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綁架總統到斬首領袖：特朗普國家恐怖主義必須被制裁！

作者：王景賢

2026年剛過去兩個月，從加勒比海沿岸到中東高原，戰火與暗殺打破了新一年的平靜，令世界充滿悲傷和恐懼。先是特朗普指示美國特種部隊于1月3日對主權國家委內瑞拉發動了軍事打擊，擅自逮捕了該國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并將其押送至紐約受審；接著2月28日，美軍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多地發動“先發制人”式攻擊，定點清除斬首了伊朗精神領袖阿里·哈梅內伊，還轟炸了伊朗南部城市的小學，造成至少57名兒童死亡，從而引發了伊朗對以色列及美軍在中東各國美軍基地的報復打擊。

這兩起事件如同驚雷，炸響了本已動蕩的國際局勢。特朗普政府的軍事行動，已徹底沖破了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底線。這不再是簡單的霸權主義，而是一個國家元首直接策劃、由正規軍執行、針對另一個主權國家領導人的國家恐怖主義。曾幾何時特朗普向全世界保證他要結束戰爭讓世界和平，還高調稱自己配得上諾貝爾和平獎。而現在，他破罐子破摔不僅沒有停止俄烏戰爭，反而自己親自下場發動了戰爭。他背叛了全世界人對他僅有的某種程度的期待，令人驚愕于美利堅大總統的言而無信，出爾反爾。

當所謂的“自衛權”異化為斬首權，當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正在親手將世界從“基于規則的秩序”以及追求自由平等人權與和平的文明軌道，推回至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時代。筆者認為，面對這種極端的、對《聯合國憲章》和他國主權、基本人權的公然踐踏，聯合國不僅有權利，更有責任對肇事者及其政權實施制裁。

特朗普對主權國家首腦的擅自逮捕和斬首是非法的恐怖主義行為

美國對主權國家委內瑞拉跨境突襲、綁架其元首馬杜羅。盡管美國司法部以“毒品恐怖主義”羅織了馬杜羅的罪名，但這在法律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腳。根據國際法，一國元首在任期內應享有絕對的外交豁免權。馬杜羅是否犯罪，應交由國際刑事法院（ICC）或委內瑞拉法律評判，而非由美軍執行“長臂逮捕”。特朗普對馬杜羅的逮捕是對委內瑞拉主權的公然侵犯和對國際法的貿然踐踏。而2025年，當ICC對實施加沙大屠殺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出逮捕令時，特朗普政府不僅對ICC的檢察官和法官實施了制裁，甚至將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弗朗西斯卡·阿爾巴內塞列入了與“基地”組織恐怖分子并列的制裁名單。這種是非顛倒的強盜邏輯暴露了其對法律和公義的蔑視。

如果說特朗普逮捕馬杜羅尚以“緝毒”為借口進行了政治包裝，那么對伊朗領導人哈梅內伊的斬首行動，則是徹底撕下了所有偽裝。特朗普曾稱“哈梅內伊是世界上最邪惡的人”，且不說哈梅內伊是包括伊朗人在內甚至諸多中東人民的精神領袖，即使有問題也應通過法律與外交途徑解決，而非在談判告一段落的過程中發動斬首并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這種殺害主權國家首腦的“斬首行為”一旦被確立為國際慣例，世界將永無寧日。任何國家都可以用預判威脅為借口，對對方國家的領導層實施肉體消滅。這正是恐怖主義的核心特征：為達到政治目的，對非戰斗狀態下的目標施加暴力與死亡威脅。而接連兩個月便發動了兩起這種恐怖的首腦襲擊和戰爭，按此節奏，世界將變得多么恐怖！

必須指出，肆意殺害主權國家首腦，首先違反了國際人道法。根據《日內瓦公約》，在武裝沖突中，針對平民和非戰斗人員的攻擊是被禁止的。同時，國家首腦作為國家代表，其安全應受到保護。其次，也違反了國際刑法。根據《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謀殺、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等行為都是可追究的刑事罪行，殺害主權國家首腦可能構成這些罪行。第三，違反國家主權原則。國際法強調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任何國家不得干涉他國內部事務，殺害他國首腦構成對其主權的嚴重侵犯。第四，違反了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禁止國家使用武力威脅或對其他國家進行武力攻擊，殺害國家首腦是對這一原則的嚴重違反。

上述法律和原則，共同構成了國際社會對國家首腦安全的保護機制，任何違反這些法律的行為都應該受到國際制裁和法律追責。而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條，只有兩種情況下使用武力是合法的。一是安理會授權，二是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權。而無論是委內瑞拉還是伊朗，當時并未對美國發動武裝攻擊，因此，擅自斬首和逮捕他國國家元首，未經聯合國授權對伊朗（包括此前對委內瑞拉）擅自發動“先發制人”式武力打擊，都是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給世界人民造成極大恐怖。

美國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發動突襲的深層考察

特朗普為何在2026年初突然采取如此激進的軍事冒險？有分析認為，這是為了轉移國內輿論的焦點。隨著美國司法部陸續解密愛潑斯坦案文件，其中涉及特朗普與被定罪的性犯罪者愛潑斯坦的密切往來。更致命的是，有消息顯示，愛潑斯坦受以色列特工組織指使，人為制造重要人物的政治丑聞做把柄，從而操控美國金融和政治。特朗普是靠反對拜登民主黨受控于影子政府、打著美國白人第一，替盎格魯撒克遜人說話的旗幟獲得了大選，然而愛潑斯坦事件暴露顯示了他作為一國總統，自身同樣受制于猶太人掌控。為了轉移對事件的國內輿論焦點，不影響其接下來的中期選舉，發動戰爭煙幕彈，是美國總統的慣用套路。

與此同時，為了獲得來自美國石油財團支持的選票，特朗普需要一場酣暢淋漓的勝利來重新定義公眾議程。無論是委內瑞拉還是伊朗，特朗普的目標都是石油利益。而在中東，以色列面臨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巨大壓力，長期利用摩薩德操控美國，目的就是在爭取中東霸權時獲得美國的幫助。現在，長期深耕美國的以色列，終于為了消除伊朗在中東的威脅，與美國再次將邪惡的戰爭之手握到了一起。通過聯手鏟除哈梅內伊，從而達到顛覆伊朗現政權，這樣做不僅鞏固了美以特殊關系，也可以向美國國內親以色列的福音派選民交出一份“血淋淋”的成績單。

逮捕馬杜羅后，美國立即宣布“接管”委內瑞拉，并呼吁國內石油巨頭投資數百億美元，以重建該國石油產業。同樣，伊朗一直是全球石油能源版圖上的關鍵性存在。通過制造混亂、更迭政權，不僅能鏟除美以的地緣政治對手，更能通過控制委內瑞拉和伊朗的石油，重塑全球能源定價權，打擊俄羅斯等其他產油國，打亂中國在伊朗的“一帶一路”政策實施以及中伊和中委間的石油人民幣結算。必須說，這種以國家暴力為手段，以控制他國資源為目標的行動，正是國家恐怖主義最典型的經濟邏輯。

特朗普的極端暴力舉措給世界人民造成深層恐懼

特朗普的這兩次行動，給世界帶來了深刻的恐懼與分裂。首先感到恐懼的是小國和弱國的領導人。逮捕馬杜羅和斬首哈梅內伊開創了極其危險的先例。如果美國可以因為沒有引渡條約就派兵抓人，因為懷疑對方策劃暗殺就實施斬首，那么任何被美國視為敵人的國家領導人，都將夜不能寐。正如古巴，在委內瑞拉事件后立即進入高度戒備，因為誰也不敢保證，下一個“友好接管”會不會發生在哈瓦那。

其次感到恐懼的應該是國際機構本身。聯合國在事件發生后雖然立刻召開了安理會緊急會議，但除了言辭譴責，并未形成任何有效決議。特朗普政府不僅欠繳聯合國會費導致國際機構面臨“財務崩潰”，更通過成立所謂的“和平委員會”試圖架空安理會。這是對二戰后建立的雅爾塔體系的公然挑戰。一旦美國親手拆毀二戰以來用世界人民鮮血和犧牲換來的基于規則的秩序，和平將遠離，發展將變得無望，世界將再次陷入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無序、戰爭、犧牲、貧窮和文明倒退也必將到來。

最后感到恐懼的應該是全世界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普通民眾。無論是伊朗反擊時對海灣國家造成的誤傷，還是未來可能擴大的戰爭，普通百姓永遠是最大的受害者。特朗普政府的肆意妄為勢必給世界造成最惡劣范本，使世界各國人民陷入一種不一定何時何地都可能面臨戰爭的恐懼。而美國人民自身，長期以來作為自由民主與和平世界秩序的倡導者，這種秩序的轟塌，無疑等同于理念的轟塌。一部分正義的美國人舉行游行示威，反抗特朗普暴行，在網絡上大聲疾呼，但他們的大總統卻不經安理會甚至未經美國國會批準，便用“突襲”和“斬首”的方式親手掀翻了美國人自己所謂的規則、理念和秩序，用武力顛覆主權國家政權，顯然，這世界的安全感已經蕩然無存。

呼吁制裁“國家恐怖主義”

筆者深感，面對特朗普政府這種無視主權、濫殺無辜、顛覆政權的行為，國際社會不能僅止于“深表關切”或“遺憾”。這種行徑完全符合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的界定——由非國家行為體或國家行為體針對非戰斗目標實施的、意在恫嚇或脅迫民眾或政府的暴力行為。

既然美國可以因國際刑事法院調查其公民而對該法院實施制裁，聯合國同樣有權力和義務對實施恐怖主義行為的美國進行反制。聯合國大會應在《聯合國憲章》框架下，通過決議，譴責美國的侵略行徑；國際刑事法院應對在委內瑞拉和伊朗發生的戰爭罪行啟動調查，追究下令者的責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秉持公道的國家，應推動對美國的武器禁運或經濟制裁。盡管美國在安理會的否決權使得正義在現實中舉步維艱，但道義的申張卻至關重要。如同當年國際社會制裁南非種族隔離政權一樣，對“國家恐怖主義”的定性，必將是對歷史的一份交代。

2026年的春天，人類站在又一個十字路口。一邊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文明世界，一邊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強權即公理”的極端暴力。試想，一旦文明世界任由國家恐怖主義大行其道，那么每個國家都將活在恐懼之中。不僅是被侵略的國家，那些自以為能與魔鬼共舞的美國盟友國家也不例外。制裁國家恐怖主義，不僅是懲罰一次侵略，更是為了捍衛所有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國際法準則。否則，等待人類的將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