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人都知道后金做大了，為何明朝皇帝卻不知道

朱元璋和明朝塑造了后世中國人的性格，明朝人的行為邏輯，與現代國人的相似度，遠高于漢唐宋，也難怪很多人會喜歡明朝。

明末清初，很多人忽略了一個詭異的事實，努爾哈赤從十三副盔甲起兵，到1618年向明朝正式宣戰，期間經過了35年，而明朝皇帝對此竟一無所知。直到努爾哈赤攻占撫順，明朝才對努爾哈赤的力量有了初步認識。

而對后金軍的實力，明朝認知的更晚，薩爾滸潰敗后，明朝仍相信可以在野戰中擊敗后金軍，讓大量的主力憑空消耗，直到崇禎年間，明軍仍對在野戰中戰勝八旗存在幻想。

礙于官僚體制和政治正確，大多數官僚都對皇帝隱瞞信息，以至于皇帝只能得到碎片化，甚至是虛假的信息，皇帝的所有決策都建立在”明軍勝過八旗軍或至少與其實力相當“的錯誤假設上，信息不正確，就只能做出錯誤的決策。

對于后金軍的壯大，至少李成梁家族早有認知。

1592年，李成梁幼子李如梅跟隨援朝大軍進入朝鮮對抗倭寇，朝鮮國王曾詢問李如梅明軍、女真、日軍三方的戰斗力。

李如梅回答：“倭子三十，不能當韃子一人，此賊七千，可當倭奴十萬”。

當時努爾哈赤的兵力大概在5000人左右，李如梅認為一個努爾哈赤就能將豐臣秀吉趕下海。

但這些描述后金軍實力的信息，從未見于明朝官方史料，直到努爾哈赤起兵前，明朝朝廷都對后金的具體情況一無所知。

明朝將領和官員隱瞞后金的關鍵信息是出于復雜的政治考量，明朝體制內一向是“誰提出誰解決”，而當時努爾哈赤已經壯大到李成梁無法解決的程度。

明代后期，衛所制度早已崩潰，明朝將領高度依賴家丁作戰，十幾萬軍隊，真正有戰斗力的只有將領身邊的幾千人，李成梁在鼎盛時期，大約有7000家丁。

但1592年，努爾哈赤已經有了5000以上的兵力，足以和李成梁抗衡。

面對努爾哈赤，李成梁既不能剿，也不能上報朝廷，明朝黨爭嚴重，很少有人就事論事，都是將具體問題當作黨同伐異的工具，抓住小錯就往死里整，動輒給“工作失誤“扣上意識形態的帽子，真心做事的人死得往往很慘。

努爾哈赤壯大到如此程度，肯定要找人擔責。如果李成梁如實上報朝廷，朝廷就會追查李家的失職，甚至認為李成梁養寇自重，里通外夷，而之前，李成梁確實有扶持努爾哈赤制衡其它女真各部的意思。

惡劣的政治環境讓李家選擇了隱瞞，寧肯將信息透露給朝鮮人也不上報給皇帝。

1592年，李成梁被彈劾罷官，當1601年他重新擔任遼東總兵時，經歷了高淮亂遼和援朝戰爭的消耗，遼東形勢已經徹底失控，李成梁只能靠與努爾哈赤結成姻親穩住局勢。

1618年努爾哈赤攻占撫順，之后又贏得了薩爾滸之戰，引起了明朝的重視，但明朝朝廷仍對八旗軍戰斗力缺乏正確的認知。

薩爾滸之后，我們仍頻繁見到明軍主動和八旗野戰，輕而易舉的被殲滅，即使到了崇禎年間，皇帝仍不確切知曉八旗軍的戰斗力，仍認為是臣子失職才讓滿清連連獲勝，仍不斷催促前線與清軍野戰。

崇禎皇帝懷疑袁崇煥謀反，一個原因是他沒有在薊州及時阻擋清軍，而是將清軍引到北京城下才與之決戰，崇禎認為袁崇煥明明有實力卻放任清軍通過，有叛變嫌疑。

從事后崇禎輕率的讓滿桂率主力與清軍決戰來看，崇禎確實不知道清軍戰斗力這么強。

袁崇煥之所以將清軍引到北京城下恰恰是他對清軍有著正確的認知，只有“憑堅城，用大炮”，關寧軍才能與清軍一戰，如果沒有城池掩護，任何明軍都不是八旗的對手。

閱讀史料，我們會發現明朝皇帝對前線情況了解之少，讓人瞠目結舌，除了徐光啟，其他人在向皇帝匯報時，都對明軍與清軍的戰斗力差距噤若寒蟬。

很多人只知道清朝有”天朝上國“的思想，殊不知這種思想在明朝已經根深蒂固，即使在危亡時刻，明朝仍然頑固地堅持華夷之辨，拒絕承認現實。

袁崇煥明知后金軍遠勝明軍，五年平遼絕無可能，依然向崇禎皇帝夸下海口，導致后者產生了錯誤的預期。

徐光啟希望開啟”洋務運動“，通過引入西方軍械和人員對抗清軍，卻被大臣們斥為”里通外國，漲他人志氣“。

當年以盧兆龍為首的廣東籍官員反駁徐光啟的理由和清末那些迂腐的士大夫毫無差別。

盧兆龍說：”臣生長于香山，知澳夷最志，其性悍桀，其心叵測……，招此異類，躍馬持刀，彎弓挾矢于帝都之內，將心腹信之乎？……夫此三百人者，以之助順則不足，以之釀亂則有余，奈之何……，中國將士如云，貔貅百萬，及今教訓練習，鞭撻四裔，攘斥八荒，何事招遠夷，貽憂內地，使之窺我虛實，更笑我天朝無人也？……且澳夷專習天主教，最易惑世誣民。

盧兆龍認為徐光啟之所以支持引入葡萄牙人，是因為他自己就是天主教徒，想借助朝廷傳播天主教，徐光啟的洋務運動被上升到大是大非的意識形態問題，最終崇禎皇帝迫于壓力，下令招募的葡萄牙人就地解散。

（徐光啟才是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

廣東官員反對徐光啟，當然不是因為意識形態，而是經濟利益，他們擔憂葡萄牙人進入內地后，會要求朝廷開放更多通商口岸，那樣廣東會喪失貿易的特權，這與清朝官員反對洋人進入內地如出一轍。

但官員們不會直接說出真實意圖，而是會用“天朝上國”和“維穩”的邏輯進行包裝，以說服皇帝，而崇禎和乾隆一樣，都在安全和意識形態壓力下屈服了。

明朝朝廷的天朝上國思想在與滿清的和談中也暴露無遺。崇禎繼位以來可謂是內憂外患，明白人都知道，明朝不能兩面作戰，需要休養生息，而滿清那邊，皇太極也確實想進行和談，我昨天的文章講到，皇太極一直對入關抱有疑慮，他最希望和明朝達成和議，滿漢分別建國。

這對明朝來說本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但終因意識形態壓力而付諸東流。明朝吸取了宋朝的教訓，認為宋朝滅亡就是因為議和，明朝要想避免覆滅，必須絕不議和。向蠻夷妥協是明朝最大的政治不正確，這等于承認天朝竟不如蠻夷，誰敢議和就會被群起而攻之。

松錦之戰后，崇禎只敢偷偷派陳新甲與皇太極議和，事情敗露后崇禎不敢承擔責任，把陳新甲推出斬首，今后再無人敢談議和之事。

后來李自成逼近北京，崇禎和大臣們都知道南遷是唯一的生路，但卻無人率先提出，所有人都知道答案，但沒一人愿意說出，明朝就這樣在極度虛偽的環境下，在半推半就中走向了滅亡。

相對明朝，清朝要務實的多，如果是崇禎，絕無可能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也絕無可能借助列強給王朝續命。

明朝自建立起，皇帝就把知識分子和老百姓都視為草芥，與尊重士大夫的宋朝不同，明朝大行特務政治，實行恐怖統治，并習慣用“打屁股”的方式（這是蒙古人對待奴隸的方式）折辱知識分子。

明朝還仿照蒙古人建立了戶籍制度，老百姓沒有更改職業、遷徙的自由，朱元璋還極力貶低商人和商業，讓中國經濟大幅倒退，宋朝以來繁榮的商貿和先進的稅收體系完全消失。

朱元璋的所有制度都是圍繞厚養子孫建立，以至于到了崇禎年間，宗室已經成為最大的毒瘤，成為國家巨大的負擔。

從一開始，明朝君臣就喪失了互信，在用流民博弈的方式相處，明朝上下，都急劇流氓化，在這個國家，你看不到任何真實的道德，只有虛偽至極的口號和沒有底線的內斗。

明朝絕不是再造華夏，它反而是華夏墮落的象征。真正的皇漢恰恰不應該追捧朱明，反而應該質問崇禎和朱家王朝為何將漢人江山輸給了一個幾十萬人的小族群。

17世紀，全世界的農耕民族都成功反擊了游牧、漁獵民族，只有明朝逆趨勢而動，一個一億多人口的大國被小族群征服，這恰恰反映出明朝的脆弱（宋朝時全世界都在被游牧民族征服，南宋反而抵抗最久），除了在統治術上登峰造極外（這是能延續276年的根本），朱家統治在其它方面真可謂一無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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