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先生在歷史學上的貢獻

1976年1月4日，徐旭生先生與世長辭了，終年88歲。旭生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古史專家、考古學家。他的逝世，是我國歷史學界的一大損失。

先生，原名炳昶，后來以字行，生于1888年，河南省唐河縣人。早年留學法國，在巴黎大學學哲學。回國后，先后擔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北平師范大學校長、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等職務。曾在北京大學任教西洋哲學史，翻譯了威伯爾《歐洲哲學史》一書。1927年任西北科學考察團團長，在我國西北部進行科學調查，寫有《徐旭生西游日記》一書，詳細敘述那次西北考察團的工作和西北地區的一些民情風俗。

徐老在學術上卓有成就，尤其是在古史傳說研究中，功力很深。他從1932年起開始專心研究中國古史傳說，寫成了系統的著作，即《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這本書，凝聚著他多年研究古史傳說的心血，蘊含著他獨到的學術見解。在書中，他首先指出，所謂傳說時代，說的是最初的歷史總是用“口耳相傳”的方法流傳下來的。在古文獻中保留有古代傳說。而在當時尚未有文字把它直接記錄下來的史料，用這種史料所記述的時代，就叫做傳說時代。如何對待傳說時代的史料呢，這在古史研究中是個大問題。徐老認為：一、傳說時代所流傳下來的一部份古資料，比正史中所載史實更為可靠；二、傳說史料大都有歷史事實為核心，并非子虛烏有；三、對于摻雜神話的傳說與純粹神話的界限應當分辨，不能把古史一古腦兒送到神話的保險柜中封鎖起來；四、古代人并不作偽，《堯典》《皋陶謨》《禹貢》《五帝德》《帝系》《五帝本紀》諸篇中所載靠不住的材料，那是因為古人在做綜合工作時所用的方法不夠精密，并不是古人有意造謠。如果認為《尚書·立政》內含有尚賢思想，就宣布它是受了墨家思想的影響，是戰國人的偽造，這樣的論證是脆弱的，是不能成立的。他對當時史學界中那股極端疑古風進行了回敬。他的這種樸素、堅韌、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令人景仰。

徐老對古史傳說研究的成果，是具有創見的。他認為，中國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

華夏集團，地處西北方。再仔細分析，又可分為三個亞集團：黃帝、炎帝兩大支，黃帝支居北、炎帝支居南；近東方的，又有混合華夏、東夷兩集團文化，自成單位的高陽氏（帝顓頊）、有虞氏（帝舜）、商族；接近南方的，又有出自北方的華夏集團，一部分深入南方，與苗蠻集團發生極深關系的祝融等族。黃帝族的發祥地，在今陜西省的黃土高原上，畔姬水，得姬姓。炎帝族則在今陜西境內渭河上游，畔姜水，得姜姓。此后兩族中各有一部份漸向東移。炎帝族順著渭水、黃河兩岸，一直發展到今河南及河南、河北、山東三省交界的地域。黃帝族順著北洛水、渭水及黃河北岸，隨著中條山及太行山脈，一直到今北京附近，或有順著永定河岸，到今河北北部宣化附近。

東夷集團：太皞、少皞、蚩尤均屬之。它所居地域，北自山東南部，最盛時達山東北部。西至河南東部，西南至河南極南部，南至安徽中部，東至海。

苗蠻集團：三苗、楚、伏羲、女媧、驩兜均屬之。它的地域，似乎以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為中心，迤北到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諸山脈間。

這三大集團，互相斗爭，后又和平共處，終結完全同化，漸次形成后來的漢族。

他還認為，中國古史上有三大變化：一是華夏族與東夷族漸次同化。從前氏族林立的中國漸次合并，形成若干大部落。此第一大變化；二是黃帝死后，高陽氏（綜合華夏、東夷兩集團文化的部族）出現，這時已是氏族社會末期，生產力有所發展，貧富分化，勞心與勞力分工。這樣的分工，在當日表現為宗教內部的變革。而帝顓頊的“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對后來的社會有很大影響。此第二大變化；三是大禹治水后，氏族制度逐漸解體，變成了有完型、有組織的王國。此第三次變化。徐老的這些論述，為我國古史傳說的研究創立了一個新體系。

關于夏文化問題的探索，徐老是盡了推進之力，立下開創之功。發表的《略談研究夏文化的問題》一文中，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他指出：想要研究夏代文化，必須把這個詞可能包括的兩種涵義分別清楚。要問，它是指夏代的文化呢？或是指夏族的文化？如果屬于前者，那它的地域范圍較廣，而時間卻很清楚，起自禹，終于桀。如果是指后者，那它的地域范圍很有限制，而時間還應包括禹以前、桀以后。夏族所具有的文化，也全應叫作夏文化。他覺得有兩個地域與夏的關系特別密切，一個是河南省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穎水上游、登封、禹縣等地。另一個是山西省西南部。這對夏文化的探索，分清概念，指明途徑，在學術研究工作中是難能可貴的。

徐老十分重視考古工作，極想通過地下發掘材料，探索夏文化，彌補考古學上這一大空白點。他不顧年老體弱與生活條件的艱苦，以近七十高齡親自到田野進行考古調查，寫成了《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調查了幾個比較重要的遺址：（一）告成遺址，（二）石羊關遺址，（三）閻砦遺址，（四）谷水河遺址，（五）二里頭遺址。爾后，二里頭遺址、告成遺址與晉南東下馮遺址的發掘，就是在徐老的“報告”的啟示下開始的。

徐老對大禹治水的傳說，作過考證，寫過《禹治洪水考》。他說：大禹治水是我國最古的一個傳說。戰國時百家爭鳴，各家都沒有懷疑過這個傳說。有人認為工程浩大，當日不可能。可是埃及在四千年前就曾開辟過一個周圍約二百公里的大人工湖。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在很早的時候，已經挖掘運河網。為什么大禹還在他們之后千余年，就不能開挖這類工程。至于當時洪水發生的區域，他認為是在兗州，包括今河北省的東部，山東省的西部，河南省的北部的部份平原。至于今日之兗州（滋陽），不過是古兗州東南的一小角。這里他所主張的洪水是專指黃河下游的說法，是他在一、二十年前研究的心得。

徐老對《山海經》素有研究，寫過《山海經札記》、《“山海經”的地理意義》。他指出，《山海經》為現存的我國最古的地理書之一，從中可以看出東山經所載山，多近齊魯文化之區。南山經所載山，當日僻在荒遠。西、北、中三山經所載山，大致可知它們的所在地。其中尤其是今陜西省、河南省西部及山西省南部的山水，敘述特別明晰，這是很可注意的一點。

徐老的學術研究的范圍，相當廣泛。除古史傳說、考古學而外，還對我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原因及井田制等歷史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先后發表了《對我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問題的看法》及《井田新解并論周朝前期士農不分的含意》兩篇論文，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均有新意。

徐老的治學方法，是具有獨創性的。從他在解放初發表的《從批評科學歷史材料談到處理我國古史材料方法》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作具體分析的，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待古史。他的看法是：一、世界上任何古代民族的歷史的開始，全是傳說，并無當日的記錄，真正著于簡冊，全是相當晚近的事；二、任何民族早期的歷史，全與神話相間雜，神話漸次退步，才達到真正歷史的境地；三、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相互駁斥，可是當時諸子書中關于古史材料雖有些相互矛盾之處，但相同之處還不很少。

在處理古史材料時，要注意材料的等次性。一、春秋以前的史料，有甲骨文、金文、易經、今文尚書、詩經，這些史料極可寶貴；二、春秋戰國時的材料，西漢所保存的，如果與前期所保存的材料沒有矛盾，也可附入此部份。此外，群經、周秦諸子、周書、國語、左傳、國策、史記、竹書紀年等書皆屬之。這一部份是研究傳說時代的人所靠的最重要的來源。靠著它可以畫出傳說時代古史的輪廓；三、整理古史，應先注意未經系統加工過的材料，再證之以考古材料，以近代社會科學所得的結果為比較，審慎檢索，以求得古代近似的經過。

徐老的這種審慎的治學方法和經驗，對于指導我們研究學問是非常有用的。

徐老之為人，正派、耿直、真誠、樸實。他那慈祥和藹的學者風度，為學術研究而辛勤努力，工作上周密細致，治學上嚴謹求實，處處都是我們的表率。

1957年徐老以七十歲的高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人黨后，對自己的要求更為嚴格。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身心受到摧殘。

我在徐老身邊工作過多年，他那淵博的學識，“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謹嚴的治學態度，我如坐春風，深受教益。

1975年冬，我特地登門看望這位可敬的老人，他已半身不起，記憶力嚴重衰退，而他還在看書學習。這種好學精神，又為我們樹立了光輝榜樣。但不料從此一見，竟成永訣，深感悲痛。

往事如煙，但也歷歷在目。徐老的教誨，我怎能忘懷。可惜的是，徐老生前曾計劃編出《中國古史傳說資料匯編》一書，未能完成。我以一顆負咎的心情，寫出我所知道的徐老在學術研究工作中的萬一。（節選自黃石林《徐旭生先生在歷史學上的貢獻》，原文刊載于《考古》1981年第4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責編：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