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女巫”安吉拉·卡特：“永遠別相信講故事的人，相信故事”

《刪除咒罵》是“文學女巫”安吉拉·卡特的書評自選集，創作時間跨越十五年。在書評里，安吉拉·卡特評論了《簡·愛》《源氏物語》《哈扎爾辭典》等經典作品，也不乏“小眾”佳作，而她借助小說討論的主題更是涵蓋了多個文化領域。下文為《刪除咒罵》的“作者序”，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 | 安吉拉·卡特

《刪除咒罵》

作者：[英]安吉拉·卡特

譯者：曉風

版本：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

2025年10月

我在自己的圈子里是出了名地愛爆粗口。這是個常見的矛盾現象——那溫言細語的中年英格蘭淑女，一被激怒就破口大罵。這要怪我的父親，他既非英格蘭人也非紳士，而是個蘇格蘭記者，他傳給了我粗俗的語言和對印刷品的喜愛，因此在過去的十五年多時間里，他的女兒一直堅持撰寫書評，又一直煞費苦心地用藍筆畫去她的本能反應（“爛透了”“真他媽爛”），以便給出更均衡而客觀的評價。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英國著名女作家，其作品混合魔幻現實主義、女性主義、哥特式及黑暗系童話，想象奇異詭譎。她曾于1969年獲毛姆獎，1983年擔任布克獎評委，被《時代》周刊譽為20世紀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父親的床邊有一柜子企鵝經典文學譯本。荷馬、修昔底德、阿普列烏斯。母親更偏好鮑斯韋爾和佩皮斯——她熱愛流言蜚語，尤其是古代的流言蜚語，但她不信任小說，因為她相信小說給人一種不切實際的世界觀。有一次，她抓到我讀一本長篇小說，訓斥道：“別讓我逮到你再犯，想想艾瑪·包法利身上發生的事吧。”父母都在十五歲那年離開學校，他們是最后一代腦子里對書報充滿好奇的人。

在中世紀道德劇《世人》（Everyman）中，“知識”說：“世人，吾當與汝同行，為汝導引，于汝急需之時與汝相依。”老版世人書庫的出版物就將這句話印在封面內側，這是他們的標語。（恢復出版的世人書庫欣然采用了同一句標語。）我還記得另一句標語是“一本好書是一位大師珍貴的血脈”，或類似的意思。我們吃飯時也攤開書本。在每頓飯的間隙，尤其是食物定量配給時期，母親喜歡讀烹飪書。上學時，我們是班上唯一家里沒有電視機的人。父親退休后，他們終于有了一臺，據說是給他看新聞用的。此后就一發而不可收了。

盡管我與書相伴成長，成年后也長時間泡在書堆里，以寫書為生，還很享受寫作書評，但我能鎮定地想象那個日益逼近的科幻小說般的未來世界，在那里，信息和敘事愉悅感通過電子途徑傳播，而書會成為古雅的、文物收藏式的小眾愛好。然而我對自己說：這可不會發生在我的時代。書到底只是思想的載體——像瓶子一樣；重要的是書的內容。話雖如此，但我得承認自己對書，對它們的觸感、它們的氣味抱有一種類似崇拜的態度。但不管怎么說，寫作一事尚未存在時，人們就對彼此講故事，教會彼此事物的名稱，猜測萬物的意義（很少得出什么結論），談論動物習性，創作菜譜，他們無疑會繼續這么做，因為真正重要的是敘事。

所有的書都包含敘事，連烹飪書和汽車維修手冊也一樣。敘事是用語言寫下的，卻是在時間中形成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當作家們創造一種讓故事在其中展開的時間時，他們都在創造一種仿制時間，也在與我們的時間、讀者的時間，即讀故事所需的時間玩一種復雜的游戲。一個好作家能讓你相信時間是靜止的。

然而哪怕作家忍住不談論死亡，死亡也依然是一切故事的終點，也是我們的時間終止之處。山魯佐德知道這點，因而她不停地從上一個故事里編出新的故事，絕對不到能說“這就是結局”的地步。因為它本可能就是結局。我們如走鋼絲藝人般沿著故事線行進。那就是我們的生活。

但又不止于此。巴厘人在做好尸體下葬的準備后，會開展一場馬拉松式的朗讀會。他們從民間故事集中選取一些來高聲朗讀，不停歇地讀，一天二十四小時，連讀好幾天，以便驅趕魔鬼：

魔鬼會在人死后不久的虛弱期占有靈魂，但故事能趕走他們。如同中式套盒和英式樹籬，故事內部也有故事，你進入其中一個就會遇上另一個，每次轉彎都從一個情節轉到另一個情節，直到最后，你到達敘事空間的核心，相當于這戶人家內院的尸體所在之處。魔鬼無法進入這個空間，因為他們不會轉彎。他們的腦袋無助地撞上讀者創造的敘事迷宮，所以閱讀提供了一種防御工事……它造出語詞之墻，這墻起著干擾無線電波的作用。它不是在逗樂、指導、完善或幫人打發時間：憑借疊成瓦狀的層層敘事和刺耳的雜音，它護衛了靈魂。

這足以說明敘事的重要性，也應當解釋了為何這本書絕大部分文章是在探討形式至純的故事，也就是說探討虛構的故事，以及作家用來消解終結之必然性，用來驅趕魔鬼、使其永遠不得靠近的技巧。

不過，別以為我不喜歡真正的小說，那種其中人物會喝茶和通奸的小說——我確實喜歡小說！真的！全然不顧母親的警告。但如果一個滑稽女傭干擾了一部真小說的情節發展，我會將這本書砸到墻上并口出穢語，因為關于她的創造者如何看待這個世界，這類滑稽女傭的存在透露了太多信息，超過了我想了解的。

因為所有虛構、所有種類的寫作其實都存在于幾個不同的層面。D.H.勞倫斯說，“永遠別相信講故事的人，相信故事”，他是對的，即便他不希望他的故事遭到如此對待。如果你細心閱讀，故事能告訴你的就會超過作家所知道的，還往往大大超過他們愿意暴露的。故事會無意間說出作家認為重要的事物和人，以及最關鍵的——為什么。稱之為弦外之音吧。

我并不認為作家（哪怕是偉大的作家）是先知或圣人，或彌賽亞式的人物。寫作是一項孤獨的案頭工作，而在某個11月的下午五點左右，你已經一整天見不著任何人了，這時一點自大狂妄想倒可以聊作慰藉。不過，我在這本書里寫到的一兩個人確有彌賽亞式的抱負，而且我是支持自命不凡的；此外，我很高興伊恩·辛克萊為把瑪格麗特·撒切爾拉下臺出了一份力。但在我看來，那并非先知的天賦，而是時代在通過某些作家發光，讓我們以為他們比我們看得更清楚，實際上卻是他們讓我們看得更清楚。稱這類作家為預言家、先知，是一種簡略的表達。我想自己還會把約翰·伯格和威廉·巴勒斯劃入這一類，大概還要加上J. G. 巴拉德，克里斯蒂娜·斯特德當然也是。

除此之外，我想寫的是給我帶來樂趣的作家。愉悅一貫受到英國媒體的批評。我支持愉悅。我希望周圍能有更多樂子。我也喜歡爭論。在本書的幾篇文章中，還有一種強烈的怒氣在驅動。沒有爭論的一天，就像不放鹽的雞蛋一般寡淡。

我將這十五年間寫作的大量書評根據不同的興趣點劃分為幾個部分。講故事，是的。食物和食物的符號學。我的國家，這個后帝國主義時期亂糟糟的英國，既不同于我童年時艾德禮治下樸素莊嚴、平等主義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也不同于我剛成年時狂歡的六十年代，而是粗聲喧鬧著，比以往陰森得多。還有關于美國（Amerika）的部分。請注意，我用了卡夫卡的拼寫作為這部分的標題。

和我這代大多數歐洲人一樣，我的血液中流淌著北美洲。這始于戰爭剛結束時我們收到的食物包裹；始于包著堅果的黏糊糊的美式糖果；始于那些桃子罐頭，里面的每片“半桃”都是渾圓、結實而金燦燦的；始于諸如硅膠胸的人造材料（我要是當時知道就好了）。我的記憶可能不盡準確，不過我還記得其中混著《魅力》（Glamour）、《小姐》（Mademoiselle）和《十七歲》（Seventeen）等雜志，讓我看見一個如卡通片《樂一通》（Loony Tunes）般色彩斑斕的平面世界，上面永遠是牙口健康的人在咧嘴笑，吃著莫名其妙的食物——漢堡、熱狗、薯條，還有青少年、波比襪和鞍脊鞋。

那曾是個明媚而單純的戰后艾森豪威爾烏托邦，直到波普藝術誕生，我才與之重逢——那時我已意識到它從頭至尾就是場邪惡的騙局。

然而是電影將美國注入了我的靜脈，對于會深情回憶起1968年的整整一代人來說都是如此。似乎在五十年代末期，當我開始頻繁走進電影院時，好萊塢已經殖民了全世界的想象力，將我們全變成美國人。我怨恨它，為它目眩神迷。

如今它依然如此——美國歷史那宏大的悲劇，二十世紀的超級奇觀，那個通過藝術來構建自我并不斷重構自我的國家。我曾在美國中西部生活，那里的氛圍如田園牧歌般淳樸，土地許下了無盡的諾言；我也曾在紐約上州居住，在世界上最美的哈德遜河上游地帶，此外還有別的地方，不過沒有產生那么強烈的感情。想到美國，我感到既敬畏又悲傷，這個國家從未背棄過鐫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諾言……卻又搞砸了那么多事。

因此，有一部分是關于美國的。又因為我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是由我的性別塑造的，本書有一部分題為“微小的差異”。許多年間，我被人告知應該怎么想，怎么管好自己，怎么寫作，甚至由于我是個女人，男人們認為自己有權告訴我如何感受，但后來我不聽他們的話，試圖自己弄清楚，而他們還是不住嘴。哦，天啊。于是我開始還嘴。聽上去真簡單啊，甚至可能太過簡單了，然而這是真的。

我用一篇關于（在都柏林的）詹姆斯·喬伊斯的小文作結，因為對于任何英語作家而言，二十世紀都始于1904年6月16日，即布魯姆日，而且沒有結束的跡象。

這些文章不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因為直到三十五歲徹底成熟前，我都沒有寫過嚴肅的評論；那時我的口味差不多定型了，我知道自己喜歡什么，但不時會出現令我大為驚異的新事物，現在也一樣。雖說時間線不連貫，口味卻是穩定的。這些年，我沒怎么變。也許現在用的形容詞更少，心地也更善良了。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作者：安吉拉·卡特；摘編：張進；編輯：張進；導語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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