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的擇婿與胖東來的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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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讀論語，至第五篇公冶長。首條語錄是關于夫子如何擇婿，原文如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換成今天的白話文，夫子說公冶長，可以把女兒嫁給他（公冶長）。他雖然被囚禁在監(jiān)獄之中，但這不是他的罪過，后來，夫子果真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

夫子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其中，勇武者有之，富貴者有之，賢能者有之，服刑者亦有之。應該說，孔子雖不得志，但有志成為孔子東床快婿的人，應該不少，而孔子的選擇，亦不少。

但夫子最后選擇了終生不仕，出身寒微，且坐過牢的公冶長，作為他的女婿。當然，公冶長也位列七十二賢，不過排名靠后。史載此人雖自幼家貧，但勤學書禮，通鳥語。魯國國君多次聘請他為大夫，他都辭而不應，致力于夫子的遺志——教學育人。

鮑鵬山老師說，這就是孔子超越凡人之處。他不計較一個人是否服過刑，能主動把女兒嫁給一個服過刑的人，超越了很多凡人的觀念。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夫子對致人冤獄的官方意志的蔑視，以及對敢于反抗之人的肯定與鼓勵。

在夫子看來，被關在監(jiān)獄里的人，并不代表他真的都有罪過，也不能說，他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

這一點，在最近的胖東來招聘“刑釋人員”的回應中，也得到了某種共鳴。

胖東來第一次公開招聘20位刑滿釋放人員，當然，也是有條件的招聘。學歷是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齡在35周歲以下，刑期在十年以下。據(jù)報道顯示，20個招聘指標，收到了30份簡歷。

此招聘信息一出，引來四方關注。于是乎，胖東來特意做出回應，稱招聘刑釋人員，一方面是基于人性的善良和美好，希望各個群體的人們都能夠得到社會的尊重和關愛，能讓每個人有尊嚴地生活。另一方面，那些曾經(jīng)犯法的人，其實在接受刑罰之后，已經(jīng)是平等的合法公民。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擁有再次融入社會、具備相應的美好生活的能力。

關于此舉，眾說紛紜，點贊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有人說這是進步，也有人說這是對刑釋人員的歧視——無需特別注明服刑記錄。

在我看來，這是一件值得肯定與鼓勵的事情，有益社會。

在中國律法的現(xiàn)狀中，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僅限于未成年人，而且是有條件的封存。根據(jù)2012年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guī)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

可見，犯罪記錄封存的條件是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刑罰低于5年，兩者缺一不可。

犯罪記錄對一個公民的重要性，在現(xiàn)代社會不言而喻。有人說任何一份能匹配五險一金的工作，基本都要求“無犯罪記錄證明”。從某個角度而言，一旦個人被定罪量刑，基本上意味著他被“打入另冊”，淪為“三等公民”，人生軌跡從此發(fā)生徹底性改變，即便最后被翻案，認定無罪。此種案例，從未斷絕。

早些年，犯罪之王，即犯罪人數(shù)最多的罪名是盜竊罪，近些年，盜竊罪失去了王座，“醉駕”取代盜竊成為刑事追訴第一犯罪，而很多“醉駕”本身的后果，往往低于犯罪記錄帶來的次生后果。為了躲避酒精檢測，有人選擇頂包，有人選擇開車逃跑，也有人直接跳河身亡。無他，對很多有著正常職業(yè)的人來說，一旦被追究刑事責任，職業(yè)生涯基本宣告中斷。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法學院前院長周光權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根據(jù)“兩高”報告最近10多年來公布的數(shù)據(jù)，我國每年刑事犯罪總數(shù)為120萬人左右，其中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微罪罪犯占85%。目前累積的輕微罪罪犯，總數(shù)至少在1000萬人以上。

注意，這還僅僅是十年間的數(shù)據(jù)，如果再往前統(tǒng)計十年，數(shù)據(jù)難以想象。現(xiàn)實生活中，普通民眾將受過刑事處罰的人視為高危人群；用人單位對其拒絕錄用，刑滿釋放人員再次犯罪數(shù)見不鮮，也使社會充滿風險。此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包括當前，輕微犯罪記錄對涉罪人員的親屬也會產(chǎn)生“連坐”等影響，如有的地方出臺規(guī)范性文件，對涉罪人員的配偶、子女等近親屬在受教育、就業(yè)等方面權利進行限制等等。

有鑒于此，包括周光權教授在內(nèi)的法學界人士，提出設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這一建議也被納入《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決定》。應當說，尊重人權，包括尊重服刑人員的權利，也是現(xiàn)代法治的應有之義。

畢竟，人非圣賢，孰能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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