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鵬：劉大年史學思想散論

△ 劉大年（1915—1999），湖南華容人，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史學理論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著有《美國侵華史》《中國近代史諸問題》《赤門談史錄》《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抗日戰爭時代》《評近代經學》《我親歷的抗日戰爭與研究》《劉大年集》等。

劉大年先生是公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大師，這一點，懷疑的人是很少的。同時，他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建設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應該引起學術界的充分重視。

一、對中國近代史的概括

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范本，新中國成立以后，很少有人公開對他提出批評。劉大年則認為：以前講中國近代史的書，包括擁有眾多讀者的范著《中國近代史》，一般帶有紀事本末的特點，而且內容偏重于政治史，缺少社會生活、經濟、文化的內容。在階級分析方面，次要的情節講得多，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相互關系演變的過程、關鍵講得不突出。劉大年的評論，是我所見最早對范著提出批評的言論。這說明，劉大年沒有囿于范著權威，敢于根據唯物史觀提出自己的見解。

基于對范著《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劉大年主持的《中國史稿》第四冊（郭沫若主編，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做了改變。依照劉大年的看法，1840—1919年近代中國80年的歷史，明顯地表現為鴉片戰爭至太平天國失敗、1864年至戊戌變法與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及1901年至五四運動爆發的三個不同時期。在這幾個時期里，帝國主義、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相互關系、它們的矛盾斗爭各有特點。其中社會經濟狀況、階級斗爭、意識形態是結合在一起的，統一的。因此，新編寫的中國近代史著作要根據歷史演變的時間順序講述事件；不只講政治事件，也要講經濟基礎、意識形態；不只講漢族地區的歷史，也要講國內各民族在斗爭中與全國的聯系和相互關系。《中國史稿》第四冊這種寫法，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概括升華，給中國近代史搭起了一個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很好概括。

這個概括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概括。從這個概括，提示了編寫新的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這種提示，是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的范例。

△ 郭沫若致劉大年信

二、對抗日戰爭史的概括

劉大年1938年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一年后，就在冀南行署從事抗日宣傳和教育工作，幾乎經歷了抗日戰爭的全過程。晚年，他把相當精力轉到抗日戰爭歷史的研究中，主編了《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抗日戰爭時代》（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我親歷的抗日戰爭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有關抗戰史研究，學術界存在不少分歧和討論，尤其是海峽兩岸之間，或國共兩黨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認識差異。如關于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作用，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地位，全面抗戰與片面抗戰問題等等。劉大年作為親歷抗戰全過程的學者，對抗日戰爭的歷史時代做了認真的反思，提出了下列四點宏觀思考。這些思考，是客觀的、理性的，是馬克思主義的。

（一）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各階級、各族人民團結起來進行的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當時國家權力掌握在蔣介石國民黨手中。抗日戰爭有蔣介石國民黨參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戰。抗戰期間，蔣介石雖然沒有放棄反共，但也沒有放棄抗戰。從全民族戰爭的角度看，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應當得到客觀、全面的理解。同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發展，是這場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而且，這個基本條件所發生的作用，貫穿于抗戰的全過程。如果沒有這個基本條件，全民族抗戰是否能實現，或者一時實現了，能否堅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以及中國是否能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就要打一個大問號。所以，人民力量的存在和發展這個基本條件的重要性，更加應該得到客觀、全面的理解。因此，抗日戰爭這場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是國民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共同奮斗取得的。

（二）兩個戰場的存在是決定抗日戰爭面貌和結局的關鍵。抗日戰爭中，蔣介石政權控制的正面戰場與共產黨領導的敵后解放區戰場并存，它們在戰略上互相依托、互相配合，與強大的敵人角勝。兩個戰場是互存互補的關系，缺一不可。缺一個，抗日戰爭的勝利都是難以想象的。有正面戰場的堅持，又有敵后戰場的強大存在，才有戰爭勝利的結局。兩個戰場的存在來自于國共合作，來自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戰爭中日軍由勝利推進轉向失敗，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轉變，這種復雜的過程，是從兩個戰場上開始和完成的。兩個戰場在戰爭中的不同表現，直接影響著全國的政治局勢。因此，兩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客觀地表現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要看輕國民黨的作用，更不要看輕共產黨的作用。

（三）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并存。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權，是由抗戰前兩個敵對政治實體的關系嬗變而來的。說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發揮了領導作用，是因為它掌握著民族戰爭所必需的、國際國內承認的統一政權，它指揮200萬軍隊，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它雖然積極反共，在抗日問題上嚴重動搖，但到底把抗日堅持下來了。說共產黨發揮了領導作用，是因為它堅持了抗日統一戰線，使民族戰爭所必需的國內團結能夠維持下來，指揮八路軍、新四軍，擔負著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它們所處的地位不同，能夠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樣，也不表現為某種平衡，但又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抗日戰爭這個整體大局中，國民黨、共產黨都起著領導作用。這個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暫時的。雙方全局性的領導作用，不是由于它們存在某種形式的共同領導或與之相反的分開領導來實現的，而是在既統一又矛盾的斗爭中實現的。在抗日統一戰線內部既統一又斗爭的過程中，國共力量發生消長，總的趨勢，是人民的力量、共產黨的力量逐漸增強，并且歷史性地改變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這是對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的最終說明。

（四）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一個根本轉變，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取得的對外戰爭的全局勝利。這個勝利，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航向。抗日戰爭中，軍事上和國內政治關系上同時并存著兩個過程、兩種演變：一個是日本的力量由強變弱，由軍事勝利到最后的徹底失敗；另一個是國內兩大政治勢力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前一個演變關系到中國亡不亡國、民族能否獨立的問題，后一個演變關系今后是新中國還是舊中國、中國能否打開通向近代化前途的問題。

上述四點思考，我以為，在所有抗戰研究的著作中，是最符合歷史實際的，是對抗戰時期國共關系最公正的評價。

△ 劉大年：《美國侵華史》

三、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理論核心問題的概括

歷史學是否以及怎樣成為一門科學，至今仍是一個存在爭論的問題。劉大年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給歷史學奠定了科學基礎，但它不能代替歷史學理論。探討歷史研究如何成為科學，就是歷史學理論最后要解決的問題。

劉大年一直在從事歷史學理論的思考。他講歷史學理論的文章不少，大部分收在《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里面。該書出版以后，他還在繼續思考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理論問題。

劉大年對歷史學理論的思考，我將其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關于哲學指導思想問題。劉大年指出：科學研究，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研究，都離不開一定的指導思想。就像恩格斯說的那樣，不管自然科學家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于他們是愿意受某種壞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愿意受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支配。有的歷史研究者在對待指導思想問題上，喜歡標榜“無偏無黨、浩然中立”，其實那不過是表示他拒絕某種思想，而選擇另外的某種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歷史研究要成為科學，只有依靠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指導。這里是指它的思想體系，不是指個別的詞句與某些哪怕是很重要的論點。馬克思主義已經被人們“駁倒”了一千遍、一萬遍。最新的反駁來自于蘇劇變之后，一些預言家們站出來說，這是共產主義的“大失敗”、“總危機”，斷言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要想講清楚歷史學的哲學指導思想問題，首先要講清楚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唯物史觀。劉大年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個科學理論體系，簡單說起來，那就是它以人類社會任何共同生活里的基本事實，即生活資料的謀得方式為出發點。第一，它找到了人類社會存在和歷史運動的物質存在、物質基礎。人們依賴一定的生產力并結成相應關系進行解決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質資料生產，來開始自己對歷史的創造。其他一切創造都起源于和最終依賴于這個創造的存在和繼續。這是認定歷史運動是獨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觀過程的頭一個也是決定性的根據。這個根據是推不倒的，所以歷史唯物論是推不倒的。第二，它指出了社會生活中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是不可分割的以及他們各自的作用和相互關系。人們的社會關系同時表現為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它是一個統一的社會關系客觀體系。人們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歷史，但人們不能脫離物質生活環境條件，而是必須受物質環境條件的約束從事創造。這就是說，人們以前總是從人的思想活動說明歷史是飄浮無根的，而只有從所生活的那個物質環境條件來說明歷史，才能落到實處。第三，人們對于在社會生活中多種多樣的活動，以前似乎是不可能加以任何系統化的，現在則被綜合起來，歸結為完全可以從物質上量化查考的社會經濟結構系統了。這就是歸結為物質生產體系結構中不同利益人群，即不同階級可以量化查考的狀況，以及由此而來的不同地位作用。一定的質必定表現為一定的量，社會物質生活中不能以某種方式量化的事物，就很難確定其質的地位。一旦形成了對于社會生活中某種物的性質，這個質就規定了事物發展的方向，就是說，這個質就規定了量的方向。這是關于質量關系的一個辯證的說明。

（二）關于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劉大年認為：歷史研究的對象為何物，一向眾說紛紜。或者認為歷史研究不存在一定的客觀對象，或者認為凡過去的一切全部都是研究對象，或者認為歷史上某些事物、某個領域的狀況是研究的對象。以某些事物、某個領域為對象的，又有“人事”說、社會說、結構說、文化說、綜合說、規律說等各種主張。從它們中間選擇一種，或者對所有各種主張兼收并蓄，綜合成為某種新說，都行不通，必須另尋出路。判別歷史研究的對象，首先要找出它的客觀根據。其根據應當是時間上連續性的事物，全面、集中體現出人創造歷史的和客觀實在的事物。依照這個根據，從社會關系及其運動考察歷史研究的對象，我們就知道，原始社會、私有制時代和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上，而又各有自己的特點。私有制社會歷史研究對象的本質，就是社會階級、階級矛盾斗爭，它們相互關系的消長變遷，和以此為紐帶的全部社會關系的客觀體系及其運動。與這種全部社會關系的客觀體系及其運動相關的，就是歷史研究的對象。

（三）關于歷史前進的動力問題。對于什么是人類歷史前進的動力，同樣存在各種各樣的答案，有過無數的爭論和辯難。在私有制社會，生產力與階級矛盾斗爭，其中只有一個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還是兩個都是？如果只能有一個，它是生產力還是階級矛盾斗爭，如果兩個都是，它們的關系到底怎樣？對此我們需要有統一完整的理解。劉大年認為，生產力是最終起作用的，階級矛盾斗爭是直接起作用的。它們的關系不是一個排斥一個，一個代替一個。它們緊密聯結，又各立門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生產方式的變化和發展，決定整個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在私有制歷史上，這種變化和發展，是通過階級矛盾與對抗，通過階級間的斗爭來實現的。因此，說階級矛盾、斗爭推動歷史前進，是對問題的直接回答。這種觀點不同于“歷史是由個人創造的”那種空洞的觀點，而是指出了個人活動是由一定社會關系、環境決定的，它會使人認識到社會歷史過程，最終也是自然歷史過程。

（四）歷史發展規律問題。歷史之所以成為一門科學，最后在于它是有規律可尋的。找不出規律的認識，就不能以科學相矜夸。以前人們有時拿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規律、社會經濟規律來說明歷史運動。它們或者失于寬泛，或者失于狹窄。我們認定了社會階級、它們間相互關系的消長變遷是歷史研究的對象，就知道了它們運動演變的規律也就是歷史前進的規律。規律要從事物的重復性表現出來。物質生產過程、產品交換分配、同一經濟形態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不同范圍不同形式的社會階級和階級矛盾斗爭、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等等，現象背后的本質，無不處在重復中。例如中國近代史上的帝國主義、封建階級、人民大眾的狀況，每一次重大事變、社會變動的過程，就是它們間的斗爭、它們的性格及其相互關系重復表演與發展的過程。社會歷史中的重復性就是常規性、規律性。與自然界的事物不同，歷史運動規律要通過有思想意志的人的活動、斗爭來實現。歷史運動方向并不隨著權力人物的意志愿望改變，這說明人們的意志只有在與重復性所表現出的客觀規律性相適合才能起作用。寫得比較好的近代史的書，就是寫出了這種運動規律。

劉大年認為，歷史唯心論與歷史唯物論，面對的社會現象相同。由于立腳點相反，對事物、事件的看法處處分歧對立。唯心主義看到了社會現象的復雜性，但無法抓住本質的事物。因此，它的科學成分，只能停留在個體的、現象上的描述、分析，對于整個社會關系內在的聯系，它們的演變，不得不出于臆想和猜測。先天的弱點，使那種研究不能真正成為現代科學。唯心論否認歷史運動中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性；有時也講規律，但并非指對社會關系內在聯系的認識，不過表示研究者的主觀任意性。而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確認歷史研究的對象是社會階級、階級矛盾斗爭以及由此構成的社會關系客觀體系及其運動，事情就截然不同了。它找到了歷史研究如何成為科學的前提。

以上所提到的哲學指導思想問題、歷史研究對象問題、歷史前進動力問題、歷史發展規律問題，應該是歷史學理論的核心問題。研究歷史學理論問題，如果抓不著這四個問題，其他論述，都只是隔靴搔癢了。

四、對歷史研究與現實關系的概括

劉大年認為，講過去的事，回答現在的問題，展望未來，是歷史科學的基本特點。他說：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一誕生，就明白宣告了自己負擔的迥然有異于封建階級、資產階級歷史學的嶄新使命。它把過去與現在、未來的聯系，完全不是看作外部的偶然的聯系，而是看作內在歷史運動客觀規律的聯系。

劉大年認為，從今天來說，從社會主義事業出發，古今中外的歷史都需要研究。今天的現實生活要求歷史解答的問題，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研究任務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

從宏觀角度看，現實的研究任務是：

第一，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部客觀過程，揭示中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長遠前途，仍然是中國歷史科學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務。

第二，中國今天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各方面的知識。認識中國全部文明史，就是認識我們的先民是怎樣對待、改造他們所處的環境、改造世界的，從中吸取和改造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來服務于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第三，必須通過一個國家的具體歷史的研究，找出與其他國家的共同點與不同點。我們今天需要從全世界歷史的廣度，從發達國家現代化的高度，進一步觀察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把我們對社會主義前途的科學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上來。

第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應當認真開展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過去了多半個世紀，其間有順利發展，也有重大曲折。順利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是唯一合乎“國情”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制度，而所遇到的重大曲折，并沒有證明這個制度不具有強大生命力，只是證明我們對這個“國情”的認識存在局限，因此需要改革。歷史的長河看不到盡頭，社會生活中的改變、革新也就不會有盡頭。總之，劉大年認為，一門中國近現代史，一門歷史學理論，是歷史學里面與現實關系密切的領域。

以上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劉大年史學思想，盡管并不全面，卻大體上概括了他的史學思想的基本方面。不算是系統論述，作為筆談，算是散論吧。（節選自《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