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孔子誅少正卯問題

一

孔子誅少正卯的記載首見于《荀子·宥坐》：“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后來有關誅卯的故事皆源于此。司馬遷用一句話將誅卯事件攬入《孔子世家》，曰：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到漢人更加以炒作。王充《論衡·講瑞篇》曰：“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并。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回不去。”故事說得越來越玄。

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學者們”發現了歷史上有兩名反孔英雄，武的名為柳下跖，文的就看中了少正卯。柳下跖應該叫盜跖，見《莊子·盜跖篇》。這位“人民英雄”的偉大業績是“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摳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而且還有一項嗜好，“膾人肝而脯之”，干脆吃人。對這位英雄，現在仍然崇拜的人可能不多，可以姑置不論。少正卯則不同，當年趙紀彬教授對他進行了深入的論證，不能等閑視之。

在那場空前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中，趙紀彬教授出版了兩部大著，一曰《論語新探》，二曰《關于孔子誅少正卯問題》。當年全國發表的成千上萬批孔的文章，就像遮蓋蒼穹的烏云，經撥亂反正的清風一吹，也就自然消散；趙教授的大著則不同，它是以學術的面孔出現的，堂皇而又深奧，因而仍有討論的必要。特別是《史記·孔子世家》確實提到了誅卯事件，有根可據，也就更不容回避。——批林批孔是一場政治斗爭，中國共產黨中央自有結論，將來的歷史學家會去研究，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本文探討的只是少正卯，只是所謂少正卯的思想理論，只是“關于孔子誅少正卯問題”。

早在趙紀彬教授之前，楊榮國教授已給少正卯戴上了一頂“革新派人士”的桂冠，說“少正卯大概是反對這行將腐朽了的禮治，而要施行適應時代要求的法治的一人”。楊榮國留有馀地，他使用了“大概是”一詞。趙紀彬教授出來加以證實，在其《關于孔子誅少正卯問題》的大著中，考證少正卯確有其人，孔子殺之亦實有其事。證明孔子殺少正卯是“先秦儒法兩個對立學派斗爭的發端，而尤為揭露當前尊孔逆流反動實質的一大關鍵”。

趙紀彬先把儒法斗爭上提到春秋時代，一下又把它下拉到兩千多年以后的一九七三年。所謂“尤為揭露當前尊孔逆流反動實質的一大關鍵”，似乎他在一九七三年寫這本小冊子的“當前”存在著一股具有“反動實質”的“尊孔逆流”！ (所引趙文見《關于孔子殺少正卯問題》，全文同。)

趙紀彬教授的研究方法很有特色，他只要使用連鎖式的文字通假，就輕而易舉的給少正卯制訂出了一整套“革新”理論。經他證明：“心達而險”，就是說少正卯“力求掌握政權，以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而傾覆奴隸主世襲貴族的邦家”。“行辟而堅”，“就是說少正卯的政治實踐，是固守刑辟觀點，以捍衛商賈及廣大個體私有者階層的利益。”“言偽而辯”，就是說少正卯“將奴隸主世襲貴族的是非標準，顛倒過來”。“記丑而博”，“即少正卯的著作為關于對立斗爭的論述”，“乃是充滿勞動人民變革精神的樸素對立統一理論”。“順非而澤”，“義即順從批判現實的思想和言論，而又加以潤澤提高”，“使之賦有更大的革命威力”。最后，這位教授得出結論：“法家先驅者少正卯戰斗力量的源泉，來自‘烝民’和‘小人’。”“先秦思想戰線上的儒法斗爭過程，是從孔夫子誅少正卯到秦始皇焚書坑儒，此一思想史過程，反映人民斗爭的偉大勝利。”少正卯竟然可以和秦始皇相提并論，焚書坑儒竟然屬于“人民斗爭的偉大勝利”，趙教授的研究成果何等輝煌！

經這位教授先生發掘，人們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恍然大悟，原來兩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末季，中國的天空里曾升起過一顆政治思想的明星：少正卯！少正卯不僅是“來自烝民和小人”的“變革思想家”，“堅定地站在商賈階層的立場上”“傾覆奴隸主世襲貴族邦家”的“法家先驅者”，而且還是一位其著作“充滿勞動人民變革精神的樸素對立統一理論”的大師！簡直是在馬克思出生前兩千多年就超前成為一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二

看一看趙紀彬對少正卯那些偉大理論從語言文字的角度所作的解釋，更能認識他的研究方法非同一般的特色。

“心達而險”的“達”本是通達的意思，并不深奧。趙紀彬卻要故作艱深，說什么“達與挑為連語”，而“挑又作”，字“訓牛行遲緩從容之貌”，“又有輕薄不耐勞苦之義”，又“表示農作物的萌生”，又“表示事物的運動無阻”……這樣無邊無際地轉來轉去，最后得到結論：“心達而險”，“揭示少正卯積極要求掌握政權，企圖用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試問：考索“”字的訓詁作為“達”字的含義，與以吏部尚書的顯赫家世作為隔壁王婆婆的履歷有什么區別？而“牛行遲緩從容之貌”，“輕薄不耐勞苦之義”、“農作物的萌生”、“事物的暢通無阻”等等彼此互不相關的內容與少正卯“要求掌握政權”哪有半絲半縷必然的聯系？

趙紀彬對“行辟而堅”的“辟”字的解釋也很典型。他先引《方言》：“南禁凡罵傭賤……或謂之辟；辟，商人丑稱也。”接著又說：“辟”又訓“法”。然后由“刑法”之名扯到《左傳》昭公六年鄭國的刑書，由刑書扯到鄭國的鄧析事件，又扯到誰殺鄧析的問題，又扯到孔子與子產在禮制與刑辟問題上“不同的策略”。最后的結論：“行辟而堅”，就是說少正卯要“捍衛商賈及廣大個體私有者階層的利益。”——試問：孔子在東魯說話 (假定這話真是孔子說的) ，怎么可能使用南禁的方言？“辟”字既為“商賈”之義，又為“刑辟”之義，還有“邪辟”之義，一個詞在一個短語里怎么會同時表示幾個彼此互不相干的概念？“行辟而堅”的“辟”如果不看作形容詞而解成名詞“商賈”，“行辟而堅”即“行為商賈而又頑固”這成什么話？還有最主要的一點，少正卯“捍衛商賈及廣大個體私有者階層的利益”，教授先生能否在典籍中找得出任何根據，哪怕是只言片語的根據？

再如，“言偽而辯”的“偽”就是虛假，本來不難理解。趙紀彬卻偏要說：“偽”就是“為”；“為”字《說文》訓為“母猴”，羅振玉又發現甲骨文的“為”是“手牽象”。這位無比淵博的學者從“母猴”和“手牽象”中得到“明顯地啟示”：“動物的爪和人的手，同為原始的勞動工具。”因此，“‘為’字是指農業手工業勞動”。然后又從“為”轉到“偽”，從“偽”扯到“偽言”，說“人為言乃非法之言”。--這很奇怪，“言偽”的“偽”為什么就是“為”，作者并沒有說出任何理由。“言偽”與“母猴”或“人牽象”又有什么關系？“動物的爪和人的手，同為原始的勞動工具”，這種高論出自何經何典？這些煩瑣無聊的考證對于“言偽”就是“非法之言” (姑不論這種說法是否正確) 有什么裨益？

還有，“記丑而博”就是記的東西又丑又多。荀子指斥子思、孟軻“聞見雜博”也是這個意思。但趙紀彬卻硬要說“記”是指少正卯的著作，而且“少正卯著作的思想內容，為古代樸素的對立統一理論”。教授先生肯定拜讀過少正卯先生的大著，要不然就不會這么了解。然而歷史上什么地方有過少正卯一個字的著作，趙紀彬竟然如此清楚他的著作“為古代樸素的對立統一理論”！《宥坐》原文是清清楚楚的：“人有惡者五……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前邊的“人”是泛指；“此五者有一于人”是假定語氣，是說任何人有其中一項就該殺；最后才說到少正卯五項俱全，所以不可不誅。如果照這位教授的話，“記”是少正卯的專著，那么前面的話怎么說得通呢？

趙紀彬的全部“研究”就是這樣通來假去，東挪西扯，“論據”之間，不需要邏輯聯系，就可以得出結論；如此少正卯就成了“法家先驅者”，“變革思想家”，完成了“對立統一理論”！

三

《宥坐》并非荀子本人的著作，唐人楊倞早就指出《宥坐》以下五篇為“荀子及弟子們所引記傳雜事”。清人崔述謂《宥坐》“蓋申韓之徒重刑名者所託”，不是沒有道理的。

從前人們認為誅卯事件之不足征信，是因為它不見于《論語》《左傳》《國語》等較為可信的儒家著作和史籍。這是一條重要的理由。趙紀彬反對這條理由，說這是儒家“從尊孔出發”而“諱言其事”。這種反駁完全站不住腳。只要那些“儒家”認為沒有殺錯，那么他立了大功，“從尊孔出發”則要大加歌頌，怎么倒要“諱言其事”呢？周公也是儒家尊崇的人物，周公誅管蔡，殺武庚，有哪一個儒家為他“諱”過呢？

誠然，所謂較為可信的著作并不一定都可信，而傳聞雜事也不一定不可信。信與不信都必須具體分析，都必須提出必要的理由。誅卯事件之不足征信，不僅在于它不見于孔子當時以及其后兩百多年間的有關著作，而出于戰國后期的“記傳雜事”；史料的可靠性就很成問題。不過這也不很重要，孤立的的史料也不一定不可信。更重要的還在于《宥坐》中“孔子”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孔子”，是哪家哪派的“孔子”？《宥坐》中“孔子”指斥少正卯的五條罪狀，真是趙紀彬所說的儒家在批判法家，還是法家在批判儒家？

法家的時代，特別是后期法家的時代，已到了諸子爭鳴的晚期，天下分裂的局面趨于統一。新興的法家理論，強調絕對的專制和集權，對待與之敵對的思想，異于先前諸子的互相辯論和攻訐，而干脆主張鎮壓。誅卯傳說正體現了這種極端的理論。

少正卯致殺的罪由是所謂“五惡”，即“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反對這五者，不是儒家所反對的法家的觀點，而恰恰是法家一貫反對的有異于法治的言論，是法家強加給儒家的罪名。

《管子》是具有代表性的法家著作。其《法禁》篇云：“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術非而清，順惡而澤者，圣王之禁也。”用語與《宥坐》指斥的“五惡”非常相近，內容實質完全一致。這是法家對儒家的批判，而絕非儒家對法家的批判。

《商君書》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法家著作。在其《去強》篇中說：“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在其《靳令》篇中把“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稱為“六虱”。都在必需消滅之列。這些內容如果揆諸“五惡”，那么，“禮樂、詩書、仁義”是異于法治的思想，精通它們就是“心達而險”；“修善孝弟、誠信貞廉、非兵羞戰”就是異于法治的行為，堅持它們就是“行辟而堅”；談論它們，熟悉它們，順從它們，就是“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都是應該反對的。這同樣是法家對儒家的批判，而絕非儒家對法家的批判。

荀子是從儒家營壘中出來的，他的思想雖仍屬儒家，但有很重的法家傾向。他在《非十二子篇》中用激烈的語言，批判十二家學者“飾邪說，文奸言，以梟亂天下”。并且指出：“知而險，賊而神，為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奸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這段話包含了《宥坐》中“五惡”全部內容而說得更為詳盡。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荀子批判的是包括子思、子張、子游、子夏以及孟軻等大批儒家人物，而趙紀彬卻硬要證明被指斥的這些內容是“法家先驅者”的“變更理論”！又，《荀子·非相》篇的結束一段也很可注意。它說：“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夫是之謂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后盜賊次之。”這里面隱然包含著一個誅卯故事的內容：誅卯故事的“小人之桀雄”，這里稱之為“奸人之雄”，“君子”在這里換成了“圣王”；“奸人之雄”或“小人之桀雄”的罪過，同樣都在“盜賊”之上。這段話只要加一句某圣王殺某奸人之雄，就成了一個完整的誅卯式的故事。荀子的“奸人之雄”當誅的理論出現在前，記錄誅殺“小人之桀雄”少正卯故事的《宥坐》篇產生在后，誅卯故事的傳說性質不是非常明顯嗎？

韓非總結并發展了法家學說。他堅決反對諸如“仁義”“廉愛之說”、“慈惠”“貞信之行”、“微妙之言”、“文學之士”等等一切和法治相抵觸的思想、行為和言論；他把“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的“學者”，“為設詐稱，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的“言談者”，通通視為螙蟲而主張徹底清除 (《五螙》) 。韓非所反對的這些，如果用“五惡”去衡量，那么，通曉所謂“仁義”“廉愛之說”的思想就是“心達而險”，堅持所謂“慈惠”“貞信之行”的作法就是“行辟而堅”，而使用“微妙之言”去談論、記述、順從那些東西就是“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而清除它們即是“不免于君子之誅”。

考查上述商管荀韓的言論，充分證明，誅卯故事所體現的思想是法家的思想，誅卯故事中“孔子”的語言是法家的語言；誅卯故事中的“孔子”不是魯國那個姓孔名丘字仲尼的儒家創始人，而是法家人士塑造出來發表法家言論采取法家行動的人物形象。趙紀彬用“孔子誅少正卯”故事來攻擊孔子，是擔水走錯了碼頭，本想打傷對手卻打破了自家祖宗的腦袋。

如上所述，《宥坐》中的“孔子”是一個虛構的形象，裝在他腦子里的思想是法家的思想；那么少正卯之為子虛烏有也就不言而喻。何來的少正卯確有其人，孔子殺之亦實有其事？

司馬遷作《史記·孔子世家》有所疏忽，用“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一句話把《宥坐》中孔子誅少正卯故事攬入孔子傳中，還稱少正卯為“魯大夫”。春秋時代諸侯國誅殺一名大夫是重大事件，在《春秋》經上大書某國殺其大夫者達三十三次之多。如僖公十年書“晉殺其大夫里克”，僖公三十年書“衛殺其大夫元咺”，宣公十三年書“晉殺其大夫先縠”，成公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而少正卯如此“桀雄”，《春秋》并沒有書“魯殺其大夫少正卯”；《春秋》是孔子本人修訂的，更足以證明誅卯故事純屬戰國時人的傳說，而并非實有其事。

四

為什么體現法家思想的故事卻要塑造一個儒家的“孔子”來充當主角，由他來發表法家言論呢？

這現象似乎不可理解，但只要瀏覽一下戰國時代的非儒著作特別是法家和道家著作就不會感到奇怪了。在那些著作里，“孔子”經常出面。作者們有時讓他唱副凈，讓他發表仁義之說，然后作為靶子加以抨擊；有時讓他裝白臉，借他的口發揮作者自己的思想。道家讓他闡揚道家學說，法家讓他發表法家言論。這些“孔子”都不是春秋時代魯國真實的孔丘，特別是白臉的“孔子”更純系虛構。下面我們從《韓非子》中略舉數例，來看一看后一類型的“孔子”。

《內儲說上》：“殷之法刑棄灰于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離所惡，此治之道。’”——這個故事表現的思想是：對輕過用重刑是“知治之道”。這是純粹的法家理論而絕非儒家思想。

同篇：“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眾趣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于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這個故事表現的思想是：役使人民，寧不行賞而必須行罰。這只能是法家政策而非儒家之道。

《外儲說右上》：季孫使子路為郈令，役使民眾開長溝。民眾饑餓，子路用自己的俸糧熬點粥給民眾吃。孔子知道了，叫子貢去把粥潑掉，把炊具打毀。子路怫然大怒，揎拳而入，質問孔子。孔子告訴他：“女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候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孔子的話還未說完，季孫的使者就來了，斥責孔子指使弟子熬粥給民眾吃，是有意奪民。孔子因而被迫出走。--這個故事的虛構性是顯而易見的，歷史上的孔丘從來沒有因為弟子熬了粥給民工吃而被迫流亡的記載。在“評法批儒”運動中這個故事被許多文章加以引用，說明孔子仁愛的虛偽性。其實他們“忽視”了一點，他們批判的不是歷史上的孔子，而恰好是批判他們頂禮膜拜的韓非。故事表現的思想是：民屬于最高統治者所專有，施惠同行罰一樣是最高統治者的權力，臣下行之便是“侵奪”。

這些故事的主角都是“孔子”，但這些“孔子”發表的言論卻是極端的法家思想。這些“孔子”就都是虛構的形象，與真實的孔丘毫不相干，他發表的議論與《論語》中的“子曰”也迥然兩樣。——《宥坐》中殺卯的“孔子”正是這樣的“孔子”，《宥坐》中“孔子”的思想言論也正是這樣的思想言論。殺卯故事之不足信也就不言而喻。（節選自《湖北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