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G2”格局已成，大灣區是“勝負手”（下）｜獨思錄 x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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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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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2026

第06錄

總第97錄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中美“G2”格局已成，大灣區是“勝負手”（下）》

粵港澳大灣區將成中美競爭關鍵。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06錄 編者按

春節期間，獨思錄專欄推出“鄭永年APEC大講堂”特輯，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探討了“世界正在變成什么樣、我們與美國在競爭什么”兩個重要問題（詳見），下篇則直抵更現實的命題：在逆全球化與保護主義抬頭之時，中國為何仍要堅持開放、推進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在中美競爭中處于何種戰略位置；深圳又能做些什么？這三問聚焦國家、粵港澳大灣區、深圳的發展，將宏大敘事落到可操作的政策與城市能力建設上。

本文強調，開放不是姿態而是發展邏輯——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持續動能與大國責任的重要來源。以“包容性多邊主義—制度型開放—自主單邊開放”為三層框架，作者闡釋了為何越在外部收縮時越要以更高水平開放穩住全球化進程的底層邏輯。

在第四次產業革命語境下，中美競爭在相當程度上表現為核心區域群之間的較量，作者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已成中美未來競爭的關鍵“勝負手”，大灣區若能以“基礎科研—應用轉化—金融服務”的“新三駕馬車”深度融合，并借APEC把規則對接、企業出海與要素流通做成體系，未來的深圳將潛力無限。

*本文內容整理自鄭永年教授在深圳召開的首期APEC大講堂暨第一期推動APEC成果轉化專題培訓班（2026年2月5日）上的發言。

03中國為何要堅持開放并

推進全球化與制度型區域一體化？

在當前形勢下，中國為何需要持續推進開放政策。今年APEC的主題正是“開放、創新、合作”，足見開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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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么要堅持開放？

首先，開放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二十大、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及“十五五”規劃部署，到2035年我國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圍繞這一目標，經濟學界和政策研究領域普遍認為，未來我國每年需保持至少5%的經濟增長。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中國經濟基數已相當龐大，實現5%的增長難度不小，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依靠可持續發展路徑。

其次，開放是發展的前提，能為中國經濟注入持續動能。中國經濟是在全球化與外向型發展進程中逐步壯大的，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與世界緊密相連、休戚與共，發展仍需依托全球化進程——沒有人認為中國能在封閉環境中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恰恰相反，我們需要更高水平的開放，這也是中央政府一以貫之的政策導向。

第三，國際貿易的重要性依然突出。盡管傳統“三駕馬車”（投資、貿易、消費）拉動經濟的模式需調整優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其作用減弱，國際貿易尤其如此。去年中國貿易順差突破1萬億美元，這一數據引發全球廣泛討論，我們也需理性審視其背后的深層含義。在我看來，這一現象帶來的憂慮多于成就。巨額順差既反映出近年來我國出口增速加快，尤其是“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等產品出口表現亮眼；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進口增長相對乏力的問題。出口多、進口少導致順差擴大，這種局面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畢竟中央政府多年來始終不追求單純的貿易盈余，更強調貿易均衡發展。1萬億美元的順差是一個警示信號，說明盡管國家層面堅持開放政策，但在具體落實中，無論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進口增長不足的問題客觀存在，這反映出微觀層面可能出現了開放力度減弱的傾向，需要我們警惕并加以糾正。

第四，開放是中國履行大國責任的必然選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開放政策本身就是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當前全球各國面臨的核心挑戰仍是發展問題，而開放促進發展、封閉導致落后，這一規律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樣適用。

最后，中國的大國地位是通過斗爭贏得的，而非憑空而來。當美國等部分國家推行逆全球化、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時，我們更需以實際行動持續推動全球化進程——這是中國邁向強國目標的必由之路。

1月16日，“廣東年味 世界共享”——請到廣東過大年新春活動在汕頭鎮邦美食街啟幕，30個國家和地區的百余名外籍達人齊聚（圖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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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堅持怎樣的開放？

因此，新時代國家層面的高水平開放政策已形成高度體系化、系統化的布局。我將其總結為三個層面的高水平開放。

第一是包容性多邊主義。多年來，我國始終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即真正的多邊主義。這種多邊主義秉持開放包容的理念，聚焦所有成員國共同面臨的問題，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這與美國搞的針對第三方的“小圈子”做法有著本質區別。例如，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包容性多邊主義的生動實踐——盡管美國、日本曾表示反對，但我們始終保持開放姿態，歡迎其加入，絕不針對第三方。

第二是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領域的制度型開放。這與APEC的核心目標高度契合，因為區域經濟一體化離不開各國普遍認可和接受的規則標準。在此方面，我們一方面持續對標國際先進規則標準，另一方面已從過去單純的“接軌”轉向主動參與規則制定、為國際規則貢獻中國智慧。此次APEC會議在深圳舉辦，無疑為我們深化制度型開放提供了重大機遇。

第三，我認為更為關鍵的是自主的單邊開放。當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經濟挑戰，部分國家重拾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頭。而我國已具備實施單邊開放的條件——事實上，真正的強國往往推行單邊開放政策。當年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本質上是對等開放，是發達國家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的工具。歷史上，英國曾率先推行單邊開放政策。美國在漢密爾頓時期的重商主義階段后，也于二戰后轉向單邊開放，構建起三大開放體系：開放的教育人才體系、開放的資本金融體系與開放的企業體系。如今，我國已發展到有能力推行單邊開放的新階段。

04粵港澳大灣區

在中美競爭中扮演的角色

當前提及中美競爭，若聚焦于第四次產業革命這一核心維度，本質上是中美兩國若干重點區域之間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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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的重點區域布局

從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技術儲備與產能布局來看，美國的優勢區域主要集中在兩大板塊：其一為西部的加利福尼亞硅谷至得克薩斯的狹長地帶，這里被美國人稱作“新浮士德文明”的發源地（近代傳統浮士德文明起源于歐洲），他們認為新一輪產業革命的火種正孕育于此；其二是東北部從波士頓延伸至紐約的區域，作為傳統工業基地，該地區在生物醫藥領域發展極為成熟。而支撐美國擁有最完整供應鏈與產業鏈的關鍵，正是西部與東北部這兩大板塊。

我們國家的主要經濟和創新區域實際上可以分為三塊，或者說核心是兩塊。第一塊規模最大的是粵港澳大灣區，這里有香港、深圳、廣州三大中心城市。第二塊是長三角地區，覆蓋從蘇州、上海到杭州的區域。第三塊則是北京地區。北京地區有一個顯著特點：集中了全國數量最多的高校和科研機構，科研論文產出豐富，基礎研究實力尤為雄厚，但應用技術轉化能力相對薄弱。因此，北京不少應用技術轉化項目流向了珠三角，也有些流向長三角。

深圳灣體育中心以及周邊建筑（圖源： 新華社）

所以我個人認為，中美之間所謂的競爭，本質上是美國西部、東北部地區與中國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之間的競爭。

中美競爭的最終落腳點，從來不是誰比誰更封閉，而是誰比誰更開放。正如我剛才所言（詳見），特朗普時期的封閉政策只是暫時的，美國不會長期將自己封閉起來。縱觀歷史，唐宋兩朝因高度開放而走向強盛，明清兩代因閉關鎖國而逐漸落后；蘇聯也曾因與西方脫鉤陷入發展困境，最終走向衰落；如今的俄羅斯若不堅持開放，同樣會面臨落后的風險。而美國發展進程中最關鍵的經驗之一，便是長期堅持單邊開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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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為何重要？

那么，大灣區為何重要？圍繞“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邏輯，或是西方語境下“科學發現”的生成機制，我們的研究團隊基于過去250多年的工業化經驗總結，提出了“新三駕馬車”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個國家若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具備三個關鍵條件：其一，擁有一大批能夠開展基礎科研的大學與機構；其二，擁有一大批能夠將基礎科研成果轉化為應用技術的企業與機構；其三，必須具備充分的金融服務支撐。

從“三駕馬車”的視角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若能實現融合發展，便已完全具備相應條件。首先，就基礎科研領域而言，內地的廣州、深圳兩地高校正穩步發展，同時更不能忽視香港擁有的七八所大學，其中五所位列世界排名前一百，有三所位列前五十。香港的基礎研究實力頗為雄厚，尤其是在生物醫藥與人工智能領域處于先進水平，這一點并不遜色于新加坡。香港的高校不僅獲得了充足的政府資源支持，其基礎科研能力更是十分突出。倘若能將兩地的基礎科研力量加以融合，整體實力甚至可與美國加州大學系統相媲美。

其次，在應用技術轉化領域，珠三角從深圳、東莞到廣州，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已逐步發展成為全球應用技術轉化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早期雖以“山寨模式”起步，但如今已構建起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產業鏈與供應鏈體系，不僅能夠生產各類產品，更能實現規模與品質的雙重領先。這一優勢是香港目前難以具備的。香港在回歸前后經歷了“去工業化”進程，與美國類似，將大部分制造業轉移至內地。當前，香港的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主導。此前，香港曾嘗試發展制造業并建設科創園區，但未能取得預期成效，甚至連打印圖紙的大型設備都需從深圳調配。因此，我始終認為，香港無需再著力發展制造業，只需將基礎科研成果輸送至珠三角地區進行轉化即可。當然，這需要各方具備長遠的格局意識，并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廣東佛山市美的庫卡智能制造科技園拍攝的工業機器人產線車間（圖源： 新華社）

第三塊是金融服務。內地在這方面的發展仍有不足，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風險投資體系尤為關鍵。我們目前的“產投”“創投”并非真正意義上的風投，缺乏承擔風險的魄力。國家倡導“耐心資本”，但我們尚未建立起支撐耐心的制度環境。比如國資委主任的任職周期通常為3至5年，而風投項目的回報周期至少需要8到15年。因此，我們需要充分利用好香港的金融服務優勢。

所以，如果我們大灣區的“三駕馬車”——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與金融服務能夠實現深度融合，無疑將成為全球范圍內最具競爭力的發展引擎。尤其是在人才方面，香港長期以來都是享譽世界的人才高地。因此，大灣區完全可以成為中美競爭中至關重要的戰略抓手。

在區域協調層面，長三角一體化的實踐成效顯著。三省一市不僅設立了專門的理事會，還搭建了多元化的協調機構與企業家聯盟等合作平臺。相比之下，我們大灣區內部，甚至連廣東省內的9個城市之間，都缺乏高效的協調機制。舊金山灣區的經驗值得借鑒，那里遍布著各類民間協調組織，這提醒我們需要反思：區域協調不應僅依賴政府推動，更要著力構建常態化、多元化的民間協調機制。

05深圳能做什么？

簡單地說，關鍵在于把握APEC帶來的機遇，既要借此賦能自身，也要為APEC各經濟體的發展注入動力。

從昔日小漁村蝶變為今日世界大都市，深圳的成長軌跡正是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的生動縮影。當前，深圳既面臨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也需應對自身轉型升級的迫切需求。為切實履行國家賦予的“三區”（經濟特區、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使命，深圳必須堅定不移地走高質量發展之路。那么，深圳如何借助APEC賦能自身？不妨從以下三個維度的開放著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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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多邊主義

這不僅是外交政策，更是一種商業精神。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商會，這些商會擁有龐大的海外網絡。例如浙江商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均設有分支。我們可以將這些民間力量組織起來，作為重要抓手。當前企業正面臨“出海潮”，許多企業的出海方向涉及APEC國家。我們需要有組織地開展研究，制定系統的政策。我們能否將深圳、廣州與香港聯動起來，打造中國企業出海的第一站？

當前中美競爭難以避免，企業直接出海容易被歸入美國陣營，就像武漢某企業團隊遷至新加坡后，仍面臨被美國公司收購的風險。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與新加坡差別不大，如果我們能將企業主體與香港的政策相結合，把數據等核心要素布局在前海合作區，這完全是可以嘗試的方向。

愛普生深圳工業機器人工廠的生產線（圖源：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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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型開放

這對深圳而言需提上議事日程。美國對WTO興趣不大，但這并不意味著全球化會終止。我國已申請加入CPTPP和DEPA，深圳完全可以先行先試。越南、馬來西亞等國都能執行CPTPP規則，以深圳當前的經濟水平，完全具備這樣的條件。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比如河套地區的數據尚未開放。我們能否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先推動數據流通？如果連深圳與香港之間的數據都無法順暢流通，未來又該如何加入DEPA？

還有中國－東盟共同市場。我國已與東盟簽署3.0版自由貿易協定，但這仍有提升空間。我們提議構建中國－東盟共同市場。東盟經濟是中國經濟的自然延伸。若能形成共同市場，將有助于緩解地緣政治壓力。我們不排擠美國，只要美國不在西太平洋搞圍堵，我們對此持歡迎態度。深圳作為開放型城市，需要對接高水平規則，提升產品質量與品牌影響力。當前，不少企業出海時將“內卷”模式帶到國外，搶占當地地攤生意，這容易引發反感。我們需要借鑒日韓的經驗，既推動出海發展，又維護自身利益，實現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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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邊開放

深圳需從“物的國際化”向“人的國際化”“制度的國際化”“治理的國際化”進階。深圳在貨物貿易領域早已實現“買全球、賣全球”，堪稱國內最具國際化特征的城市之一。然而在“人的國際化”方面，外國專業人士占比遠不及香港和新加坡，更不用說是紐約或硅谷——硅谷60%的人口為移民。深圳真正的外籍教授與專業人士數量仍相對較少。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獨思錄》

第06錄（總錄第97錄）

深圳如何借助APEC賦能自身？不妨從以下三個維度的開放著手探索：一是包容性多邊主義，二是制度型開放，三是單邊開放。

——鄭永年

《獨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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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王希圣

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王炳云

審核｜馮簫凝???

中美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G2。

開放為先，創新相隨，合作方能實現。

新世界已經來臨，但新秩序尚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