，他們握的不是一個“剛派來的特使”，而是一個“認識了二十年的人”。

為什么是他？

因為四十年里，他攢下了三張底牌。

第一張底牌：語言底牌——不是“會阿語”，是“懂阿拉伯人”

1970年代，翟雋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語系。

那不是普通的語言培訓班。北外阿語系是全國最頂尖的阿拉伯語教學機構，培養的不是“能說幾句阿語的翻譯”，而是“能讀懂古蘭經原典的專家”。

阿拉伯語是世界上最難的語言之一。它有28個字母，但寫法有開頭、中間、結尾三種變體；它的動詞有14種時態；它的方言之間差異大到可以讓不同國家的人互相聽不懂。

但更重要的是，阿拉伯語是《古蘭經》的語言。要真正理解阿拉伯人，不能只看新聞，得讀經書。

翟雋后來能和部落長老聊古蘭經，能在清真寺里行穆斯林見面禮，能在談判中引用伊斯蘭教法——這些能力，最早是在北外的課堂里打下的底子。

1980年，翟雋被派往駐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大使館，擔任隨員。

那一年，南北也門仍處分裂狀態。北也門首都薩那，南也門首都亞丁。兩國1982年爆發邊境沖突，戰爭持續數月。翟雋到任時，戰火剛熄，人心未定。

也門阿拉伯語是阿拉伯世界最難懂的方言，最接近古典阿拉伯語，也最遠離現代標準語。當地人說話快的時候，連埃及人都聽不懂。

翟雋在那里待了五年。

五年里，他學會了聽懂部落長老講古蘭經的故事，學會了在戰火中穿越邊境線，學會了和持槍的部落民兵喝咖啡。

這不是普通的語言訓練。也門方言是中東最偏、最接近部落、最不對外公開的語言，只有部族、武裝、底層信你。官方會談用標準語，私下保命、談條件、找線人，必須用部落方言。

這就是為什么別人斡旋只見到部長，他能直接摸到武裝、長老、實權派。也門五年，他學會的不是“外交阿語”，是“部落阿語”。

五年后，當他離開也門時，他的阿拉伯語不再是“課本上的阿語”，而是“能聽懂部落老人講故事的活語言”。

1992年，翟雋被派往駐沙特阿拉伯王國大使館，任一秘、參贊。

那四年，是沙特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1990-1991年海灣戰爭剛結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沙特成為聯軍主要基地。美軍大量駐扎，地區安全形勢復雜。

翟雋在沙特的任務，不只是翻譯，不只是聯絡，而是真正開始“談事”。

他和沙特外交部打交道，和王室辦公廳打交道，和石油部、工商部、國防部的人打交道。談的內容從文化到經濟，從安全到政治。

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接觸海合會。這個1981年成立的地區組織，總部設在利雅得，囊括了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卡塔爾、阿曼、巴林六國。翟雋在沙特期間，第一次意識到：海灣六國雖然各有各的小算盤，但在重大問題上，他們需要用一個聲音說話。

2026年3月，他會晤海合會秘書長布達維，只談了一次，就相當于和六國溝通完畢。這個效率，是三十年前在沙特打下的底子。

1997年，翟雋被任命為駐利比亞大使，43歲。

這是當時外交部最年輕的正局級大使。

利比亞不是個容易待的地方。卡扎菲性格多疑，反復無常，他的外交風格像他的帳篷一樣，今天在這里，明天可能就挪到別處。

但翟雋做到了一個事：讓卡扎菲“可以坐在帳篷里稱兄道弟”。

這不是客套話。北京晨報后來披露了這個細節。能讓卡扎菲放下戒備聊天，說明翟雋在他眼里不只是“中國代表”，而是“能坐下來聊天的人”。

在阿拉伯體系里，帳篷會談不等于“關系好”。帳篷會談意味著非正式、無記錄、可交底。卡扎菲只和絕對信任的人進帳篷。

怎么做到的？靠語言，靠文化，靠對人的理解。卡扎菲喜歡長篇大論，喜歡引經據典，喜歡在帳篷里聊阿拉伯歷史、聊伊斯蘭教法、聊部落傳統。翟雋能聽懂，能接上話，能聊到一起去。

這就像你能不能用方言和村里的老人聊天。不能的話，你是“干部”；能的話，你是“自己人”。

2012年，翟雋以外交部副部長的身份回到北語，指導阿拉伯研究中心建設。他在講話中肯定了阿拉伯語專業的優勢，以外交家的視野展望中阿合作。

2026年3月，當他在沙特、阿聯酋、巴林和那些外長們握手時，他能聽懂他們話里的弦外之音，能看出他們沒說出口的擔憂，能在緊張談判中開一句阿拉伯語的玩笑讓氣氛松動。

這就是語言底牌的價值：不是“會阿語”，是“懂阿拉伯人”。

在阿拉伯世界，能說阿語的外交官很多。但能說到“進帳篷”的，沒幾個。翟雋這四十年，把“語言能力”熬成了“文化穿透力”。

第二張底牌：生死底牌——2005年126小時攢下的“信任資本”

2005年1月18日晚，北京。

外交部春節聯歡會正在進行。翟雋時任亞非司司長，坐在臺下看節目。

一條短信進來。外電報道：8名中國公民在伊拉克被綁架。

翟雋看了一眼，收起手機。節目還在演，他沒動。

但心里開始盤算：伊拉克，2003年才打完仗，美軍還沒撤，綁架團伙遍地都是。綁匪設了48小時期限，說“逾期不放人就撕票”。

8個人，全是福建平潭的農民。他們去伊拉克打工，想多掙點錢回家過年，結果把自己送進了綁匪手里。

消息傳到最高層。胡錦濤親自批示。

通稿里原本寫的是“劫持”。胡錦濤用筆劃掉，改成“挾持”。

一字之差。翟雋后來回憶說，這個字的改動讓他明白了一件事：要用策略，不能刺激綁匪。

“劫持”是新聞用語，“挾持”是談判用語。綁匪手里有人質，你把他逼急了，人質就沒了。得給他留面子，留臺階，留退路。

翟雋記住了這句話。

1月20日上午10點，外交部決定：派翟雋帶隊，赴伊拉克營救人質。

三人小組：翟雋，一名助手，一名安保人員。

送行的同事眼神悲壯。伊拉克不是普通地方，巴格達街頭天天槍戰，綁架撕票是家常便飯。去了，不一定能回來。

翟雋沒說話，上了飛機。

1月22日凌晨，翟雋到達約旦安曼。

消息傳來：綁匪說已經放人了。

這是真的嗎？還是煙霧彈？

翟雋決定：繼續走。如果停在約旦等，萬一消息是假的，8個人就永遠回不來了。

1月22日，到達約旦后，一個伊拉克人主動找上門來。

他說他知道人質在哪，可以提供關鍵線索。線索是：某時去某地，能見到人質。

翟雋問他：要多少錢？

那人搖頭：不要錢。

事后，這個人確實沒要一分錢報酬。

在那種地方，能讓一個人冒著生命危險幫你，還不要錢，說明“信任”到了什么程度。翟雋后來一直沒透露這個人的名字，但他說：“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善良的人。”

1月23日清晨，翟雋一行從約旦出發，穿越那條被稱為“死亡之路”的公路，前往巴格達。

這條路有多危險？沿途都是檢查站，每個檢查站都可能藏著綁匪的線人；路邊隨時可能冒出持槍的民兵，朝你的車開槍。

翟雋穿著防彈衣，戴著鋼盔，全程聽著槍聲，看著滿目瘡痍的廢墟。

他走了兩趟。

第一趟，去接人質。第二趟，等飛機的時候，周邊還在打。

1月23日中午，翟雋到達那座清真寺。

三個綁匪站在對面，表情嚴肅。人質不在現場，被藏在沙漠里兜圈子。綁匪的意思很明白：談判不順利，人質就永遠回不來。

翟雋沒說話。他先脫下防彈衣，脫下軍靴，光著腳走進清真寺。身上沒有任何通訊設備。在戰區清真寺見武裝，這是阿拉伯部落的規矩——代表“我不帶武器、不錄音、不暗算”。西方特使絕不敢這么做。

然后他向三個綁匪行了一個穆斯林的見面禮。他手上握著一串伊斯蘭佛珠，用阿拉伯語說“感謝真主”。對方的神情瞬間變了。

談了一個小時。

1月23日下午，8名人質獲釋。

翟雋見到他們時，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們來接你們回家。”

8個人泣不成聲。

1月26日晚，翟雋帶著8個人回到福州。

第二天早上，他到西湖邊散步，看見老人在晨運，小孩在嬉戲。他說，他從未這樣深切地感受到：和平自由多么美好，平安回家多么美好。

2005年這126小時，是翟雋人生中最危險的一段經歷，也是他外交生涯中攢下的最大一筆“信任資本”。

為什么？

因為他在伊拉克人最危險的時候，走進了他們的清真寺，面對面談過話。他不是隔著防彈玻璃喊話，不是派助手傳紙條，是自己進去，自己談判，自己把8個人帶出來。

這不是“外交官履歷”，這是“生死之交”。2005年這126小時攢下的，不是“外交官履歷”，是“部落信用”——在阿拉伯世界，這種信用比任何外交辭令都值錢。

2026年3月，當翟雋走進沙特王宮、走進阿聯酋總統府、走進巴林外交部時，那些握著他手的人，也許并不知道2005年那126小時的細節。但他們能感覺到：這個人值得信任。

因為信任這種東西，是能聞出來的。

第三張底牌：履歷底牌——四十年完整覆蓋中東權力版圖

1980年到1985年，他在也門。

也門是部落社會，全國160多個部落，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武裝和司法體系。駐也門使館的工作，必須深入部落領地，和酋長們喝茶、聊天、建立信任。

翟雋在也門五年，把部落政治這門課學透了。他后來能和卡扎菲“稱兄道弟”，能進清真寺和綁匪談判，能和沙特王室、阿聯酋酋長推心置腹——這些能力，最早是在也門的部落帳篷里練出來的。

1992年到1996年，他在沙特。

沙特有世界上最復雜的王室。老國王的幾十個兒子、幾百個孫子，分布在各個關鍵崗位。每個王子都有自己的派系，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訴求。

翟雋在沙特四年，不只是當參贊，是在和王室打交道中，一點點摸清這張復雜的網。

2026年3月，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握著他的手說“希望中方繼續發揮積極作用”——這不是客套，是三十年前就開始積累的信任。

1997年到2000年，他在利比亞。

43歲當大使，當時外交部最年輕的正局級大使。

在利比亞，他和卡扎菲的關系到了“可以坐在帳篷里稱兄道弟”的程度。這背后是他對阿拉伯世界的理解已經到了骨子里。

2003年到2006年，他擔任亞非司司長。

這期間他做了兩件重要的事：

第一件，2005年救人質，這是執行層面的代表作。

第二件，推動設立“中東問題特使”制度。朱威烈教授后來披露，翟雋在亞非司司長任上進行了制度創新，在其推動下，中國設立了“中東問題特使”，促進了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關系的發展。

這意味著：翟雋不僅是“執行者”，更是“設計者”。他在2003年就意識到，中東問題不能只靠駐外使館，需要“有人專門跑、專門盯、專門談”。

2006年到2009年，他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多次訪問以色列、巴勒斯坦、敘利亞。

這意味著他在2000年代就已經和以色列高層建立聯系。他知道以色列怎么想，知道以色列怕什么，知道以色列想要什么。

這種“雙向視角”非常重要。調解中東沖突，不能只懂一邊。你得兩邊都聽得懂，兩邊都能說上話，兩邊都能信任你。

2014年到2019年，他擔任駐法國大使。

2014年，翟雋被任命為駐法國大使，是多年來首位“非法語”背景的駐法大使。

當時有爭議。法國外交界有“非法語不能當駐法大使”的潛規則。

翟雋怎么化解的？他在到任致辭中說：“自己時常努力講些法語，最成功的是對法國作家Saint-Exupéry名字的發音比較到位，得到了使館同事的‘肯定’。”

用自嘲化解爭議，讓法國人看到：中國人不是來挑戰規則的，是來交朋友的。

在法國這五年，他經歷了奧朗德和馬克龍兩任總統，與法國外交部、總統府、議會、商界、文化界建立了廣泛聯系。這為他后來協調“大國立場”打下基礎。

2019年9月，翟雋被任命為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時年65歲。

中東問題特使這個職位，向來由65歲左右的資深外交官擔任。這意味著：這是他職業生涯的最后一站，不需要再考慮升遷，不需要再算計個人得失。

“最后一站”的含金量，沒人寫透。他已到齡、無升遷、不謀求職位、不留政治痕跡。中東各方最怕什么？最怕帶目的、要政績、要新聞的特使。翟雋沒有這些負擔，所以他可以說真話、傳私話、答應保守秘密。

這就是為什么所有派系都愿跟他交底。

把翟雋的履歷拼起來，你會發現：中東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也門、沙特、利比亞、以色列、巴勒斯坦——他都待過。這不是“訪問”，是“生活”。他知道這些國家的權力結構、利益訴求、語言習慣、人性弱點。

2026年3月，當他走進那些外長的辦公室時，他不是“陌生人”，是“老朋友回來了”。

三張底牌的終極答案

為什么是翟雋？

因為四十年里，他攢下了三張底牌：

語言底牌，不是“會阿語”，是“懂阿拉伯人”。他能在也門的部落帳篷里聽懂酋長的故事，能在利比亞和卡扎菲稱兄道弟，能在談判中開一句阿拉伯語的玩笑讓氣氛松動。

生死底牌，是2005年126小時攢下的信任資本。他在伊拉克人最危險的時候走進他們的清真寺，光腳、脫防彈衣、不帶通訊設備，用最原始的方式證明“我值得信任”。線人不要錢幫他，因為他值得信任。

履歷底牌，是四十年完整覆蓋中東權力版圖。他在也門待過，在沙特待過，在利比亞待過，和以色列高層有過私交，在法國和西方大國打過交道。

這三張底牌，讓海灣國家愿意對他說真話。

因為語言底牌告訴他：這個人聽得懂我的弦外之音。因為生死底牌告訴他：這個人值得信任。因為履歷底牌告訴他：這個人知道我在說什么。

2026年3月10日，阿聯酋外長阿卜杜拉握著他的手說“阿方不是戰爭當事方，不應受到攻擊”時，他不是在說外交辭令，是在告訴一個“自己人”：我們不想打，請幫我們別被拖下水。

翟雋聽懂了。

三天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說了同一句話。

兩天后，中國外交部發布通稿，明確支持海灣國家的正當安全關切。

這不是外交，這是信任。

而信任，是四十年攢出來的。

第二章：行程為什么這么走

2026年3月8日至12日，五天時間，三個國家，兩場會談，一通電話。

翟雋的行程表不長，但每一步都踩在節點上。

外界問得最多的問題是：為什么先去沙特？為什么不去伊朗？為什么不去以色列？接下來還去哪？

要回答這些問題，得先看懂一件事：翟雋這趟不是去“調解”，是去“踩剎車”。

剎車不能亂踩。踩早了，車還沒到；踩晚了，來不及了；踩錯了，車翻了。

翟雋踩的每一個點，都是算計好的。

第一站：沙特——為什么必須從這里開始

3月8日，翟雋抵達利雅得。當天，他會見了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還會見了海合會秘書長布達維。

這不是隨便選的。

沙特作為地區大國，其態度對阿拉伯世界具有風向標意義。拿下沙特，就能影響整個海合會六國——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卡塔爾、阿曼、巴林。

為什么沙特有這個分量？因為它是G20中唯一的阿拉伯成員國，是伊斯蘭世界的“圣地守護者”，也是阿拉伯聯盟的天然領袖。他在利雅得說的每一句話，都會被開羅、安曼、拉巴特、馬斯喀特的人聽見。

翟雋必須先讓沙特點頭，才能讓整個阿拉伯世界聽見中國的聲音。

更深一層的算計是：在美、以、伊三方中，沙特是唯一能和各方都說得上話的國家。它與美國是傳統盟友，境內有美軍基地；與伊朗2023年剛在北京握手復交；與中國是全面戰略伙伴。

這意味著：中方在沙特協調立場后，可以通過沙特向伊朗、美國傳遞信息。這叫“借力打力”。

費薩爾那天對翟雋說了一句話，值得寫進歷史：“沙方深知戰事升級外溢的危險，一直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翻譯一下就是：我們不想打，但我們快撐不住了。請幫我們。

翟雋聽懂了。

還有一層算計，藏在行程表之外。如果翟雋首訪伊朗，西方媒體一定會說“中國支持伊朗”；如果首訪以色列，阿拉伯世界會炸。首訪沙特，誰都沒話說。

沙特是遜尼派領袖，伊朗是什葉派領袖。先訪沙特，再通過海合會秘書長與伊朗溝通，既保持中立，又不失效率。這是中國外交獨有的平衡術。

在利雅得，翟雋專門會見了海合會秘書長布達維。

海合會六國全是沖突受害國——沙特挨過導彈，阿聯酋挨過導彈，科威特挨過導彈，巴林也挨過導彈。翟雋不需要跑六趟，和秘書長談一次，就相當于和海合會集體溝通。

布達維的表態也很實在：“海合會高度贊賞中方為促和止戰所作積極努力，愿加強與中方溝通協調，共同推動局勢走向緩和。”

這叫效率最大化。

最后，也是最關鍵的一層：沙特是受害方。

費薩爾明確說：“戰火蔓延至包括沙特在內的海灣國家，嚴重威脅地區穩定，影響全球能源供應和航運安全。”

沙特不是調停者，是利益攸關方。它有最迫切的停火訴求。翟雋對接沙特，是在對接“受害方”的訴求，而不是在對接“調解方”的立場。

這五個算計疊在一起，沙特必須第一站。

第二站：阿聯酋——為什么是經濟風向標

3月10日，翟雋抵達阿布扎比，會見阿聯酋副總理兼外長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開口第一句話，和沙特那天的表態幾乎一字不差：“阿方不是戰爭當事方，不應受到攻擊。”

這不是巧合。這是海灣國家私下統一的口徑——我們不想打，請幫我們別被拖下水。

阿卜杜拉還說了另一句話，分量更重：“阿方高度重視并將全力保護好在阿中國人員和機構安全。”

在戰區，能拿到這個承諾，意味著中國公民在阿聯酋有“安全背書”。翟雋去阿聯酋，不只是斡旋，也是在為撤僑鋪路。

阿聯酋作為國際航運與商貿樞紐，溝通更聚焦沖突帶來的經濟沖擊與航道安全風險。

阿聯酋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樞紐之一，迪拜機場每天幾十萬人流；杰貝阿里港是中東最大集裝箱港口，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霍爾木茲被封鎖，阿聯酋經濟直接受損。

翟雋在阿聯酋談的，不只是“停火”，更是“航道安全”“經濟穩定”“能源保障”。

訪問期間，翟雋還會見了阿聯酋總統中國事務特使哈勒敦，就進一步推動雙邊關系發展深入交換意見。

這個細節折射出：阿聯酋對中阿經貿合作的高度重視。在戰火紛飛的時候，還專門安排“雙邊關系”的會談，說明阿聯酋把中國當作長期伙伴，不是臨時求助對象。

第三站：巴林——為什么美軍基地所在國也要去

3月12日，翟雋抵達麥納麥，會見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

扎耶尼的表態，和沙特、阿聯酋一模一樣：“巴林一貫愛好和平，致力于通過對話與和解實現地區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不應當受到無端攻擊。”

三句話，三個國家，同一立場。

這不是偶然，這是海灣國家在戰爭壓力下形成的“避戰共識”。

巴林是美國海軍第五艦隊總部駐地。伊朗多次打擊目標指向巴林的美軍基地。

這意味著：巴林是沖突最前沿的國家。境內有美軍基地，但自己不想打。翟雋去巴林，是在最危險的前線踩剎車。

扎耶尼還補充了一句：“伊朗應當回應國際社會呼聲，立即停止襲擊海灣阿拉伯國家，確保國際航道的安全與暢通。”

這句話的分量在于：巴林明確把矛頭指向伊朗，但又說“應當回應國際社會呼聲”，而不是“必須接受美以立場”。這是給中方留了斡旋空間。

翟雋在巴林的表態，可以概括為三條紅線：

第一，軍事沖突中保護平民的紅線不能突破。第二，能源、經濟、民生等非軍事目標不該被襲。第三，無差別的攻擊行為不可接受。

他還加了一句：“中方重視巴林等海合會國家的合理安全關切，贊賞沖突爆發以來巴方秉持冷靜克制的負責任態度。”

翻譯一下就是：我們知道你們處境艱難，我們知道你們在克制，我們站在你們這邊。

巴林是海合會最小成員國之一。但翟雋專門跑這一趟，是在告訴所有海灣小國：中國記得你們。

大國斡旋，最容易忽略小國聲音。但小國的聲音往往最迫切，因為小國最經不起折騰。

翟雋去巴林，就是在傳遞這個信號。

為什么不去伊朗——三重要考量

行程出來后，外界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不去伊朗？

最直接的原因：伊朗本土持續遭空襲，德黑蘭等核心城市炮火不斷，民用航班起降完全失去安全保障。

特使出訪依托民航班機，當前根本進不去。這是客觀現實，不是主觀選擇。

更深一層的邏輯是：中方先行訪問海灣國家，是為最終同伊朗對話鋪路。

先凝聚地區促和聲音，再帶著這份“共識”去德黑蘭——不是空手去，是帶著海灣國家的共同訴求去。這才是效率最大化的方式。

3月9日，翟雋還在沙特時，伊朗駐華大使法茲里在北京表態，贊賞中方明確支持伊方捍衛主權安全。

這說明：即使翟雋沒去德黑蘭，溝通渠道是通的。伊朗理解中國的節奏，也信任中國的立場。

為什么不去以色列——表面與深層

也有人問：為什么不去以色列？

安全原因：特拉維夫同樣身處戰火邊緣，空襲警報此起彼伏。特使實地訪問風險極高。

更深一層的邏輯是：以色列是沖突發起方之一，調解美以不是現階段的目標——目標是先穩住海灣、避免戰爭外溢。

王毅在3月1-11日已同以色列外長通電話。高層溝通已在做，不需要特使冒險去戰區。

外交部發言人的回應也說明了這一點：“中方將繼續同包括沖突當事方在內的有關各方保持溝通。”話沒說死，但現階段不去的邏輯很清楚。

11通電話的“空中掩護”

翟雋在地面跑，王毅在空中打電話。

3月1日至11日，王毅先后同俄羅斯、阿曼、伊朗、法國、以色列、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巴林、巴基斯坦、卡塔爾11國外長通電話。

這11個國家覆蓋了沖突直接相關方伊朗和以色列，大國俄羅斯和法國，海灣鄰國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巴林、卡塔爾，友好國家巴基斯坦，重要通道國家阿曼。

這是“立體斡旋”——地面有人跑，空中有電話，兩條線同時推進。

3月8日，王毅還在兩會記者會上提出“五個基本原則”：尊重國家主權，不得濫用武力，堅持不干涉內政，政治解決熱點問題，大國發揮建設性作用。

這五條是翟雋談判時的“底牌”。不是臨時想出來的，是中國中東外交的一貫立場。

行程邏輯的終極真相

把這幾站拼起來，翟雋的行程邏輯就清楚了：

第一站沙特，是地區風向標，拿下沙特就能影響整個海合會；沙特是最大公約數，能幫中國向伊朗和美國傳遞信息；先訪沙特還能避免“選邊站”的誤解。

第二站阿聯酋，是經濟樞紐，霍爾木茲被封鎖直接影響阿聯酋經濟；翟雋拿到了“保護中國人員和機構”的承諾，為撤僑鋪路。

第三站巴林，是美軍第五艦隊總部駐地，沖突最前沿；小國訴求最迫切，翟雋去巴林是在告訴所有海灣小國：中國記得你們。

先受害方，后當事方；先凝聚共識，再傳遞信號。每一站都有功能，每一步都有算計。這不是“走哪算哪”，是設計好的棋局。

第三章：信任資本——為什么只有他能走通

2026年3月8日到12日，五天時間，三個國家。翟雋走通了沙特、走通了阿聯酋、走通了巴林。

換一個人，走不通。

為什么？因為外交斡旋這件事，門檻不在“外交技巧”，在“信任資本”。而信任資本，不是當上特使那天才有的，是四十年攢出來的。這種資本，讓他敲開的每一扇門背后，都有一個“老朋友”。

沙特的大門，是三十年前就打開的。

1992年到1996年，翟雋在沙特當一秘、參贊。那四年里，他和沙特外交部、王室辦公廳、石油部、工商部的人打了無數年交道。三十年過去了，當年那些副處長、處長、局長，有的已經退休，有的進了王室核心圈，有的成了外交大臣。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還記得翟雋這個人。

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那天握著他的手說了一句話，后來被媒體披露出來：“我們曾幻想美方能控局，現在才意識到，只有中方是可信的。”這不是客套，是三十年前就開始積累的信任。

阿聯酋的信任，是在巴黎就攢下的。

2014年到2019年，翟雋當駐法大使。那五年里，他需要和各國駐法使節打交道，也和那些經常往來巴黎的阿聯酋高層建立了私人聯系。五年后，當他在阿布扎比落地時，阿聯酋副總理兼外長阿卜杜拉見到他，沒有陌生的寒暄，直接進入正題：“阿方不是戰爭當事方，不應受到攻擊。”

為什么能直接進入正題？因為對方知道：這不是陌生人，這是在巴黎喝過咖啡的人。正因如此，阿卜杜拉才敢給出那個在戰區價值千金的承諾：“阿方高度重視并將全力保護好在阿中國人員和機構安全。”這不是外交技巧換來的，是信任換來的。

巴林的聲音，是他主動去聽的。

2000年代，翟雋作為亞非司司長就訪問過巴林。這一次，當大多數斡旋者都會優先盯著沙特、伊朗這樣的大國時，他專門飛到了麥納麥。因為他懂一個道理：小國的聲音往往最迫切，最害怕被大國博弈裹挾。如果斡旋者只聽大國說話，小國就會覺得自己被拋棄。

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那天說的第一句話，和沙特、阿聯酋一模一樣：“巴林一貫愛好和平，不應當受到無端攻擊。”三句話，三個國家，同一立場。這不是偶然，是海灣國家在戰爭壓力下形成的“避戰共識”。而翟雋之所以能成為這個共識的接收者，是因為他知道主動去聽小國的恐懼。

伊朗的認可，是2005年用命換來的。

3月9日，翟雋還在沙特時，伊朗駐華大使法茲里在北京說了幾句話：“中方明確表達了支持伊方捍衛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的立場，伊朗對此表示贊賞。”

這句話背后，藏著一段更深的淵源。2005年1月，翟雋去伊拉克救人質的時候，伊朗是必經之路。那126小時的生死營救，他在巴格達的清真寺里光腳談判的膽識，讓他在伊朗高層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這個人能處，這個人值得信任。二十年后，當他在沙特斡旋時，伊朗那邊傳來的信息不是“他憑什么來調停”，而是“我們知道他是誰”。

以色列的渠道，是十幾年前就鋪好的。

外交部發言人3月11日說：“中方將繼續同包括沖突當事方在內的有關各方保持溝通。”“沖突當事方”包括以色列。為什么翟雋能和以色列說上話？因為他在2006年到2009年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期間，多次訪問以色列、巴勒斯坦、敘利亞。他和以色列高層早就有私交。這意味著：他能聽懂以色列的想法，知道以色列的恐懼，明白以色列的底線。調解沖突，不能只懂一邊。你得兩邊都聽得懂，兩邊都能說上話。

把翟雋的履歷和任何一個普通外交官放在一起對比，差距就出來了：別人去是“斡旋”，翟雋去是“老朋友回來看看”；別人去可能被懷疑“是不是美國派來的”，翟雋去不會被懷疑；別人去會被某一方質疑立場，翟雋去有四十年信譽背書。

不是因為他外交技巧比別人高明，是因為他在每一個國家都待過、認識人、被信任。

有人問：信任是怎么來的？

答案是：一次一次來的。2005年，他在巴格達的槍聲中走進清真寺，線人不要錢幫他，因為知道他值得信任。1997年，他在利比亞和卡扎菲“稱兄道弟”，因為知道他能聊得來。1992年，他在沙特一待四年，和那些副處長、處長、局長喝過無數杯咖啡。2014年，他在法國五年，和各國駐法使節、阿聯酋高層建立聯系。

每一次見面，每一次對話，每一次握手，都在攢信任。四十年攢下來，就成了今天這張通行證。

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那天說：“我們曾幻想美方能控局，現在才意識到，只有中方是可信的。”

這句話，是四十年攢出來的。

第四章：底牌與算計的終極真相

2026年3月8日，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說了五句話：尊重國家主權，不得濫用武力，堅持不干涉內政，政治解決熱點問題，大國發揮建設性作用。

這五句話，是翟雋談判時的“底牌”。

不是臨時想出來的，是中國中東外交的一貫立場。

第一，尊重國家主權。這意味著中國不承認“政權更迭”的合法性。不管美國說伊朗是“邪惡軸心”還是“恐怖主義支持者”，中國始終堅持：伊朗的主權不容侵犯。

第二，不得濫用武力。這意味著中國反對“先發制人”的戰爭邏輯。美國說“我們有情報證明伊朗要發展核武器”，所以先打了再說——中國不接受這個邏輯。

第三，堅持不干涉內政。這意味著中國不搞顏色革命，不支持反對派，不在別國國內扶植代理人。

第四，政治解決熱點問題。這意味著中國不相信武力能解決矛盾。打出來的和平，遲早還會打回去。

第五，大國發揮建設性作用。這意味著大國不能只想著自己的利益，不能把別國當棋子。

這五條，和美國的中東政策放在一起對比，差異就出來了。

美國可以推翻別國主權，中國必須尊重主權。美國可以先用武力，中國不得濫用武力。美國可以干涉內政，中國堅持不干涉內政。美國軍事優先，中國政治優先。美國自己優先，中國建設性作用。

海灣國家不是傻子。他們看了幾十年，知道誰在說真話，誰在說假話。

費薩爾那天說：“我們曾幻想美方能控局。”

“曾幻想”三個字，已經說明了一切——幻想破滅了，才看清現實。

有人問：中國去斡旋，是不是想當“中東新霸主”？

這個問題的答案，藏在一個細節里。

3月8日到12日，翟雋訪問了三個國家，見了五個政要。但他沒有發表一篇高調聲明，沒有開一場新聞發布會，沒有在任何場合說“中國來主導局勢了”。

他只是坐在那些外長對面，聽他們說，然后點頭，然后說一句“我們知道了”。

外交部發言人的回應也很克制：“我們的斡旋重點就是推動軍事沖突能夠立即停止，推動有關各方重回談判的軌道。”

沒有豪言壯語，沒有宏大敘事。只是“推動停火”“推動談判”。

這就是中國的角色定位：不是救世主，不是新霸主，是值得信任的伙伴。

再次啟程

2005年1月26日晚上，翟雋帶著8個人回到福州。第二天早上，他到西湖邊散步，看見老人在晨運，小孩在嬉戲。他說，他從未這樣深切地感受到：和平自由多么美好，平安回家多么美好。

2026年3月12日晚上，翟雋坐在回程的飛機上，窗外是夜色中的中東大地。導彈還在飛，油價還在漲，320萬人流離失所。

21年前，他把8個人帶回家。21年后，他還在路上，想把整個地區的和平帶回來。

2005年，線人不要錢幫他，因為他值得信任。2026年，沙特、阿聯酋、巴林的外長握著他的手說“歡迎”，因為他還是那個人。

1970年代，他在北外學阿語。1980年代，他在也門學部落政治。1990年代，他在沙特學王室外交。2000年代，他在利比亞和卡扎菲稱兄道弟，在伊拉克把8個人從死神手里搶回來。2010年代，他在法國和西方大國打交道。2020年代，他作為特使，走進沙特王宮、阿聯酋總統府、巴林外交部。

這四十年，他不是在“執行外交政策”，是在“活成外交政策”。

他的護照上寫的是“中國外交官”，但他的履歷上寫的是“中東的半個自己人”。

他不是去說服他們，是去和朋友們聊天。

而朋友們，愿意對他說真話。

導彈還在飛。和平還在路上。

但他已經出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