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 |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于滿清的態度的變遷

1924年11月6日晨8時半，我看當天的《晨報》，知道愛新覺羅·溥儀已于上一天廢除偽號，搬出偽宮，我頓然把二十年來仇視滿清的心思完全打消，提起筆來，就做了一篇《恭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之喜并祝進步》，送給《語絲》第一號。接著又寫這篇《三十年來我對于滿清的態度的變遷》。寫了幾張，忽想，這不過是我個人對于某一事件的態度，不值得“災梨禍棗”，便擱筆不寫了。近日我偶向伏園和開明談及，他們倆都慫恿我做成發表；開明并且說，“我們對于滿清的態度的變遷，很有與你相像之點，所以這種變遷，未必單是你一個人如此，把它發表，倒是很有意思的。”我給他們這么一說，不免又把興致鼓動起來，因將此文續完，送給《語絲》第八號。

我平日看報，碰到“昨日”“前晚”這些字樣，常要生氣，因為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天；所以自己寫東西，末尾總記上年月日（自然也有時忘記寫的）。現在這篇文章，末尾雖然有年月日，但為醒目起見，先在這兒說明幾句：所謂“三十年來”便是1895年至1924年；我的年齡是九歲至三十八歲。

謹遵“博士寫驢券”的“義法”，在正文以前加了這許多廢話（或云，當作費話），現在剪斷廢話，請驢子登場。

一

我在十歲左右（1896年），就知道寫滿清皇帝的名字應該改變原字的字形，什么“玄”字要缺末點，“寧”字要借用“甯”，“颙”字要割去“頁”字的兩只腳，“琰”字要改第二個“火”字作“又”，這些鬼玩意兒是記得很熟的。還有那什么“國朝”“昭代”“睿裁”“圣斷”“芝殿”“瑤階”等等瘟臭字樣，某也單抬，某也雙抬，某也三抬這些屁款式，我那時雖還沒有資格做有這些字樣的文章（？），但確認為這是我們“讀圣賢書”的“士人”應該知道的，所以也很留意。我還記得十二歲那年（1898年），在教師的書桌上看見一部日本人做的書（好像是《萬國史記》），有“清世祖福臨”“清高宗弘歷”這些字樣，又不抬頭寫，那時看了，真覺得難過。（今年夏天，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了某事件發表一篇宣言，中間有兩三處提及溥儀的名字，某遺老看見了，寫信給研究所質問，其勢洶洶，大有開國際談判之象，信中有“指斥皇上御名，至再至三”等語。我那時難過的狀況，正與今年這位某公相像。）

二

我十六歲那年（1902年），梁任公先生的《新民叢報》出版。這年的《新民叢報》，不僅提倡民權政治，鼓吹思想革新，而且隱隱含有排滿之意。前此譚復生先生的《仁學》也在那時印出，它的下卷昌言排滿，其言曰：“……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剃發之令，所至屠殺擄掠，莫不如是；即彼準部，方數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為何如矣！亦有號為‘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臺灣者東海之孤島，于中原非有害也，鄭氏據之，亦足存前明之空號，乃無故貪其土地，據為己有。據為己有，猶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茍以自救，則舉而贈之于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為，臺灣固無傷耳。尚有十八省之華人宛轉于刀砧之下，瑟縮于販賣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己寧不愧于心乎？！吾愿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我那時看了這類的議論，很是生氣，曾經撕毀過一本《仁學》。

同時在《新民叢報》的廣告中知道它的前身是《清議報》，設法買到幾本殘缺的《清議報全編》。得讀任公先生在戊戌己亥時（1898—— 1899）倡“保皇論”的文章，于是大悅。至今還記得《愛國論》中有這樣一段：“怪哉我皇上也！……有君如此，其國之休歟，其民之福歟！——而乃房州黲黯，吊形影于瀛臺；髀肉蹉跎，寄牧芻于籠鴿。田橫安在，海外庶識尊親；翟義不生，天下寧無男子！……”那時我看了這種文章，真要五體投地，時時要將它高聲朗誦的。

三

十七歲（1903年）的夏天（廢歷五月下旬），上海“《蘇報》案”發生，清廷做了原告，向上海租界中“帝國主義者”的會審公堂控訴中國的革命黨，于是章（太炎）、鄒（慰丹）被逮，蔡（孑民）、吳（稚暉）出亡。我在故鄉湖州（今吳興縣），那地方離上海很近，坐輪船要不了一日一夜，可是上海的新書報極不容易輸入（并非官廳禁止，那時內地的官廳還未曾懂得禁止新書報；實在是因為老百姓不要看它），我們看得到的報紙只有《申報》和《新聞報》，它倆對于章、鄒、蔡、吳諸先生的主張革命，都持極端反對的態度，并且它倆記載“《蘇報》案”，非常地漏略模糊，看了得不到一些真相。我當時那種“尊崇本朝”的心理，仍與前此相同，未有絲毫改變，所以極不以章、鄒、蔡、吳的主張為然。當時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贊同“排滿論”的；有一次他寫信給我，有“滿廷”“彼族”等等字樣，我很覺得礙眼，復信中有幾句話，大意是這樣：“本朝雖以異族入主中夏，然已為二百余年之共主。吾儕食毛踐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論！況今上圣明，肆口詆，抑豈臣子所忍出！”

有一天，我寫一篇書目，其中有一部書（總是《御批通鑒輯覽》之類），照屁款式是應該三抬的，因將其他各書均低三格寫，以顯此書之為三抬。

那時我的尊清思想，實在是因為對于載湉個人有特別之好感。而對于那拉氏，則已經不承認伊是皇太后，而且以為伊是該殺的，伊正是漢之呂后，唐之武后一流人物。蓋我彼時之思想，完全受“保皇論”之支配也。

四

這年冬天某晚，我認識一位朋友方青箱先生，他送我兩部書，一部是章太炎先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部是鄒慰丹先生的《革命軍》，都是徐敬吾先生（綽號野雞大王）翻印的，用有光紙石印。字跡很小，白洋紙的封面，封面上印著紅色的書名。

一寸見方的三個紅字——“革命軍”觸我眼簾，我頓然起了一種不能言喻的異感，急急忙忙地辭別了青箱，拿了它們趕回我住的一間小樓上，ㄆㄥ地一聲把樓門開了，剔亮了菜油燈的燈草，和衣倒在床上，先將《革命軍》翻讀，看它的序中將“同胞”二字照屁款式中之“皇上”二字例抬頭寫它，末行是“皇漢民族亡國后之二百六十年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本文第二行寫“國制蜀人鄒容泣述”（這“制”字與穿孝的人的名片上的小“制”字同義，“國制”是說“漢族的國亡了，現在給它穿孝”），種種特別的款式和字句，以及文中許多刺激的論調和名詞，看了之后，很使我受了一番大刺激，前此的尊清見解，竟為之根本動搖了。

再看太炎先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看到“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發瓔珞。非弁冕之服；清書國語，非斯邈之文”數語，忽然覺得：對ㄧㄚ！這些野蠻的典禮、衣冠、文字，我們實在應該反抗ㄚ！再看下去，看到“向之崇拜《公羊》，誦法《繁露》，以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則并其所謂‘復九世之仇’而亦議之”數語，更大大地佩服起來。因為我從十三四歲起，就很相信《春秋公羊傳》；公羊對于齊襄公滅紀，褒他能復九世之仇，這個意思，那時的我是極以為不錯的。那么，滿清滅明，以漢族為奴隸，我們漢族正應該復九世之仇ㄨㄚ！（說句弄巧的呆話，從福臨到載湉，剛剛恰好是九世！）復仇既然應該，則革命正是天經地義了。讀完太炎先生此書，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來滿廷之宰割漢人，無所不用其極。什么“圣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之深仁厚澤”，原來是“玄燁、弘歷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恒沙”！什么“今上圣明”，原來是“載湉小丑未辨菽麥”！滿洲政府如此可惡，真叫我氣破肚，章鄒的主張，實在是“有理ㄧㄚ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

自此又陸續看了些《浙江潮》《江蘇》《漢聲》《書學》《黃帝魂》《警世鐘》《訄書》《攘書》之類，認定滿洲政府是我們唯一的仇敵，排滿是我們唯一的天職。

次年（1904年）廢歷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我叫了一個“剃發匠”來，又把我那小樓的門ㄆㄥ地一聲關了，勒令他將我的辮子剪去，以表示“義不帝清”之至意。那年我十八歲。

當時我和幾個朋友辦一種《湖州白話報》，封面上決不肯寫“光緒三十年”，只寫“甲辰年”；當時這種應用“《春秋》筆法”的心理，正和二十年后現在的遺老們不肯寫“民國十三年”而寫“甲子年”一樣。其實寫干支還不能滿足，很想寫“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二年”，這也與遺老們很想寫“宣統十六年”一樣的心理；只因這樣一寫，一定會被官廳干涉，禁止發行，所以只好退一步而寫干支。

五

從1903年《革命軍》出版到1911年革命軍起義，這八年半之中，關于排滿革命的書報計有三派：（甲）章太炎先生的《訄書》（后改名《檢論》），劉申叔先生的《攘書》，陳佩忍先生的《清秘史》，陶煥卿先生的《中國民族發達史》（這部書名大概有誤，我手邊久無此書，現在連書名也記不真切了；煥卿先生印此書時，不用真姓名，但署曰會稽先生），和鄭秋枚、黃晦聞、劉申叔、陳佩忍諸先生主撰的《國粹學報》等等。這些書報，大致是1903年至1906年的出版物。它們的內容，可以用兩句話來賅括：“提倡保存國粹以發揚種性；鼓吹攘斥滿洲以光復舊物。”因為偏重在“光復”而不甚注意于“革新”，所以頗有復古的傾向。（1903年以前關于排滿革命的書報都應歸入此派。）（乙）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宋漁父諸先生主撰的《民報》等等。《民報》是同盟會（國民黨的前身）的機關報，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最初即在此報發表。可是此報對于“三民主義”，惟“民族”“民權”兩主義有所發揮，而關于“民生”主義之議論則絕少（我手邊久無此報，記憶亦不甚真切了）。后來由章太炎、陶煥卿兩先生編輯，更偏重于“民族”主義了。不過革命以前發揮民權共和之議論者，總應首推此報。此報出版于1905年。（與此報同時有陳陶怡先生主撰的《復報》，則當歸入甲派。）（丙）吳稚暉、李石曾、褚民誼諸先生主撰的《新世紀》等等。《新世紀》是中國最早宣傳“ㄢㄋㄚㄧㄙㄇ”的雜志，而排滿的色彩也非常地強烈。《新世紀》中關于排滿的文章，以稚暉先生所作為最多。稚暉先生一開口，一提筆，無不“語妙天下”。他對于滿廷，常要用猥褻字樣去丑詆它。有些人是不滿意他這種文章的，他們以為這樣太不莊重了，太失紳士的態度了。這種批評未必是適當的。當時的滿廷是站在絕對尊嚴的地位的，忽然有人對它加以穢褻字樣，至少也足以撕下它的尊嚴的面具。我那時對于《新世紀》的其他主張，反對的很多；但稚暉先生用穢褻字樣丑詆滿廷，卻增加了我對于滿廷輕蔑鄙夷之心不少。丙派和甲派的主張，在排滿問題上毫無不同；惟有絕對相反之一點，甲派懷舊之念甚重，主張保存國粹，宣揚國光，丙派則對于舊的一切絕對排斥，主張將歐化“全盤承受”。太炎先生可作甲派的代表，稚暉先生可作丙派的代表。《新世紀》出版于1907年。

我當時是傾向于甲派的。1906年秋天，我到日本去留學，其時太炎先生初出上海的西牢，到東京為《民報》主筆，我便到牛遷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去謁他。我那時對于太炎先生是極端地崇拜的，覺得他真是我們的模范，他的議論真是天經地義，真以他的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但太炎先生對于國故，實在是想利用它來發揚種性以光復舊物，并非以為它的本身都是好的，都可以使它復活的。而我則不然，老實說罷，我那時的思想，比太炎先生還要頑固得多ㄋㄛ。我以為保存國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復舊物；光復之功告成以后，當將滿清的政制儀文一一推翻而復于古。不僅復于明，且將復于漢唐；不僅復于漢唐，且將復于三代。總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漢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漢族的都是好的，非與政權同時恢復不可；而同是漢族的之中，則愈古愈好。——說到這里，卻有應該聲明的話，我那時復古的思想雖極熾烈，但有一樣“古”卻是主張絕對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時對于一切“歐化”都持“訑訑然拒之”的態度；唯于共和政體卻認為天經地義，光復后必須采用它。

因為我那時志切光復，故于1907年入同盟會（但革命以后我卻沒有入國民黨）。

那時日本稱中國為“清國”，留學生們寫信回國，信封上總寫“清國某處”。我是決不肯寫“清國”的，非寫“支那”不可。有人告我：日本人稱清國，比稱支那為尊重。我說：我寧可用他們認為輕蔑的“支那”二字；因為我的的確確是支那國人，的的確確不是清國人。

我在日本時做過一件可笑的事。1908年的冬天，載湉和那拉氏相繼死了。過了幾天，駐日本的“清國公使”胡維德發喪舉哀，我住的那個旅館主人忽然給我們吃素。我詰問他，他竟用吊唁的口氣侮辱我，大意說：“因為貴國皇帝崩御了，今天是貴國人民不幸的日子，所以……”我哪里受的住這樣的侮辱，不等他說完，即將素菜碗往屋外摔去。碗固摔破，而屋內的“ㄊㄚㄊㄚㄇㄧ”上也弄得油湯淋漓！我的日本話是頭等蹩腳的，對于旅館主人的侮辱，只好向他瞪眼以出氣而已。過眼之后，趕緊穿了“ㄍㄝㄉㄚ”出門，想往“支那料理店”去吃一頓肥魚大肉，不料這些支那昏百姓也與清國公使和日本旅館主人一樣的見解，竟“休業一日以志哀”！我只好買了一罐“豚肉之琉球煮”和一罐牛肉回來，將這冷豬肉冷牛肉和已經冷了的飯胡亂吃了這樣一頓“三冷席”。回來的時候，在路上遇見一個左臂纏白布（此人的纏白布，等于現在纏黑紗）的留學生，連聲罵他“ㄉㄚㄍㄚ”不置。

從1903年冬到1911年。這八年掛零之中，我仇視滿廷之心日盛一日（那時不僅對于滿廷，實在是對于滿族全體）。因仇視滿廷，便想到歷史上異族入寇的事；對于這些異族，也和滿廷為同樣之仇視。那時做了一本《紀年檢查表》，于宋亡以后，徐壽輝起兵以前，均寫“宋亡后幾年”，而附注曰“偽元某某酋僭稱某某幾年”；于明亡以后，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寫“明亡后幾年”，而附注曰“偽清某某酋僭稱某某幾年”；于洪秀全亡以后，民國成立以前，均寫“太平天國亡后幾年”，附注同上。我這種書法的主張，出于鄭思肖的《心史》，亡友陶煥卿先生深以為然。今日覆視，頗自笑其過于迂謬。以其可以表示當年排滿之心理，故及之。

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軍起。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于南京，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就職。我那時在故鄉吳興的浙江第三中學校做教員，天天希望義師北伐，直搗燕京，剿滅滿廷，以復二百六十八年以來攘竊我政權殘殺我漢人之大仇。而事實上卻是由袁世凱耍了一套王莽到趙匡胤耍厭了的老把戲，請溥儀退位。溥儀退位，總是事實，所以當時大家都不再作進一步之解決。我對于滿清的怨恨雖然消滅了些，不過優待條件我是很反對的。請問，干什么要優待他？若說，他自己覺悟犯了滔天大罪，因此退位，其情可嘉，所以應該優待。那么又要問，他可是自己覺悟不該做皇帝嗎？要是對的，咱們干么還要把皇帝這個名兒送給他呢？再問，他可是自己覺悟不該搜刮錢財嗎？要是對的，咱們干么還要一年送他四百萬塊錢？他有罪而自知有罪，咱們雖然可以因其知罪而恕其既往，加恩赦免；但對于大罪人而赦免他，不追究他既往之罪，這已是至高極厚之恩了，還要賞賜東西給他，這成什么辦法！對于大罪之人而加賞，則對于大功之人一定要加罰了。賞罰倒置，無論專制之世，共和之世，乃至大同之世，恐怕總說不過去罷。若說他自己并不知道不該做皇帝，不該搜刮錢財，他實在還要保持皇帝的名兒，還要看相咱們的錢財，故遂如其意而與之。這真是“什么話”！！！了。照此辦法，則強盜要搶錢，土匪要綁票，一定非送錢送“票”給他不可！噫！天下有這種道理嗎！——我這個見解，從1912年2月12日溥儀退位之日起，直到現在，并未變動。

上面說過，我從前是主張光復以后應該復古的，所以我在1912年12月中，參考《禮記》《書儀》《家禮》，及黃宗羲、任大椿、宋綿初、張惠言、黃以周諸家關于考證“深衣”之說，做了一部書叫做《深衣冠服說》。我自己照所說的做了一身。1912年3月，我到浙江教育司中當了一名小小的科員，曾經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音ㄐㄧ）上“大帶”，上辦公所去，贏得大家笑一場，朋友們從此傳為話柄！所以1917年才認得的朋友“狄莫”先生也曾經在《晨報副鐫》上宣布過我的這件故事。

七

這幾年來，我常常對朋友們說：1912年2月12日以前的滿族全體都是我的仇敵。從這一天以后，我認滿人都是朋友了，但溥儀（他的“底下人”和“三小子”即所謂“遺老”也者都包括在內）仍是我的仇敵，因為他還要保持偽號，使用偽元，發布偽論（大家都認1917年張勛、康有為擁溥儀復辟，為溥儀在民國時代犯了叛逆之罪，這固然對的；但溥儀之叛跡，寧獨復辟一事？其保偽號，用偽元，發偽論，何一非叛逆？我以為這事那事，厥罪維均，故不特提復辟一事）：所以我仇視他的祖宗之心始終消除不盡，我從1903年冬天至今，這廿一年中，對于努爾哈赤到溥儀，絕不愿稱他們為清什么祖，什么宗，什么帝，也絕不愿用福臨以來二百六十八年中他們的紀年。民國以前，稱他們總是“虜酋”“建夷”“偽清”；民國以來則稱為“亡清”。我是主張用公歷紀年的，但遇到涉及他們的地方，總愛寫民國幾年和民國紀元前幾年。——這種咬文嚼字的行為，不必等別人來罵我，我可以自己先罵自己道：“這完全是《春秋》和《綱目》那種書法褒貶的傳統的腐舊思想，真是無謂之至！”但我自己雖明知無謂，而對于亡清，宿恨未消，實不能不用此等無謂的書法以泄忿。這個謬見，至今猶然。

但我又常對朋友們說：我雖認“溥儀”為仇敵，可是我絲毫不想難為他，只希望他廢除偽號，搬出偽宮，儕于民國國民之列，我便宿恨全消，認他為朋友；我并且承認他到了適合的年齡，一樣有被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資格。今年十一月五日，我的希望居然達到了（雖然優待條件并未完全取消），所以我高高興興地做了那篇《恭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之喜并祝進步》。彼時我的確完全解除武裝，認他為朋友。我方且以為從今以后，我們對于愛新覺羅氏竊位二百六十八年的事實，應與劉淵、石勒、拓跋圭、李存勖、石敬瑭、阿骨打、忽必烈等人的竊位同等看待，還他歷史上的地位，不必再存仇視之心了。

豈知近一月以來，溥儀既白晝見鬼，躲到日本公使館去。而某某兩國的無聊人，死不要臉長垂豚尾的遺老，以及想偷偽宮古物的流氓，他們“三位一體”，捏造謠言，陰謀搗亂：一面“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用“盜憎主人”“賊捉捕快”的手段，誣蔑國民軍和清室善后委員會偷東西；一面唆使溥儀不許他高升為平民，非保持偽帝的丑態不可；一面包圍段祺瑞，叫他恢復已廢之優待條件。我于是把對于亡清的武裝已經解除了的，現在又重新要披掛起來了，看他們那樣勾結外人來搗鬼，說不定仇恨之心比以前還加增些；這是事實使我如此，我雖欲不如此，亦不可能。

這篇文章寫到這里，可以完了。現在再加一句話：假如今后“三位一體”的搗鬼完全消滅，溥儀完全做了民國國民，我一定再解除武裝；如其不然，我當然仍舊認他們為仇敵，而且仇恨之心比從前還要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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