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古代皇帝最害怕“既不愛錢，又不怕死”的好官？

海瑞

一、 法家的君臣觀：利益與權勢的捆綁

因此，他（法家）一方面講：“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

你的部下對你并沒有什么感情，你也不要相信他們忠于你，但是他害怕你的權勢，他不得不服從你。

“臣之所以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很重要的一點，你不能讓他們抱團。

如果他們不抱團，任何人都不敢作亂；但是如果他們抱團，那就麻煩了。所以要“黨與不具”。

他說，就像我剛才講的那句話，長工為主人干活不是為了愛主人，而是從主人那里要得到賞賜。

因此，臣之所以能為君用，是因為他們希望得到富貴；他們之所以不敢反叛，是因為他們害怕殺頭。

所以，對于皇上來講，最重要的是使大臣既希望得到富貴，又害怕被殺頭，這樣的話就會很聽話。

大家知道以后的儒家經常有一些想入非非的高尚言論，后來的于謙有一句名言，說國家要治理得好很簡單，只要“文臣不愛錢，武官不怕死”，這個國家就能治理得好。

二、 “既不貪財也不怕死”的危險性

可是于謙講的這句話是儒家的言論，如果合法家看來，那恰恰相反：怕就怕的是你既不愛錢又不怕死！

如果這樣，我怎么能管得住你呢？你不愛錢，我賞你你也不在乎；你不怕死，我罰你你也不在乎。這還得了？

所以講這句話的于謙本人就沒有好下場。這種話在中國古代講的人很多，但是做的人很少。只要是做的人，一般來講都沒有什么好下場，包括海瑞，包括于謙。

其實皇上真正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韓非講的這句話。

一個人如果竟然不圖富貴，又不怕殺頭，那么他在君主的眼里就有造反的嫌疑。

儒家傻乎乎地提倡的那種不貪財不怕死的海瑞這樣的人，韓非認為是少點為好。

韓非明確講了，像這樣的人，“既不怕殺，又不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

這種人要不得，“此謂無益之臣，無所少而去之者也”。

這種人有一兩個還不算要緊，如果多一點，那就不得了了，這種人非得去掉不可。我們都知道當年海瑞就是給嘉靖皇帝扔進死牢的。

三、 歷史印證：海瑞的閑職與王翦、蕭何的自污之道

后來嘉靖皇帝去世了，海瑞逃過一死。

隆慶皇帝上臺以后，要有些新政，表現自己好像還有點新氣象，于是就把海瑞放出來了，而且還加以表彰，海瑞因此成了一個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清官。

可是隆慶雖然在道德上把海瑞捧得很高，但是再也沒有給海瑞派過任何具體的事。

海瑞原來是應天巡撫（相當于江蘇省委書記），隆慶皇帝把他放出來以后，給他安排當了個南京吏部尚書。總而言之給他安了一個級別比較高但是不管任何事的差事。

明代的制度很奇怪，把首都遷到北京以后，在南京還保留了一套模擬政府，南京也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為什么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實際上這種體制并不真正喜歡那種不貪財不怕死的人。秦漢這種例子就很多了。

秦國大將王翦率兵伐楚，秦始皇派李信為帥，李信說給我二十萬人就能打下楚國，結果打了個大敗仗，被項燕打敗了。

秦始皇撤了他之后，王翦說可以打，但李信太不穩重，我需要六十萬人。秦始皇給了他六十萬人。

接著王翦就提出要求，說皇上你必須給我多少田地、財產、黃金我才肯去打，否則我就不打。

結果秦始皇一聽就對他很放心，就把軍隊交給他了。后來王翦的部將說，你現在都什么地位了，還在乎多少田地？

王翦說，其實我哪里是真在乎呢，但我如果不這樣說，皇上能放心我帶那么多兵嗎？

這句話說得非常之深刻。皇上其實并不希望你是一個什么高尚的人。只要皇上一聽，哦，你不過就是一個既愛錢又怕死的人，那么他就可以用你了。

后來到了漢代又是這樣。劉邦當時帶兵在前線打仗，后方由丞相蕭何治理。

蕭何是個好人，奉公守法，把后方治理得井井有條。于是老百姓很多好話就傳到了劉邦耳朵里，說這個丞相真是好，又愛民又廉潔。

結果劉邦一聽馬上就很緊張，因為他知道如果是這樣的話（蕭何會有巨大的號召力）。

蕭何馬上改弦易轍，貪污腐化了一把，欺男霸女，搶了老百姓很多土地去作大地主。

老百姓紛紛向劉邦告狀，說丞相真不像話太貪婪了。劉邦一聽非常高興：哦，原來你有這樣的弱點，那我就放心了。他是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圖謀的，而且我可以制得住他。

這一套，老實說，都是秦以來這個體制非常重視的。

所以不要說海瑞這些人講得那么好，其實聽聽也就罷了，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做，在這個體制下你是很難過得去的。

因為韓非已經說了，像這樣的人都是“無益之臣，無所少而去之者也”。

《韓非子》大家不可不看，這本書寫得非常精彩。看了這本書你就會知道這個體制何以能夠持續兩千多年。

四、 法家的權力進化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

法家認為，人間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權力競爭場。

法家在后來被人予以比較高的評價，是因為法家的很多言論如果不拋開目的來講，和近代的很多西方思想是非常合拍的。

他強調競爭、否定性善、強調官僚制、否定貴族制等等。

甚至他提出了計劃生育的觀念，韓非子說如果讓人們不斷地生下去，國家會越來越窮，因為生的總比土地上長的要快，這是個嚴重的問題。

有人說，韓非是比達爾文更早的進化論者。這話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早在達爾文之前多少年，韓非就已經提出了競爭的理論。

他主張“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

古人道德最高尚，我們就服誰；到了中古，誰最聰明，我們就服誰；到了現在，誰的權力最大，我們就服誰。所以他說，今天我們最重要的就是競爭權力。

五、 儒法之辨：長者政治與強者政治的底層沖突

儒家講的周制是“尚事親親而愛私”，法家認為“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以別險為務，則民亂”，這是不可以這樣搞的。

法家主張“下世貴貴而尊官”。誰的官大，我們就聽誰的；誰的地位高，大家可以不聽爹的，但是不能不聽官的。

這就叫做“貴貴而尊官”，這是一種完全的官僚制。

儒法之別，如果要從社會學意義上講，就是宗法制與反宗法的編戶齊民之制在觀念上的區別。

在周代，“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全天下分屬千萬個小共同體。

天子雖然是所謂的大宗嫡派總族長，是天下之主，但是庶民和天子并沒有直接的關系。

庶民只聽諸侯的，諸侯聽天子的。周代的邏輯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如果諸侯叛亂，老百姓是跟著諸侯走的，是不聽天子的。這就叫做“各親其親，長其長”。

如果要建立大一統帝國，那么這個帝國必須直接面對每一個老百姓。老百姓不能聽他們家長的，只能聽皇上的。

這就是要把長者政治變成強者政治，就是要排除周制的宗法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