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的“楚門的世界”

民智漫談

作者：宋佩璇，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2200字，預計閱讀時間5分鐘）

數十萬輛特斯拉汽車正以自動駕駛模式載客飛馳，人形機器人在工廠與住宅區(qū)間自如穿梭，它們搬運貨物，甚至化身“園丁”照料花草……

這并非科幻電影的片段，而是特斯拉股東們期待看到的未來，也是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在那份“萬億薪酬計劃”獲得通過時，向世界所描繪的一本“全新之書”。

所謂“萬億薪酬計劃”，是指馬斯克若在未來十年內達成一系列極高業(yè)績目標，將獲得價值約1萬億美元的股票獎勵。在11月7日的特斯拉股東大會上，該計劃以超過75%的贊成票獲得通過。

而這本“新書”所帶來的，恐怕遠不止一場技術革命。

它更像是一層被馬斯克緩緩推向公眾的“社會服從性實驗”，在科技的外衣下，悄然測試著人類對自動化、對系統、對未來的接受邊界。

出生于一個以“探索與瘋狂”為精神底色的家庭中，馬斯克從小就是冒險家。

12歲自制游戲并成功盈利，成年后更將商業(yè)版圖拓展至多個領域。天賦、性格、洞察力與商業(yè)才能在馬斯克身上交織，最終塑造出這位游走于公眾視線與決策核心之間的爭議性人物——“流量巨富”。

這樣的成長經歷，也為他日后不斷打破常規(guī)、重構行業(yè)邊界埋下了伏筆。

不同于其他富豪的低調，馬斯克極為主動地打造自身人設。他通過持續(xù)的高曝光度，不斷拉升公眾對自己的認知閾值。

此舉不僅為他贏得了一群信奉“失敗經驗說”的忠實擁躉，更在于像一位社會實驗者，持續(xù)測試公眾反應的邊界，為其宏大計劃收集并迭代關鍵數據。

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這個變量也放入巨大的實驗場中。

是民意還是權力場？

自收購X（原Twitter）之后，馬斯克便似網紅博主般活躍于各大社媒。不只是分享“經商秘訣”，他還致力于發(fā)布各種民意調查，打造參與式平臺。

2021年11月6日，他發(fā)起投票詢問是否應該出售他持有的 10% 的特斯拉股份。超過 350 萬人參與，超過 57% 的人支持出售。隨后，特斯拉在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文件中表示，馬斯克出售了價值約 11 億美元的股票。

▲馬斯克2021年11月6日關于是否拋售特斯拉股份的投票

2023年12月9日，他就是否恢復極端人物亞歷克斯·瓊斯（Alex Jones）賬號發(fā)布投票。共有近 200 萬人投票，其中約 70% 的人贊成瓊斯回歸。

從2022年底發(fā)起關于恢復特朗普賬號的輿論造勢，到此后親自下場為其政治主張背書，馬斯克作為平臺所有者兼輿論引導者的雙重角色日益凸顯。

他讓公眾真切地相信“我的一票足以改變局面”，從而主動追蹤每一次投票機會，最終投身于由他設定的這場權力游戲之中。

但問題在于——民意真的會被落地執(zhí)行嗎？

不同于立即恢復特朗普的賬號，且稱“人民已經發(fā)聲”，在對自己是否應卸任X負責人的調查中獲得 57%的支持后，馬斯克選擇修改投票規(guī)則，宣稱無法找到繼任者。

▲馬斯克關于是否恢復特朗普總統賬號宣稱“人民已經發(fā)聲”

所謂“下放決策權”，不過是幻象罷了——馬斯克以退為進，塑造的是一種高度沉浸的“體驗式民主”：公眾以為自己在行使權力，實則是借此測試他們對規(guī)則突變、平臺強權與高度不確定性的被動承受力。

敘事如何消解實驗風險？

“火星定居并非癡人說夢”。馬斯克多次這樣承諾。

2025年5月，馬斯克在SpaceX德州星際基地宣布，再次更新其宏大的“火星殖民”時間表，并大膽宣稱：最早在2029年將首批人類送上火星。

▲馬斯克于2025年5月在Space X星際基地發(fā)表演講

距離最終實現“在火星上建造一座可容納百萬人的自給自足的城市”這一設想還有很久，但從可重復使用火箭到重型運載器、再到星艦火星計劃，馬斯克的每一步似乎都走得十分大膽，但又堅實。

看到這里，有人可能會想，興許哪一天，馬斯克真能帶我們一起去火星呢？

▲Space X關于“火星殖民”的設想

姑且不論其科學可行性，單看實驗過程——從 2018 到 2022 再到 2024，計劃數次公開推遲；甚至在2023年11月星艦二次試射失敗后，公司官方仍發(fā)文為其喝彩，稱之為“成功的經驗”。凡此種種，卻都未讓支持他的公眾氣餒。

▲2023年11月星艦第二次試射失敗后，Space X發(fā)布的“失敗經驗說”

不難看出，馬斯克及其團隊致力于以“浪漫末世”的結果為導向引導公眾產生共鳴。

無論過程中耗時多久、風險多大、成本多高、失誤多少次，都會被理所當然把失控包裝為探索的勇氣，看作是無限趨近于理想家園的一大步。

馬斯克構造的火星實驗場中，樂此不疲的民眾無疑都在被測試著對于高風險行為的容忍度能被浪漫敘事的泡沫調動到何種程度。

所有人都自愿變成了馬斯克實驗中的變量，但他并不滿足于此。

▲馬斯克發(fā)布關于自己是否卸任X負責人的調查

身體成為實驗的一部分？

作為與埃隆·馬斯克的神經科技公司Neuralink合作的首位人類受試者，諾蘭·阿博（Noland Arbaugh）在癱瘓八年后植入了其腦機接口設備。

目前，實驗已順利進展到他可以自主操控芯片來下棋和玩電子游戲的階段。

▲首位植入腦機接口設備的人類受試者諾蘭·阿博

這確實是具有革命意義的技術突破。但操控晶片的同時也在源源不斷地輸出大腦活動的數據。

當普通人的腦信號也變成可量化的數據，我們所有微小的情緒起伏、注意力波動、意愿傾向，甚至未說出口的想法，都有可能被算法捕捉和解讀。

與此同時，“數據主權”也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尖銳的挑戰(zhàn)：腦數據歸個人、公司，還是訓練它的模型所有？更進一步，算法會否比我們更早地理解我們自己？

如果數據的最終歸屬權由企業(yè)來界定，那么人類的主體性就將面臨被重新定義的風險。屆時，我們或許會淪為一種介于“個體”、“產品”與“實驗體”之間的模糊存在。

回過頭看，我們日常使用的社交網絡、算法推薦和智能設備早已不只是簡單的工具——都會悄然塑造我們的思考方式，風險判斷能力，對于技術和自我邊界的忍耐度。

因此，最“酷”的反叛或許不是拒絕科技，而是清醒地使用它： 在數字時代里，牢牢守住“我”這個身份，做自己生活的主演，而不是任何實驗里的配角。

希望我們都能擁有跳脫出“馬斯克實驗”的膽量，回歸人的主體性，在技術之前定義自己。

撰稿：宋佩璇

編務：宋佩璇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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