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上周一位北京的朋友去現場參加了一場線下讀書會，發來照片一看，原來是蔣方舟剛剛發表了新書《占有》。
大概看一下，《占有》是以她的人生故事為藍本創作的自傳體虛構小說，新書介紹里有兩段話讓我印象深刻。
“面對事業、兩性、親情、時代、自我，我可能都活錯了。”
“到了三十歲，我才覺得自己終于進入一個女人的世界，我不用再去思考一個被認可的年輕女性是什么樣的，而只用想：我是誰？我想成為什么樣的人？”
作為初代“天才神童”，蔣方舟到了奔四的年紀竟然發出了跟普通人一樣的叩問。
其實我倒覺得，蔣方舟的真實人生故事比她的虛構作品“精彩”：會有高光時刻但人生低谷更多，最終清醒之后發現自己只不過活在一個別人口述的虛構故事里，卻很少為自己活。
這種感受從前段時間聽她和魯豫的播客便深有此感，在節目里，蔣方舟有了一種“活人感”，不是一個“天才作家”的泡沫形象，而是一個被虛榮心、失敗感、羞恥感折磨的現實普通人。
這也是我想分享的蔣方舟的原因，“天才故事”固然振奮人心，但怎么過好歸于平凡之后的生活，才是我們大多數人一生的命題。
01、
揠苗助長的“天才少年”
蔣方舟跟普通人掛鉤可能很多人腦子里會冒出一個問號，她可是一路開綠燈的“天才少女”，要理解這個，的確要了解一下她的輝煌成名史。
蔣方舟生在一個熱衷打造“天才”、“神童”的80年代，文學圈的韓寒，郭敬明，數學天才柳智宇，留學明星劉亦婷，都在講述著美好未來不是夢。
她7歲寫作、9歲出版的散文集被湖南省教委定為素質教育推薦讀本。
12歲出小說、成為專欄作家，2000年每個月的稿費就有4-6K左右，成為家里的經濟主力。
19歲被清華大學降60分破格錄取，一畢業便就職《新周刊》副主編。
蔣方舟走上了一條快車道，小小年紀，名利雙收，成為了很多虎媽雞娃的樣板，說實話，當年老師也曾拿她的故事鞭策過我。
在那個沒有大數據的年代，蔣方舟意外切中了很多人內心的算法。
教育界需要素質教育符號，媒體界需要眼球經濟故事，文化界需要新人作家代表，“天才少年作家”應運而生。
把蔣方舟推向“算法”中心的背后推手便是蔣方舟的是媽媽尚愛蘭。
尚愛蘭給蔣方舟的初始人生劇本便是如何成為作家。
母親告訴她："法律規定，小孩7歲就要開始寫書，否則會被警察抓進監獄。"
父親是鐵路乘警，配合著媽媽，甚至拿出手銬圓了這個"謊言"。
尚愛蘭是中學語文老師，最初是她先投稿寫作，她獲得過"榕樹下"網絡原創文學大賽最佳小說獎，是《南方都市報》的專欄作家，也出過兩本小說。
難以維持日復一日的強輸出后，女兒便成了她新的寄望，尚愛蘭也理所當然成為蔣方舟的第1任寫作老師。
女兒成名之后，她還專門出書分享教授寫作的技巧，方法概括為三點：
自由字數、自主命題、自發閱讀。
看似自由培育的背后其實是一條嚴苛到像軍事化管理的殘酷路徑。
蔣方舟沒有淹沒在題海中，卻在閱讀和寫作的重復練習中上緊了發條。
剛上小學，媽媽每天要求她4:00起床，7:30上學之前完成一篇作文，沒有周末節假日。
不讓讀低幼兒童讀物，蔣愛蘭把一堆成人讀物列到一個小學生的書單里，張愛玲、三毛、劉墉、尼采成為她兒時的精神好友。
尚愛蘭也是她寫作的首席評判者，不幸中的萬幸，她信奉鼓勵教育，一直對蔣方舟說：“你寫的太好了”，“你簡直就是天才”。
年少成名，蔣方舟哭訴過自己過的不快樂，尚愛蘭回答： "快樂不重要，把事做成才重要"。
蔣方舟形容那種“雞娃”的童年生活簡直“禽獸不如”，她在《審判童年》中寫道：“對于虛假的童年，我歷歷在目觸感依舊；對于真實的童年，我一問三不知。”
02、
更像“夫妻”的母女共生
如果年齡是一塊遮羞布的話，隨著蔣方舟成年步入社會，天才少女的光環成為了她的緊箍咒。
最毒的咒語便是：什么是你的代表作？只要有人念起這句，鐵箍就在她心頭緊上一圈。
濾鏡或者保護層褪去之后人們發現，天才少女不過如此。
之前至少在數量上還可以稱得上“著作等身”，大學四年卻連作品數量都相當慘淡，只在畢業時“拼湊”出一個合集。
人們質疑她江郎才盡，母親代筆的質疑聲更是一浪未平一浪又起。
曾被人詬病不會寫小說，連編輯也直白勸她：“放棄吧，你沒有什么寫小說的天賦”。
蔣方舟不服：“我只是練習不夠”，她寫出首部短篇小說集，努力自證，最后口碑慘淡。
最具毀滅性的事件是，她領著日本的補助寫出《東京一年》，陷入了“親日”+“抄襲”的風波。
參加綜藝《圓桌派》，她的諸多言論也被人詬病：“30歲前結婚一定會出軌，還沒玩夠呢”、“我能接受戀人肉體出軌一兩次”……
天才人設崩塌、輿論鋪天蓋地，逼到蔣方舟決定退網。
曾經助她高飛的“天才作家”成了無形牢籠，蔣方舟怎么都走不出來。
被困住的囚徒不只有她，還有一手打造天才的媽媽。
尚愛蘭犧牲了自己全部的職業生涯、個人生活，孤注一擲地鋪在女兒身上，如影隨形。
母女兩人像互相依存又互相吞噬的共生體，中間被一條隱形的臍帶連接。
蔣方舟覺得媽媽"剝奪了自己應有的人生"，但常常打兩三個小時電話給她，打到媽媽都害怕聽到她的電話。
后面她驚覺媽媽的人生也在被自己啃噬，而且更徹底，媽媽的殼套在了她的身上。
這種過度親密的母女關系充滿了后遺癥和副作用，蔣方舟部分失去了婚戀的能力，她很難做到像媽媽一樣去愛別人，反而她們母女更像“夫妻關系”。
種子是很難在種子自帶的營養上生長出高大的植物，它必須找到合適自己的土壤，蔣方舟還在尋找那片土壤。
蔣方舟曾經是素質教育的代表，但最后她跟應試教育和題海戰術中走出來一代很像，努力固然可能賺來了名利、學歷或機會，但是也迷失了內心真實的自己。
03、
“我們”好像都活錯了
斷網之后，蔣方舟開始在廢墟上重建。
蔣方舟嘗試和媽媽的關系剝離，媽媽搬出來自己的住處，開始單獨生活。
獨居的日子，媽媽發展出剪紙的個人愛好，60多歲的她創造力如此驚人。
強烈的學習欲望讓她啃完了市面上所有關于剪紙的書，尚愛蘭還愿意花錢專程飛到日本參觀剪紙紙藝美術展覽、學習剪紙藝術。
每次聊到創作，媽媽都異常興奮，蔣方舟覺得她更像“7歲剛開始寫作的我”。
這樣一個零基礎的退休婦女，不停自我摸索，最后竟然能夠辦起了剪紙展覽，展名“我，是個動詞”。
蔣方舟的困境是顯性的，而尚愛蘭也在困境之中，只不過那種困境是隱形的。
尚愛蘭最大的困境便是對于一事無成離開這個世界的恐懼，而面對人生困境的解鎖之道就是創作。
《我抱著那些盛放的》、《我扛著我的記憶》、《我不要一事無成地離開》、《生活就是拉拉扯扯》……從作品來看，尚愛蘭的確有自己的創作思路和濃厚的表達欲。
她不再是一個面目模糊的“蔣方舟媽媽”，而是一個大半生失去自己又在重新找回自己的女性個體。
退網之后的蔣方舟也開始每天三點一線，吃飯、寫作、閱讀、睡覺，日復一日，遠離紛爭，枯燥但也格外的“輕松”。
19萬字的長篇小說《占有》就是在這段時間里寫出來的。
故事內容主線大體跟自己30年的人生經歷相似：主人公姜諾亞從小在母親林愛竹的“威逼利誘下”寫作，為了奪回主權，十八歲的諾亞放棄寫作，卻又在消費社會和男友的“操控”下繼續迷失……
寫書的過程也是她對自己的整個人生系統性審視和反思。
這本書豆瓣評分7.7，談不上高，評價褒貶不一，遠遠達不到“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效果，但寫這本書的過程對她自己意義深遠。
正如她所說的：“我三十歲之后，逐漸意識到，不正視自己的恥感，就無法真正走向自己；而無論你的故事被他人說過多少遍，你仍要講出自己的故事，不要把敘事權交給他人。”
作為過氣的“天才”，她還有一段很長的文學之路要跋涉。
但作為“普通人”她貢獻了一個人面對真實世界、自我成長的案例：
當你向著內心不斷探索，會發現能陪你走下去的始終只有你自己——那個“愛你，想要你贏，蓬勃，快樂”的自己。
最終讓我決定寫下蔣方舟故事的，是她曾在《巖中花述》中說過的一段話——
“活著，就像是同時造一艘船，又建一座碼頭。哪怕船沉了很久，你還是要慢慢把碼頭修好。”
蔣方舟說，這句話讓她感到平靜。
因為人生中那些曾經引以為傲的天賦、才華、高光時刻，就像那艘船一樣，或許終會遠去。
而我們能做的，就是在船離開之后，依然好好修繕屬于自己的那座碼頭。它可能不夠起眼，甚至布滿歲月的痕跡，但那才是我們真正可以停靠的地方。
其實我們大多數人，一生都不一定能等來那艘乘風破浪的船。
更多的時候，我們只是守著自己平凡卻穩固的碼頭，看著別人的船只來來往往，心中卻不再焦慮與慌張。
你呢？是否也曾覺得自己“活錯了”——選錯了專業、愛錯了人、走了一條并不屬于自己的路？
又是在哪一個瞬間，你終于修好了自己的碼頭，從此風浪再大，內心卻有了安穩的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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