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海戰》之爭，爭的是什么？

文 | 劉夢龍

今天我們來談一下最近引起很大爭議的《澎湖海戰》。這是一部有鮮明當代政治色彩，強烈宣傳意圖的電影。這樣的電影其實每年都會有一些，大部分無聲無息的上映，無聲無息的下映，反正拍出來就已經完成任務了。

但《澎湖海戰》還試圖兼顧商業票房，追求商業上的回報。片方希望普通觀眾不但要作為被動的宣傳對象，還要成為主動的消費者，所謂兩頭兼顧，名利雙收?，F在來看，這恐怕是難以做到的。

表面上，圍繞《澎湖海戰》，人們爭論的是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不同評價和認知。再直白一些，就是施瑯收臺能不能，配不配用來影射解放臺灣。更深入一些，那就是我們要怎么評價長期以來，在歷史文化領域的實用主義做法，過去不得已的妥協，事到如今還適不適用于當下。

實際上，我覺得支持者和反對者爭的是完全不同領域的東西，以至于不可能辯出一個對錯。但這場爭論的輸贏確實是有的，就是片方輸了。

為這部片子辯解的人始終所強調的，我認為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尊重現實。這個現實大概有兩個層面。第一層是關于《澎湖海戰》本身，也就是他們在不斷強調這部電影是當代文化政策下的自然延續?，F實就是，在當下，《20XX渡海戰役》肯定是不能拍的，不準這么直白，無論如何，兩岸和平統一還是宣傳的主基調。但兩岸關系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對岸的統治集團也越來越極端了。那么借古喻今，拍這樣一部片子，展示一下立場，傳達一些意志，這就是這部片子出臺的現實背景。

這是幾十年來通行的作法，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有關部門能審核批準這樣一部，在過去看來，其實是很難被準許，更不用說大規模宣傳的片子。在一些人看來，應該稱為題材的突破，是一種政策領域的放松與進步，馮劉分裂集團，比草原十八部總是強多了吧。

第二個層面，就是隨著討論的深入，當代人對清代評價與認知的分歧。客觀說，清代作為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封建王朝，也是百年國恥的直接來源，喪權辱國，貽害至今是事實。絕大多數國人對清朝，尤其是清朝的一頭一尾，清軍入關與晚清賣國，是沒有好感的。《澎湖海戰》就正撞到這個槍口上。

但我們又很難否認，清代在當代我國的宣傳與文化語境中占有一個格外顯著的位置。正面表現清朝的文藝作品并不少見，官方也經常在國內外的各種場合，強調其正統性。

這種情感與現實的分裂，使很多人天然覺得其中有陰謀，有奸佞，有死而不僵的反動余孽在作祟。但如果考慮到現實政治背景，這種現象長期被官方所默許，是有特殊時代背景的。

客觀上說，為了融入國際市場，獲得西方的技術和投資，改開以后的中國始終致力于融入西方所構建主導的國際秩序。而中國被迫進入這個國際秩序之始，恰恰是1840年以后的事情。從那以后，中國其實是作為一個被動參與者進入其中的。我們雖然說自古以來，但很多時候，這個古其實是需要西方認可的，依然是近現代國際秩序的延伸，是自清以來的。

直到目前為止，我國在面對西方各類指責的時候，依然會強調我國沒有侵略性，也無意改變國際秩序現狀。當然，這和我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獲利巨大，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反客為主直接相關。這也是如今歐美各國極為不滿的，覺得我國其實是說一套，做一套。

在這個背景下，西方學界搞出了新清史，通過對我國歷史的重構，試圖在現實的邊疆和民族問題上，對我國進行分裂。這就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與新清史同步的，是西方在國際輿論上，開始不斷抨擊中國試圖恢復明朝的朝貢體系。這當然也不是歷史問題。

這種明與清在當代西方語境下的對比，實際上和我們一般人樸實的認知也差不多。但我國官方顯然不可能跟著西方人的指揮棒走，再結合我國幾十年來的國際化路線，始終強調的無意挑戰國際秩序的長期主張，面對西方當下指責的現實需要，邊疆治理的客觀因素，那么強調中國歷史的連續性，不斷在內外部強調清代的正統性，也有其必然性。這當然也讓清朝在各類文化，學術、宣傳領域有了一種特殊時期的顯學地位。

政治是現實，是妥協，是天然帶有實用主義的，本身就是不盡人意的。幾十年來，我國的官方歷史敘事，盡量回避民族矛盾，主要強調團結進步。不僅官方如此，社會的主流認知，也都盡量強調大家要放下過去，展望未來。和港臺做生意，和周邊國家做生意，和西方國家做生意，很多歷史問題都可以存而不論。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一碼歸一碼。所以這部片子的支持者，一直要求觀眾要諒解，要尊重現實，不要搞上綱上線，指桑罵槐。

但這套道理，其實是勢理，不是道理。絕大多數人，都知道在客觀現實條件下，這些年來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但理解不代表心悅誠服。而這套理，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世代的更替，立足基礎是在逐漸松動的。清宮劇，這些年也走向衰退了，漢服的潮流在年輕人中無可抑制的興起。一個處于明顯上升期的強盛國家，國民天然喜歡歷史上強盛的王朝，而厭惡喪權辱國的歷史時期，并急切渴望洗刷歷史恥辱，這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反對《澎湖海戰》的人，實際上表達的是情緒與期待。對大多數人來說，清代的文化形象和弱勢與反動這個認知是難以分割的，是天然為人們所不喜的。而清代在當代中國敘事中的特殊顯著地位，實際上是一種迫不得已，是被動而非主動的，是和中國本身在這段歷史時期內的弱勢分不開的。而追根溯源，這又可以歸結于清朝自身的高度反動，內殘外忍，導致國力不振，衰而不亡，最終喪權辱國，一敗涂地，使華夏文明陷入千古未有的屈辱地位。

從這個角度說，對《澎湖海戰》的不滿，是帶有情緒化，是對多年來主流宣傳現狀不滿的一種情緒集中釋放。但這也只是不滿而已，他沒有形成更進一步的系統性訴求，它更多停留在你不要太過分這個界限上。它的基礎還是國家強大了，人民群眾腰桿子硬了，天然不喜歡忍耐妥協，無論它是對內，還是對外的。

正因為這種爭議其實是建立在情緒基礎上的，所以很快，由《澎湖海戰》而起的爭議就脫離了辯論，講道理的理性層面，進入流行文化上的狂歡。各路清代野史的大流行，大重構，形成了所謂“洪宇宙”。滿清諸帝體面無存，這個反動王朝可以說被賽博刨了祖墳。這種極端對極端，從嚴肅層面當然可以看做一種輿論失控，但在流行文化中又是注定要大勝特勝，造成的影響要遠勝于任何講道理。

最后，回歸《澎湖海戰》這部片子。我覺得確實有一個最簡單的道理，片方應該懂。這部片子，如果只是一部傳達某種意圖的宣傳片，那它盡可以講道理，做辯論，無所謂，它傳播出去就是勝利。但它還是做一部追求回報的商業電影。那作為觀眾，我為什么要聽它講道理？對一部商業電影來說，觀眾不喜歡，這就是最大的道理。強扭的瓜，就是不甜的。這是情緒的事情，不是道理的事情。

就當代中國來說，我們確實正走進一個大不同以往的時代。概而言之，當下的中國大概有三種相對主流的情緒基調：對中國能取到今天的成果，社會的主流情緒是十分珍惜的；對當下的生活狀態，多數人是相對滿足的，雖然不是很滿足，當依然期待更好；對自身社會在發展過程中造成的各類亂象，外部世界不斷增強的壓迫與惡意，則是日益不滿的。

這三種情緒可以概括為大珍惜，小滿足，中等不滿。當然，他們是在快速變化的，并隨之帶動整個社會文化的轉變。比如，00后，甚至10后正在全面進入社會，逐漸成為社會生產的主體階層。這是馬上就要到來的事情，畢竟，年級最大的00后都25歲了。他們從出生開始，生活條件就沒有太明顯的變化，珍惜當下這種情緒就會迅速減少。而相對的，他們從出生開始，就國力蒸蒸日上，西方列強卻江河日下，他們對外部世界的非難自然會更加不假辭色，而他們對自身社會的公平公正，自然又會有更強烈的進步追求。

社會終究是建立在人的基礎上的，人的變化必然要帶來思想的變化，主流思想的變化自然要帶來社會治理的變遷。這種巨變，是我們這代人所要注定經歷的。過去的社會文化，其實更講求大團結，大敘事，小要服從大，私要服從公，因為國力弱，所以聲音更要齊。

但隨著一個強大中國的締造，社會上的聲音注定是要多元化的。各種爭議都有自己存在的基礎，更多人會有自己的立場。這是一種強大才有的從容，同樣是一種社會的進步。

在最后，我想說說清代研究的意義。應當說直到今日，對于清代的研究還有不少不足和缺失。清代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離我們最近的朝代，保留了大量，完整且系統性的歷史資料，對研究近代中國的形成，基層社會的運轉與治理，都有現實意義。通過觀察清代社會的運轉，對理解傳統中國延續到現在，一些依然保留下來的社會運轉的底層邏輯，是很有幫助的。

同時，今日中國社會的大量問題，很多都是在清代才正式形成，浮出水面的。要從根源上對它們實施治理，研究當初問題的形成，歷史上治理的教訓，也都必須立足于清代。

以前限于時勢，很多問題上受到種種掣肘，那么現在形勢前所未有的變化了。西方主導世界的時代是要結束的，中國也最終要擺脫強加于自身的那套不公平秩序。今后，就讓友邦驚詫去吧，我們還有太多工作要做呢。

存而不論，宜粗不宜細只是擱置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內外部的掣肘，現實的制約，終究也會隨著世事變遷而消除。到了那時，我們確實有必要更好的解釋歷史，還原歷史，給清朝這個最后，也是爭議最大的封建王朝，給中國最近的三百年，一個更全面，更中肯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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